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观头条 | 博鳌直面四大挑战
导读
雅各布·弗兰克尔说在80年代开始所有的政策协调机制中，从未听过有人谈论供应链、战争、疫情这样的话题。对于年轻人和诸多的经济体而言，“通胀”也像是天花一样，似乎早已经从人类的文明议程中永久消失了。
但在2022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会场中，这些词语开始频繁地出现。
2022年，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脆弱的复苏周期中，这种复苏面临着一些传统的风险，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课题：疫情、全球通胀，双碳、数字化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如此之恰当”，4月21日，雅各布·弗兰克尔在博鳌2022年年会上的以高通胀为主题的分会场中表示。弗兰克尔曾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职务，目前是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三十人集团主席。
与2021年一样，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放在4月举办，为做好疫情期间保障工作，本届论坛举办地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闭环管理。会议议程从往年的4天变更为3天，60余场包括发布会、分论坛、对话会、圆桌会议等被压缩至30场。
去年论坛中，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后疫情时代”、“网红经济”、“消费趋势”，在今年更加紧凑的会议议程中，人们开始更有勇气的直面关键的挑战与命题，并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寻求对策。
在一场题为“科学为盾，战胜疫情”的分论坛中，张文宏表示CFR（病例死亡率）是各国在评价能否走出疫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只有医疗资源非常充足的时候才能将病死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此外脆弱群体的疫苗接种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因而要大力呼吁脆弱群体接种疫苗。
经济领域嘉宾们开始更多关注绿色能源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策。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向海平将双碳目标视为一个“非常美好”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积极而稳妥。
开放被视为对抗去全球化的良方，中国和东盟依然是全球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框架下，数字化则普遍被企业界人士视为少有的确定性，也是应对种种变数的重要工具。
张文宏通过视频方式出席的分论坛主题为“科学为盾，战胜疫情”，这场论坛的议题之一是“完全战胜疫情，需要以科学为依据，加强国际合作，防止政治化干扰。”
目前上海正面临着中国疫情发生以来病例数最多的一次疫情。张文宏近期一直和同事忙碌在临床一线。他通过视频参会时透露出一组数据：此轮疫情在上海的25个死亡病例中75岁以上的占近9成，几乎每一个病例都有基础疾病，同时重症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病人，几乎都没有打过疫苗。由此他强调：“加强对脆弱人群疫苗接种是未来走出疫情非常重要且关键的科学手段。”
2022年初，亚洲多个经济体再现疫情高峰。韩国、越南、日本、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的每日新增病例都在万例以上。
疫苗被认作是目前疫情防护中行之有效办法，尤其是一些对脆弱群体和具有基础病人群而言，可以降低致病率。张文宏、陈冯富珍等专家均在论坛中呼吁，加强高龄或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的疫苗接种率。
而疫苗普及率和可及性仍不足，世卫组织全球卫生筹资大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表示，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连第一针疫苗都还未接种。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有超过80%的人接受了疫苗的注射，但在中低收入国家人群中，只有50%不到的人接种疫苗。
不仅是世卫组织，这一现状使更多地区和机构感到紧迫。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表示：“如果还有一个国家没有完全消灭疫情，那就不能说全世界已解除警报”。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让人们试图寻找一些更长效的机制和更广泛的合作，以防止再下一次疫情出现之时，人类能够更有效的应对。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机制教授里菲特阿顿说：“我们知道疫情可能不是几个月，一年就能够结束，现在已经持续了两年。还会有别的疫情出现。所以我们的体系不仅要短期予以应对，而且要有复原力以能够应对长期外部威胁”。他认为未来该建立全球筹资机制，此外要协调采取一致行动，在防范应对和复原力三方面共同施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拉吉夫·沙阿表示，过去两年非常艰难，也有很多人为此失去生命，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经历大流行病，甚至可能不会是有生之年最糟糕的一次。每一个新的变异株都在证明一个简单的真理，准备仍旧不足，为了做好准备，不管是针对下一个新冠的变异株还是另外一种病毒，必须做出三个承诺，要相互信任、要相互分享数据、要进行合作，努力在下一次大流行开始前就阻止它。
“两种分离且矛盾的愿景”
美国倡导一个“印太经济框架”，所包含的国家中没有中国；而东盟提出的经济框架，包含中国和所有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院士马凯硕将此形容为“两种分离且矛盾的愿景”。未来十年，全球会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考验，主要是中美之间的博弈。
马凯硕呼吁亚洲国家将两个愿景拉到一起，今年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论坛，很像是一场各方代表的集体呼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新加坡前副总理、凯腾控股董事长黄根成在会上表示，供应链不要被外力所推开、不要隔离、要紧密连接。
数据上看亚洲的贸易仍然是紧密连接的，但是，从实践者——国际贸易组织和真正做出口生意的伙伴来看，真实世界仍然有一些威胁和矛盾，供应链的分裂不降反增。
4月22日，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及金融业主管合伙人张立钧对记者表示，一些企业家着手降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因为威胁因素正以组合的方式呈现，且都在他们的预期之外。
根据普华永道当日发布的《第25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过去一年，全球有48%的CEO认为公共卫生风险是全球经济第一大威胁，有43%的CEO最担忧宏观经济波动，有32%的企业最担忧地缘政治冲突。
全球只有34%的企业家对收入预测的准确性控制在2%绝对值以内，15%的企业家实现了比预期低于3-5%的业绩，有11%的企业家甚至低于10%。张立钧表示，未来将充分考验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更持久和稳定的开放是与会人员认为的对抗去全球化的良方。本次博鳌论坛上，来自中国政府的人士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态度：不但要开放，还要更高水平的开放。
邓波清表示，中国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并强调新冠疫情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国已经先后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2亿剂疫苗，包括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是无偿援助，这方面工作还会持续下去。
这似乎印证了马凯硕的判断，“在疫情和逆全球化的风险之中，中国和东盟正成为阻止分离最重要的两个力量。目前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还可以将日本、韩国、新西兰都纳入其中，也可以将印度甚至美国都团结到一个方向。”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今年1月1日正式落地，这是一艘覆盖30%全球人口及25万亿美元GDP的巨轮启动。过去一年，多边主义从框架设计到真正落地，RCEP成员国从12增加至15个，这成为了整场论坛释放的为数不多的积极信号。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表示，RCEP结构的任何变化，都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动能。比如90%的RCEP成员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将会是免关税的，这将极大促进地区贸易。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我们已经看到有中国企业在往出走，有外国企业往这里来。”
她认为，RCEP实施后，更多的投资和贸易会基于现有的合作平台进一步转移进来，因为它相当于重新界定了各国在同一个框架下的比较优势，各国可以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来确定贸易的重点，然后再与成员国之间形成良好的分工合作。这从本质上看是对供应链格局的重塑。
更务实的“碳中和”
碳中和关乎现在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2022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议程尽管历经压缩，碳中和热度不减。即便通过认知的迭代达成了共识，在后续的实践中碳中和仍在经历扬弃式重建。
以两届博鳌为时间节点，在过去一年中，各地公布了碳达峰方案又在后续的修正中摒弃“运动式减碳”的意图，7月全国碳市场成立，2000余家电力企业作为首批控排企业参与其中，大宗商品上涨推高燃料价格，9月在能耗双控与煤炭吃紧的夹击下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此后传统化石能源对于保供的作用在多个重要场合被重申。双碳目标的总路线图“1+N”政策体系渐次推出。
有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叠加过去一年的实践经验，今年的讨论变得更加稳妥务实。产业发展、政策工具、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围绕碳中和这一宏大的目标，各方角色逐渐明晰。
首先是在碳中和框架下的能源转型，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向海平将双碳目标视为一个“非常美好”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积极而稳妥，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也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基础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吉臻提出，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能源发展的背后是多年以来火电、水电能力的建设所提供的强大支撑。传统能源一方面要能够提供足够的电量，另一方面也要支撑新能源，为其兜底。减碳的同时，民众要生活，经济要发展，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把这部分化石能源减下来似乎不能操之过急。
刘吉臻说，在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能源发展的主要路径应该是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多种能源综合化。所谓综合化就是融合，新旧能源一起来此消彼涨，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进而实现零碳目标。技术层面新旧融合的三个路径则是多能互补、供需互动、多流融合。
同样在调整的是金融对高碳项目转型的支撑，转型融资是棕色项目绿色化的重要手段。传统的绿色金融主要是支持纯绿或者是接近纯绿的项目，而转型之中的高碳项目也需要资金的支持。从实际操作情况看，金融机构想要支持转型金融的掣肘之处在于担心被指“洗绿”，因而在现有条件下“不敢支持”：很多的银行不敢参与煤电企业向低碳的转型，因为一旦参与进去，就会被说在“洗绿”，因为煤电企业不在绿色目录里面。
根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的观察，一套创新的转型金融体系正在研究和酝酿之中，这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一些早期的尝试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推出的转型债券的框架，就界定了转型活动，以及如何用转型债券的金融工具来给予支持。但未来仍需监管层面有明晰的框架来引导整个金融界向转型活动提供更低成本的资金。
2021年全国碳市场启动，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政策工具，市场对碳市场的期许是，在促进国内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能够充当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梳理从2021年7月16日到12月31日的6个月时间中碳市场的整体表现，可以看出整体交易量较少，价格稳定。配额的交易约为在30元人民币每吨和59元每吨，与最初全国碳市场交易首日（16日的开盘）相比，年末的收盘价上涨13%，收于54.22元每吨，约合7.5欧元。不管是碳价水平、纳管行业以及市场活跃度都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前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谈到对全国碳市场的一些观点。他认为，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碳市场要激励企业更多地做出减碳行为，通过市场分配起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会提供一个优化的价格，也可以说是优化的激励机制。随着市场从小到大，激励机制也应逐步提高。同时还应从现货走向远期市场，其中包括期货、期权的交易。人们要知道的不光是当期的价格，对于中长期来讲，更重要的是引导投资。
这意味着碳市场需要发挥市场机制，完成从强制性市场向资源性市场的转变。马骏认为，目前碳市场已经具备了短期内配置的功能，但是趋于静态。更加重要的是中长期配置。这就需要通过碳价格信号来引导更多绿色低碳技术的投资。如果碳价格的信号不清晰不准确，那么资源配置的功能就不存在。
行业也在思考如何提高价格的有效性。一个解决方案是，增加多样性，只有更多的机构和主体参与其中，才能形成流动性较高的市场，价格机制才能得以完善。马骏认为，完善的要素是让金融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同时上线碳期货等衍生工具，让市场能够获知碳价的中长期信号，有效引导投资。
数字化共识
不同于政府行为的诸多侧重，企业家的行动更加务实和谨慎。张立钧表示，说到行动，企业家只能在不确定性的大框架下，寻求为数不多的确定性因素。张立钧和众多嘉宾一道认为，数字经济增加了供应链的韧性、盘活和带动实体经济，几乎是当下的唯一的确定性。
这种新的共识，在4月21日接连两场的数字化论坛中突显。
数字经济正在润滑贸易的摩擦和阻碍。新西兰，一个不足500万人口的中小贸易国家，中国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病例数量失去控制，其总理阿德恩曾下令封城，整个国家开始被隔离在主流市场之外。
达米恩·奥康纳是新西兰贸易和出口增长部长、农业部长、生物安全部长、土地信息部长、农村事务部长。他在论坛上表示，传统的出口商开始在业务当中使用电商，有超700个新西兰的品牌向天猫等数字化平台销售。过程是逐渐演变的，人们首先看到一个社交网络，然后把它变成商务网络，再用来做贸易，尽管平台创立的初衷并不是要做贸易。
“数字化能帮助我们克服在距离和规模方面的挑战，同时，数字化也可以使得中小企业更有利地在规模化的市场上竞争，可以减少他们的贸易成本”，达米恩·奥康纳表示，数字经济大大加速了新西兰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受益者有本土的女性、弱势群体、小企业和农村人口。
去年薇娅、李佳琪的参加博鳌会议隐喻着一个数字经济时代的草根造富的神话，神话之下，在今年在贸易阻隔、物流不畅的一年里，更多市场中的弱小者通过电商、直播平台创造的收入，正在形成数字化的普惠性。
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表示，数字经济提供了三种能力：海量的连接、海量智能的匹配、塑造信用。这使得能力比较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都很弱的人，能以更低的搜索、交易、匹配的成本进入到市场中。
数字经济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帮助实体经济提升效益，也被反复提及。达索系统亚太区执行副总裁许善淞参会多年，作为一家跨国工业软件公司的领导者，这一次他很期待数字经济的议题。许善淞对记者表示，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发现，企业以结果为导向，希望用数字技术真正带来生产力的提升，降本增效。
在许善淞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凸显供应链不稳定性的因素之一，疫情影响了供应链、生产等诸多环节，从而强化了对数字化的需求，加速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比如工厂的产能在疫情之下受到制约，而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生产、制造流程成为“刚需”。
达索系统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在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下，更多企业以结果为导向，希望工业软件和解决方案能够助其达成目标，比如实现柔性制造等。也就是说，数字化技术要真正带来生产力的提升，降本增效。
数字化转型也需要上下游的高效协同创新，这对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5G、云计算等）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中国电信总经理李正茂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疫情会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加速5至7年。作为基础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着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者的角色，即搭建5G这样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让机器人、无人驾驶、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都能“奔跑”起来。
李正茂表示，一些传统工业正对5G等数字化技术展现出一种巨大的、刚性的需求。比如，煤炭、钢铁这类重化工业，它生产作业的危险性很高，更需要用智能取代人力，保证安全生产，对它来说减少事故发生，就是在提高效率。“现在你在煤矿的厂区会发现，只有控制中心有人值班，而在采煤的操作现场几乎没有什么人了”，李正茂称。
（本文作者：沈怡然 李静 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