观察家 | 变革的印迹
印刷术，单纯的技术力量，以及由技术派生的逐利的企图，包括印制方言本和“正字”，以一种时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知识，变便宜了
这一浪潮会驱动怎样的变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裹挟于浪花中，未必能看到大海的全貌。五百余年前的欧洲，历经近20年探索，古登堡终于折腾出了实用的印刷机。从此以后，想出海，未必要竭力交好癖好怪异的老水手，也不必犹豫要不要相信手绘的老旧海图（辗转复制几次，标出的位置早就变了），市场上有更准确的地图；想经商，也未必要给脾气暴躁的师傅打多年下手，市场上涌现了许许多多教经商的书籍。知识，变便宜了。
互联网经济和印刷机，二者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研究前者的学者总犯愁：明明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生活，统计数字里为啥就是看不见这部分贡献呢？Brynjolfsson、Eggers和Gannamaneni在2017年的研究就发现：1993年和2015年，互联网高歌猛进的20年间，信息产业占整个经济体的比重一直没什么变化，总是不到5%。同样是高效传递信息的技术，几百年后再回顾印刷机，经济史上留下的痕迹就深刻得多了。
如果只从经济的角度看印刷术，那就太狭窄了。在开辟之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当中，作者列举了印刷术扩散对宗教、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近十年，沿着这个方向，量化历史研究者得到了许多新发现：一方面，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更迅捷灵活，这又大大便利了新教在欧洲的扩散。以路德为例，没有这一前提，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不可能传得那么快、那么广——仅1518年，他的小册子《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就印了14版，每本至少1000册。
印刷术也带来了“呆板”的一面。在此之前，交流多诉诸口传，准确拼法为何、有无标准写法，在民间并不是那么重要。书商要印书，就有把拼写固定下来的动力：每次都只需排相同的活字，能切切实实地降低印制成本。纯粹出于盈利的举措，却带来了极深刻的改变：语言的标准化有助于强化民族意识，加速民族的形成。最早系统分析这一点的，是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借助新的数据源和分析方法，量化历史学者得以严格检验这一早已成为经典的论断。
研究印刷术会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是不是低估了一些问题的重要程度？其中最显眼者，便是垄断问题。是的，量化历史确实发现，印刷术的扩散有助当地经济增长，但如果当地的书商是“一家独大”，垄断了市场，这个效应就要减弱很多；确实，印刷术的扩散有助新教等新思想、新观念在当地的传播，但如果当地的书籍市场缺乏竞争，这一影响的幅度也会小不少。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忧巨头掌控出版事业对思想市场的影响。近代欧洲，是思考当代极好的基准。
作为一种崭新的信息技术，于“变革动因（the agent of change）”这一称谓，印刷机当之无愧。本文接下来将详细介绍印刷机带动的变革：第一部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尤重人力资本这一渠道。第二部分含两小节，一是对宗教改革的影响，强调新教思想传播；二是是对语言的影响，例子是民族语词典的编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在稍作展开的同时，也会与互联网做一点简单的比较。
印刷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本系列之前刊载的《“韦伯假说”的错与对》（《经济观察报》2017年12月11日第849期38版）中，介绍了Becker和Woessmann两位教授量化新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新教最早发源于维滕贝格，再逐渐向周围扩散。维滕贝格周边“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更易受新教影响；距离较远的地方，思想传播就比较困难。然而，除开新教，距离维滕贝格的距离，本身不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拿这个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就可以把新教对经济的影响算出来。
Dittmar（这个名字，后面还要多次提到）用相同的办法研究了印刷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展初期，制约印刷术扩散的因素很多。一是怎么铸造活字。强度大、不易磨损、冷却后保持平整……再当时，寻找适宜铸造活字的材质并不容易。古登堡找到的配方，是铅、锡和锑合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配方和相应的工艺都处于秘密状态。开始用合金铸活字的时间，1450年；有公开的文字材料记载铸活字的详细方法，则要等到100年以后了。这是来自技术供给层面的限制。
需求层面，制约技术扩散的因素也不少。首先，一套印刷机的成本，大致是一名熟练工人4-10年的工资；其次，开工以后，作为重要生产原料的纸，在当时的欧洲并不便宜；最后，起码在技术发明的前几十年，印书的利润前景并不确定，不乏有来不及收回成本即黯然关张者。早期敢“吃螃蟹”，涉足印刷生意者，有些设法争取大学、教会等有稳定需求的客户，有的则怀着讨赞助人欢心的意思。
Gilmont 于1998年的文章，简洁地概括了影响印刷术扩散的因素：“偶然，比任何基于利润的解释都更有力”。更准确地说，决定印刷术扩散到西欧某地的时间，主要就是当地距离美因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的地方）的距离。细究历史上欧洲各地印刷商的分布：1450年代，仅古登堡一家；1460年代，法国、意大利境内靠近德国一侧，以及德国中部南部，零星点缀几家；1470年代，遍及德法意，西班牙也出现了两家；1480年代以后，数量开始爆发，欧洲遍地开花。距离，是最主要的因素。
因此，和新教一样，距离印刷术发源地更近的地方，也更早地拥有了这项新技术。同时，到美因茨的距离，本身又不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用一模一样的办法，就可以算出印刷术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在1450-1500年之间采用新技术，能让一座城市在1500-1600年间多增长78%。单单“有没有采取印刷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1500-1600年间，不同城市增长率差异的近70%。说得再简单一点：新技术垂青的城市，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大踏步前进；没有跟上的城市，几乎没什么增长。
印刷术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最简单的答案：知识的价格因此下降，有知识的人因此变多；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城市的腾飞。再问得细一点：发挥魔力的，究竟是哪个类型的知识呢？经典的文章《素养的量化研究：年龄堆砌和人力资本的历史》（Quantifying quantitative literacy: Age heaping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capital. ），把人力资本分了两类：一是识不识数。这个指标和能不能计算密切相关，在商业当中非常有用；二是识不识字，这一点更接近我们通常对知识的认知。他们分析了很多欧美的数据，发现和长期增长关系更紧密的，是前一类资本。
怎么才能学会识数呢？印刷术出现之前，除了当学徒、一点一点学艺，没有太多办法。这也容易理解：怎么算利率、利润和汇率，都是贸易这一行的吃饭本事，怎么可轻易授之于人？有了印刷术以后，这些知识，花钱都可以买到。现存最早的“商业算术”教科书印行于1478年，其序言开门见山：本书旨在给有志于商业的青年提供基础的商业算术训练。之后，此类培训班大量涌现。
商业技巧当然远不止于识数。怎么记账（尤其是刚刚出现的复式记账法）、哪里的港口有水源补给、哪里有盗匪强人……以前只能口传心授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印刷出来，四处贩售。老师也可以开班，印辅导材料，给大家来一堂“理论结合实务”。15世纪末，市面上只有寥寥几种商业指南；到16世纪，这个数字已经上千；截止17世纪，光是留存到今天的商业书，就有四、五千种了。
总之，通过把知识“固定”下来，变成有形、便携、便于交易的形式，印刷术为欧洲带来了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最直接的利好，就是从商人才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长期中，经济因此受益良多。实际上，Dittmar还发现：无论是老印刷商去世，还是新的印刷商进入，都会提高当地出版书籍的数量，进而加快城市未来的发展速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印刷术影响经济的渠道：保持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有助于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潜力。
按照Spitz 在1985年的统计，1517到1520区区三年间，路德写作的小册子就销出了三万多份。无怪乎路德要如此慨叹了：“印刷术是上帝传福音的道路，是他至高之大的仁慈赐予。”路德的支持者四处推荐小册子，书商、小贩和旅行者又将这些宣讲带到四面八方。当时的作者，已经深谙今天吸引眼球的“套路”。他们并不介意当一把“标题党”；相反，他们主动把标题写得很有吸引力，方便背诵、传播。之后，才是字号更小、也更繁杂无味的正文。
这类材料数量甚多。没有人会怀疑印刷术对新教的意义，但是，这一助益究竟有多大？另外，天主教有没有从印刷术中获益呢？量化历史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帮助我们理清了这些问题。最早定量研究前一个问题的，是Jared Rubin。利用和Dittmar相同的方法，利用距离这个工具变量，他发现：1500年时拥有至少一台印刷机的城市，1530年时信奉新教的概率要提高超过50%！到1560年，印刷机的影响仍然超过40%；哪怕是100年之后，这一影响仍然十分显著。
量化研究的脚步不止于此。结合近年来盛行的机器学习技术，Dittmar将这一领域推进到了微观层面：具体来说，他首先收集了1454-1600年间，西欧各地超过100000份出版物。研究者自己先看一部分，标注这些书册的立场是支持天主教，还是支持新教。接下来，利用已经标注过的这些样本的语言特征，可以把剩下的成千上万份材料按宗教立场分类，大大节省了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
对这些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地图书市场越集中，新教的出版物就会更少。垄断，或者竞争者数量很少的地方，一旦在位者的当家人（当时的书商，大部分仍有创始人浓重的个人色彩）死亡，新进入者和更激烈的竞争通常会随之而来。之后，当地会因此拥有更多的出版物，也因此能看到更多的新教小册子。很有意思的一点：宣扬天主教的小册子数量，也会因此增加。
结合前面提到“竞争有益经济增长”的研究，这些长时段的历史证据，也促使我们去反思竞争的价值和垄断的危害。出版资源日趋集中的后果，是图书定位日益趋同。许多小众口味或极富创新的作品，或许因此胎死腹中。众多书商的存在，迫使大家不停尝试新口味、开拓新市场；集于一隅后，再要探索未知，就没那么容易了。经济增长的动能，或许就蕴含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当中。
印刷术的研究，还在另一个层面上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助推民族语的形成。一方面，在利润驱动下，书商不断尝试开辟新的市场：在会说拉丁语的知识精英外，还有只掌握方言的普罗大众。经商指南等小书，可以直接印方言版出售；经典著作，那就翻译过来出售。这带动了各地方言的使用。另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到，印刷这一技术，本身就要求语言的“沉淀”：什么时候成本最低？一个词，只有一种拼法的时候。二者结合，为各种方言制定辞典，也就成了自然的趋势。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年轻的经济史学者Sasaki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的变量有二：一是欧洲各民族第一次印刷出版本族语词典的时间；二是各民族历史上是否有印刷术传入的记载，如果有，是什么时间。结果，到1900年的时候，已有超过25个有传入记载的民族出版了属于自己的民族语词典；没有记载的民族，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很遗憾，只有1个。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到2000年，有记载的民族，出版词典的概率比没有记载的民族要高50%以上。记载时间越早，出版概率也越大。
再深挖一层，就是安德森的著名观点：印刷术推动的语言“固化”，构成了“古老想象图景的中心”。共同的语言，强化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在这个例子中，印刷术，单纯的技术力量，以及由技术派生的逐利的企图，包括印制方言本和“正字”，以一种时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是谁？长远一些的尺度看，在我们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所谓“天经地义”的回答前，这些答案，或许都已在历史长河经历了漫长的漂移。
另一个相当重要、但难以量化的方面，是著作权等概念的诞生。Gold-stein的名著《著作权之道》，选取的起点即是古登堡。在印刷机之前，书籍依赖手抄。极高的复制成本，本身就是一道壁垒。此外，既然直接售书，很难获取太多利润，著作权这个概念也就缺乏根基。有了印刷机后，一位当红的作家，作品可以卖到几十、甚至数百万册。此时，保护这个权利的需要就显得十分迫切了。今天，我们的观念已经习惯了无处不在的知识产权，但这同样不是“天经地义”的。
和印刷机一样，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印刷机，便利了别人利用你的著作，但范围仍有局限；互联网大大强化了这一点，个人各个维度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收集、传递、存储、利用。此时，这些信息属于谁？如果确定产权归属哪一方，其它当事方要不要给出相应的补偿？自古登堡后，有关著作权的问题扯皮了几百年；互联网时代，有关个人信息的争论，近年来愈演愈烈。两种信息技术，外表大相径庭，却带来了实质相同的问题。
最后，同是信息技术，既然印刷术对社会的推动与市场结构密切关联，互联网在这一问题上会有所区别吗？赢家通吃、跨市场传导势力、财富收入中极高部分的飞速抬升……许多观察者已经表达了对互联网产业集中的忧虑。来自上一次变革（如此规模的，总共也没有几次）的经验提醒我们，印刷行业的集中，长期内对社会是负面的影响。在思考当下问题时，这一点也应该纳入考量。总之，人类社会，类似规模的变革，样本数量太少。慢慢展开全貌的历史，是少有的理解今天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