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浮出水面，再探张献忠屠川之谜| 醋话中史

张献忠火了，因为他的宝藏。

史载张献忠搜刮白银千万两，因战败悉数沉于水下。“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个成都府。”300多年来，这首民谣不胫而走，被认为是破解张献忠宝藏的“达芬奇密码”。

1939年，在锦江望江楼处，由川军出资的锦江淘金公司挖出了石牛石鼓，但最终除了几大筐铜钱一无所获。1997年兴修锦江生态河堤时，在同一地段又挖出了石牛。如今两头石牛还静静地卧在锦江公园。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离锦江约60公里的彭山江口，近年来不断传出张献忠宝藏的消息。

2010年1月5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2017年3月20日，四川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阶段性工作新闻通气会，会上发布消息：考古队在两个多月的发掘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0000件，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真实性。

  考古发掘前的岷江彭山江口段

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打捞自彭山江口

藏于木鞘的银元宝，证实了清代历史文献关于张献忠“木鞘藏银”的说法

至此，张献忠藏宝之谜算是告破，但他的另一个大秘密依然争论不休。

那就是“八大王剿四川”之谜，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他为什么在自己的地盘杀人？他是否造成四川人口大灭绝？

一、人口灭绝

醋醋是四川人，小时候就听父辈说，在明末清初，我的先祖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搬来，因为“八大王剿四川”害得四川没人了。醋醋当时以为有八个大王剿四川，后来才晓得，八大王是张献忠的名号。

无论是民间记忆，还是官方史料，都显示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灭绝。

（01）

四川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自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以来，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谨”。因环境太好，古有“少不入川”之说，以免少年人在温柔乡里堕了志气。 水土养人，滋生繁茂，南宋时期，四川人口曾高达1290万，占全国14%之多，后经蒙古入侵人口锐减，但在明朝获移民发展，至明末崇祯三年（1630） 四川人口约600万人（《中国人口史（明代卷）》 ）。

据明代赋役黄册库《后湖志》记载，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川人口1466770人，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业已完成，此后四川人口为自然增长 。在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中，作者曹树基认为，作为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四川人口年均增长率不会低于同时期华北地区0.6%。崇祯三年（1630）三月，四川始乱 ，“ 流寇由龙安府入至剑州江口，首犯四川”（《客滇述》明·顾山贞），巧合的是，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聚众起义，自号八大王，14年后，他将给四川带来真正的噩梦。

龙安，今平武县。剑州，今剑阁县

明末崇祯三年（1630），这一年四川落日余晖，人口达到明朝峰值约600万，计算如下：146.6*（1+0.006）^(1630-1393)=605万，由于增长率是估算，为方便表达故取整600万。

另有说法明末四川人口300多万，数据见于《明会要》卷50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尚有人口3102073人，《中国人口史（明代卷）》未采用，该数据相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年均增长率0.4%，接近明朝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率，比正常增长率少了2个千分点，明朝四川是在冰河时期吗？

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朝中后期人口统计严重失实，其一明朝施行人头税，家庭登记人口越多，交税越重，明朝中后期法令松弛，官员懒政，人口多有瞒报。连明朝人都开始怀疑明朝的官方统计数据。宣德七年，一个叫周忱的官员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里质疑官方人口统计数字，认为很大部分人口没有统计上来，原因是“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

其二户部官员连年照抄，名曰“抄旧”。据《明实录》，隆庆自元年至五年，年年口数都是62537419。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05 人，到了天启六年（1626），经过245年和平发展，人口却减少到51655459.5（口半），醋醋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明朝实行了计划生育。

而明初立法严猛，一般人不敢轻易犯法脱漏户口，官员办事认真，醋醋认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 统计比较靠谱，故作为计算基数，通过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出600万，可能是目前最接近当年四川真实人口的数据。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史载户口实为赋役人口，军官及其家属、藩王宗室、隐户、流民均未入籍，实际人口大于史载户口数。明末四川真实人口要高于以上计算，但无法数字化，仍以600万为准。

此外，在《中国人口史（明代卷）》，曹树基还统计了四川行都司（元属云南省，今四川凉山自治州）等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80万，以及播州（今贵州遵义，洪武二十七年纳入四川 ）55万，加上这两处地方，四川人口合计735万。由于这两个地方远离明末四川战乱区，处于四川、云南、贵州模糊交界处，历史上行政划分几次反复，且人口统计数据未见精准来源，故不纳入明末四川人口大灭绝统计区域。

那么，经过明末战乱，四川人口还剩下多少呢？据清雍正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编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原名《皇朝文献通考》 ）卷19，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第一次户籍统计，四川在籍人丁仅余1.6万户，按清朝惯例每户5人算约8万人，该数据亦被四川大学出版的《四川通史》引用 。同一卷还有记载，24年后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人口统计，也仅增长到1.8万户，约9万人。据巴蜀书社出版的《巴蜀移民史》，作者谭红称《四川通史》作者之一柯建中推测清初四川人口应有76980 人。

相比而言，由州县官亲眼目睹的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巴蜀移民史》列举了清初顺治到康熙年间5个州20个县的户口统计，叙州府（今宜宾市）13县，泸州3县，潼川（今三台县）8县，资州（今资阳）4县，邛州（今邛崃）2县，以及另外20个县合计50个县，遗存人口不满百户的县占了40个，最少的三个县：永川县（今属重庆）“遗民7、8家”，安岳县“户不盈十”，仪陇县“十余户”，最多的江安县也仅有300户。凡是数据显示未满百的，醋醋均以100户计算，算出50县共3357户，平均一个县67户，按每户5人算平均一个县335人，清朝四川辖111个县，共为37262人。

顺治八年（1651）十一月，清驻保宁（今阆中）巡按御史郝浴自到任经过调查，次年奏报说：保（宁）、顺（庆）、潼（川）、龙（安）四府州“三府一州二十九县，共得九千三百五十余口”（ 郝浴 《中山奏议》卷一《备述蜀省情形疏》），以此计算平均每县322人，全川111个县共计35788人，与前面计算相当接近。

考虑到川南嘉定（今乐山）、眉山所受战乱较小，如眉山县清初2094户，共计男女5940丁口（民国《眉山属志》卷3），清初四川人口不会超过5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眉山县平均每户不足3人，少于通常的一户5人，或许这是战乱年间的常态，眉山如此，其他县一户人口更少。而上面统计只有户口没有丁口，均是按每户5人算，因此清初四川真实遗存人口可能远小于目前所能计算的数字。

还有一种说法，清初四川人口50万。一是见于《中国人口史（明代卷）》，曹树基根据县志记载的人口损失比例，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民国《广元县志稿》第五编），西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光绪《西充县志》卷6），估算四川人口损失了90%，从而得出崇祯十七年（1644）残存50万人的结论。醋醋认为不妥，相比户口统计，这种县志模糊比例用语本来就不准确，才两个标本就得出四川人口损失90%太草率，且1644年张献忠刚入川建国，四川还未遭遇大的战乱破坏，何以减员90%？二是见于四川大学出版的《四川人口史》，作者李世平认为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 ）应有约50万人，由于无法找到《四川人口史》电子版，醋醋不知道李世平采用什么史料什么方法得出的这个数字，上述史料显示该年四川人口1.6万户，若按此计算四川一户家庭得有31人以上，敢情四川人都是大家族。

综合以上资料分析，清初四川人口5-8万，甚至更少，应该接近历史真实情况。其实还有一个统计办法，就是大面积调查今四川各地人祖籍，算出移民比率，这就不是醋醋能办到的了。看官勿要烦醋醋纠结数字，可要知道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命。

经历明末清初的浩劫，四川人口从600万以上剧减到5-8万以下，人口减少率高达99.2%以上，这不是那种十去六七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时战乱频发，总会导致一个时期人口大幅下降，但像四川一个省的人口消失殆尽，那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02）

为了填补四川真空地带，清初康熙年间发起历史上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从全国各地移民100多万人填川，湖广（今湖南湖北）移民占四分之一强，这比明初填川影响更加深远。

岷江以东以北，湖南、湖北的移民先覆盖了重庆，继续朝西朝北，过南充到成都。他们形成的四川方言，就叫“湖广话”，也是今天主流四川话。这片区域相隔千里之远，方言区别却非常细微，外省人基本听不出来。醋醋在江南生活过多年，发现彼此相邻不过百里，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常州话各不相同。曾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来，这些地方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人口灭绝，古时候从小到老活动范围不会超过100里，本土方言一直保持了下来。而四川这部分区域由全国各地移民组成，流动性强，经过几百年的融合，方言趋于一致。

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彼此相邻不过百里，交流得靠普通话

值得注意的是，岷江以西以南，如大邑、邛崃、温江、乐山和自贡、宜宾、泸州，这一片讲的四川话叫“南路话”，与上述湖广话区别很大，温江离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20多公里，但成都主城区的人都听不懂纯正的温江话。醋醋这样的老四川就听不懂。

道理跟江南一带一样，明末岷江以西以南所受战乱较小，移民较少，南路话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据考证，清代以前，四川话是南路话的天下。 遂宁人李实写遂宁方言的《蜀语》里的方言，实际上就是南路话。《蜀语》是在明末蜀乱以前写的。

那么，湖广话与南路话的区别在哪里呢？简单来说，湖广话与普通话差不多，外省人也听得懂，四川移民并不都是来自湖广，大家要交流怎么办呢，只能操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所以形成的湖广话不像现在的湖南湖北话，更接近普通话。然而，外省人要听懂南路话可就难了，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方言，凡是这样的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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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乐山幸存者最多，乐山话是最正宗的南路话，据称是四川最难听懂的方言，试试你能听懂不

四川方言现象如同一道伤疤，通过研究四川方言异同，可以推测出当年四川的致命伤在何处，谁是屠川元凶，这将在后面讲到。

（3）

饮食习惯的变化也能反映出四川人口大灭绝。川人喜辣妇孺皆知，但据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蓝勇考证，唐宋时期四川饮食以重蜜食甜为主，接近今天江浙人的口味。如《蜀中广记》卷64称“蜀人作食喜煮饴蜜以助味”，“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用蜜，客多不能下箸”。陆游写成都饮食生活的《饭罢戏作》，有“东门买彘骨，醯酱点橙薤”，其中的“橙薤”就是用金橙切成细丝和酱的调味品。这些表明唐宋时期四川饮食风味以甜为主。

西南财经大学法律经济学副教授梁平汉认为，这与当时四川蔗糖业的发达有关。蔗糖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明末人口的急剧下降对此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由于蔗糖生产的中断，宋明时期大量使用蔗糖的传统菜品随之失传，到了清代蔗糖也不再成为川菜中的主要调味品。与此同时，辣椒在明末从南美洲传入中国东南沿海，跟随移民的脚步进入四川，在其潮湿环境下大显身手，从此川菜重甜转向重辣。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广东比四川还要潮湿，辣椒最早从广东传入，为何四川人尚辣除湿，广东人口味清淡。醋醋大概能想到，广东人一直待在自己这块地方，吃惯了古代的清淡口味，直接把辣椒礼送出境。

（4）

四川是各大朝代出公认”第一才子”最多的省份：

汉朝：司马相如，杨雄

唐朝：李白

宋朝：苏轼

明朝：杨慎

清朝：。。。。

文化底蕴，那是是要有传承积累的，四川文脉中断，亦能反映出四川人口大灭绝。自隋朝开创科举以来，四川共出过19名状元，其中唐代6人，五代2人，宋朝8人，元明清各1人。

宋朝以后四川状元数量急剧下降，与宋末元初、明末清初两次战乱有关。就质量而言，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明朝四川状元杨慎，好歹还是明朝第一才子，一个状元顶三个。清朝四川状元骆成骧 ，还是清末1895年考中，试问今天有几人知道。

（5）

南太平洋复活节岛原住民消失殆尽，出现信息空白，复活节岛巨大石像成为不解之谜，四川人口大灭绝也导致了类似现象发生。

未完工的八仙山立佛

宜宾市屏山县 龙华古镇八仙山大佛，通高37米，为世界第一立佛。 大佛无脚，其下方有多道规则圆孔，应为修建时搭厢的厢架孔，是一件尚未完工的作品，至今不知是何人所造，因何而造。根据文物部门考查，佛像是明代雕刻风格，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屏山县志及所有文献中都不见记载，问及当地人也是茫然不知。一查族谱，原来现在的屏山县人都是清初迁过来的，没有人告诉他们大佛的来历，只有一种可能，知道的人已经死光了！

细思恐极，当屠杀来临，喧闹的佛像工场猝然停工，人们四散奔逃，但无论是可以文字纪录的士绅，还是可以口耳相传的平民，都没有活下来，只留下静悄悄的大佛屹立，这段历史成为空白，在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带，生生令佛像成为一个如复活节岛石像这样的不解之谜。

（6）

美国历史频道播出过一部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假设60亿人类突然消失，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肯定是野兽的天下，这一幕不用猜想未来，300多年前的四川史料即有呈现。

当时，老虎不仅群居山岭，就算是大白天也能在成都市区看到，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楼上，一天之内就看到十三只老虎在墙根下大摇大摆走过。“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蜀碧》清·彭遵泗）

成都市中心春熙路附近有一条巷子名为“老古巷”，而在明末清初时实为“老虎巷”。原因是在明末清初，虎患横行，老虎甚至在成都城中（也就是老虎巷）四处横行，所以将这个老虎聚集的地方叫做了“老虎巷”。因为战争、瘟疫、虎患太厉害，四川省会还一度设在阆中。后因忌讳“老虎巷”，遂更名为“老古巷”。

二、谁是凶手

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连年战乱都会造成人口剧减，但像四川这样全省灭绝殆尽，造成人种、语言、习俗、文化、信息、地貌的历史空白现象绝无仅有。如果说宋末四川被打残了，那么明末四川则是停止了心跳。

为何四川？

(1)

解放前，公认张献忠屠川是罪魁祸首，解放后张献忠一度被美化为农民起义英雄，对其屠杀行为一笔带过甚至否认，21世纪互联网兴起，意识形态淡化，各方争论更加广阔深入客观，趋于一致的观点，四川人口大灭绝是多种因素合力绞杀的结果。

其实这个认识在古代史料就有体现，清人刘景伯在编著《蜀龟鉴》一书时对四川人惨遭屠戮的情况做过一个粗略的总结，他说：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

　　川南死于献（张献忠）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

　　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存一矣。

　　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作为封建文人，刘景伯虽然对明、清官军的杀戮有所避讳，但依据当时情况，这样的估算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当代历史学者张宏杰撰《张献忠杀人考》，除张献忠屠杀外，他还总结了五重灾难：饥荒、“摇黄”起义军、满清南明官兵、瘟疫、虎灾。“五重灾难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能够活着从这个罗网中逃出去的人实在是异数。”其实当年参与四川拉锯战的还有一股势力，李自成余部，直到张献忠死了18年后，清军才于1664年平定李自成余部李来亨，至此蜀乱全平。然而，9年后清军阵营的吴三桂叛出，还在濒临死亡的四川躯体补上一刀。

“八大王剿四川”，醋醋现在想来，倒觉得除了专指张献忠外，还有小时候以为八个大王的隐喻：张献忠部，李自成余部，摇黄，满清，南明，饥荒，瘟疫，虎患，刚好八个“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在此前后，马尔斯(战神)以幸福的名义进行统治”（《诸世纪》1999末日预言，法·诺查丹玛斯）。

而八大王同时又指张献忠，凸显了四川人口大灭绝中，张献忠所起的特殊作用。

如核聚变的燃料是氘、氚，必须由原子弹核裂变爆炸产生的几百万摄氏度以上高温，才能将氘、氚原子核聚合到飞米级引发氢弹爆炸。把八个大王聚合在一起引爆的力量，才是造成四川人口大灭绝的真凶。

前苏联5000万吨级“沙皇氢弹”，相当于3846颗广岛原子弹

(2)

关于张献忠屠川，目前流传下来的史料，据统计有殴阳氏遗书、 张献忠陷庐州纪、圣教入川记、 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后鉴录、永历实录、孤儿吁天录、大西通纪、破山集、蜀难叙略、张献忠屠蜀记、客滇述、雅州受难记、汉嘉受害记、蜀记、纪事略、五马先生纪年、蜀破镜、荒书、山城纪事、流离传、劫后录、绥寇纪略、续编绥寇纪略、滇蜀纪闻、滟滪囊、老神仙传、广阳杂记、明季南略、井蛙杂记、罪惟录、蜀龟鉴、蜀碧、各地方志、四川民间家谱等450余种。

这些史料的作者背景不一而足，有清朝官方背景史学家毛奇龄、彭遵泗，也有南明官员费密、俞忠良，反清学者王夫之、吴梅村，还有在张献忠身边待过一段时间的普通文人余瑞紫，甚至还有与张献忠共处了两年的外国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在南明、大西政权都有共事的欧阳直，更多无名无姓的家谱作者 ……这些几乎毫无联系，背景毫不相关甚至互相敌对的作者，在记载张献忠屠川一事上大同小异，很难说他们为了某个目的串通起来编造事实。来自450个不相关信源，指向同一个事实。如果这还不可信，醋醋不知道还能信什么，除非坐时光机回去拍个视频。

彭山江口发掘出水的各种金饰，显系张献忠强行掠夺自民间

那么问题来了，张献忠屠杀了多少四川人？

（3）

四川人口大灭绝，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如上所述是从崇祯三年（1630 ）年“流寇……首犯四川”，到1644年张献忠入川建国，主要是“摇黄”乱川东北14年“前震”。

第二阶段：1644年9月15日张献忠成都称帝，到1647年1月2日死于西充凤凰山，为清豪格所杀，2年多“极震”。

第三阶段：1647年到1664年，张献忠余部、李自成余部，摇黄，满清，南明，饥荒，瘟疫，虎患“八大王”绞杀四川，17年“主震”。

第四阶段：1673年到1680年，吴三桂叛乱割据四川，7年“余震”。

这四个阶段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四川损失了600多万人口，为灭绝程度。

第一阶段为山大王似的破坏，影响不大，皮外伤。第二阶段，张献忠在川西人口密集区屠杀了200多万四川人，彻底破坏了四川的经济基础与生态平衡，胸腹重伤。第三阶段，大屠杀带来的次生灾害，瘟疫、虎患，特别是饥荒，因为5股势力来回交战，伤口没有得到遏制进而恶化，伤势化脓蔓延全身，四川剩下的400多万人少部分外逃，大部分死亡。第四阶段，四川仅作为一个有地理优势的军事堡垒存在，在吴三桂身死主力被击溃后，清军进攻四川只花了一年时间就收复全川。

张献忠屠杀200多万四川人是如何算出来的呢？史料记载的张献忠大规模屠杀纪录，主要有三次，一是1645年农历十一月血洗成都居民；二是1646年农历二月遣四路人马向成都东西南北州县“ 除城尽剿”，只要不在城内的不分男女老幼都杀光，要想活命就得入城，或迁入已经空出来的成都；三是1646年农历六月将迁入成都的百姓一网打尽，再次血洗成都。还有一次小规模屠杀，即1645年农历十二月在大慈寺（另说青羊宫）屠杀全省来应试的士子，这也是纪录张献忠最多的屠杀，因为伤害了读书人。

张献忠不可能自己统计屠杀存档，但他会计军功，上述“ 除城尽剿”，也称“草杀”，是一个军事行动，搜索荒山野岭的百姓屠杀，这个没法现场监督，也是一个很费力气的活，为此张献忠以手掌记功提升屠杀积极性，据《蜀龟鉴》记载，凡有军营衙门处，手掌堆积如山。有一名特别敬业的战士，一天杀了好几百人，立即被提拔为都督。《蜀警录》的作者欧阳直曾见过一道手谕，张献忠提拔一名军官为总兵，手谕空白处用红笔小字备注：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或是根据大西军的军功统计，多个史书纪录了这次屠杀的数量。《明史》称“草杀”共计“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后鉴录》更是列举了东西南北四路各屠男女人口数量，合计六万万有奇，其他如《小腆纪年》、《寄园寄所寄》、《蜀记》、《续编绥寇纪略 》、《锦里新编》及各地方志等书，也大体沿用仅“草杀”大西军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1923年才成书的《清代通史》也引用了这个数字。

但这也是最被嘲笑的数字，一般而言，万万就是亿，张献忠杀6亿多四川人，当时全球人类也就这么多。毛奇龄是清朝官方史学家，参与《明史》修纂，利用所见材料写成《后鉴录》，鉴于满清文字狱的不光彩记录，不少人认为《后鉴录》是满清用来栽赃张献忠的，屠杀四川6亿人不可信就是明证。

毛奇龄著述甚丰，是一代大家，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数字的荒谬么，其他史书作者都不知道么？就算有意栽赃，这也太低级了吧。在《张献忠剿四川真相》一书中，作者郑光路分析，六万万其实是60万，涉及到古代“合文”计数，如《资治通鉴》有“佛事饭僧万万人”。古代还有“衍文”计数，也跟现在不一样，孙錤在《蜀破镜》中就质疑分四路“草杀”每路有千万之众为衍文之误，详细内容篇幅所限不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买一本《张献忠剿四川真相》看。

清初孙錤写《蜀破镜》质疑分四路“草杀”数据有衍误

除了古代计数混乱，醋醋还怀疑出于保密的原因，张献忠军事档案有自己一套计数方式。明末庐州（今合肥）有一个读书人名叫余瑞紫，曾被张献忠的军队掳走，在军营里生活了半年多才逃出来，当时张献忠还未进四川。他在《张献忠陷庐州纪》中透露，张献忠很率性，与他们几个读书人几乎无话不谈，可是对于行军用兵之事，却从不言及。凡一切侦查、扎营、布阵、出兵事宜，一般都在夜间行动，即使是军营里的高级将领，也很少能够提前知道。出于军事保密性，军功计数搞一个天文数字也有可能，但又不至于与真实数据毫无联系，知情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多少，否则还得随身带个密码本就麻烦了。

张献忠另外的大屠杀是两次在成都城内坑杀百姓，这个没有军功可记，史书记载的数字反而正常了，如《明史》记载，张献忠第一次在成都“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这个卫籍军可不是指军队，在明代卫籍就是军籍的意思，军队的家属，张献忠屠杀成都居民的借口是通敌，都是敌军的家属，其实就是成都的平民。

这样的大规模屠杀主要是活埋或赶入江中，没有军功可计，醋醋不知道《明史》的统计来源何处。有一个办法是从结果倒推，张献忠走后，其控制区域如成都平原等地人口还剩多少，与正常时期人口的差数即是屠杀人口数量。

据《蜀难叙略》（明· 沈荀蔚），顺治三年（1646）农历七月，张献忠沿水路南下受阻，八月转而从成都北方陆路出。一个月后南明大将杨展进入成都，“贼遁月余，杨展、曹勋等侦得之，于九月入成都”，因为成都已是死城，空无一人，得知当时已经投降清军的明朝参将赵荣贵来攻，杨展等部主动撤离，赵荣贵不费一兵一卒，于顺治三年（1646）农历十二月初进入成都，这是清军第一次进入成都。

张献忠沿水路南下至彭山江口镇被杨展击败受阻，转而从成都北方陆路出川，经金堂、中江、盐亭、南充，到达西充魂断凤凰山

赵荣贵白高兴了一场，只见成都“千里无烟，无所设施”，于是也“退还龙安”（今平武县），并于顺治四年（1647）初围攻茂州（今茂县）三月后复叛清，屯兵龙安割据一方。

据《荒书》（清·费密），顺治四年（1647） 春，清军在成都总兵李国英的率领下第二次进入成都，虽艳阳三月，成都却没有炊烟，没有人声，处处废墟，处处枯骨。只得让参将张得胜留守成都，“采野菜草子为食”，自个跑了。可能是成都太不适合人类居住，留守军士也想走，只是摄于军令，不久张得胜被部下所杀，队伍遁回川北。“残民无主。继又大疫。”

可见，张献忠撤离成都后，留下的是一座破坏得非常彻底的空城，以致南明与满清短时期内都无法驻军，从军事角度来分析，也可以推出张献忠撤离成都之前，确实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把人口物资毁灭殆尽，否则四川中心成都不会如此轻易转手。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成都市常住人口1572.8万人，四川省常住人口8262万人，成都占全川人口比例19%。《中国人口史（明代卷）》估测洪武二十四年四川分府人口，成都占比全川17.4%，略低于现在比例，考虑到当今城市化高于古代，这是正常的。明末四川人口600多万，以17.4%比例计算，明末成都人口约为100多万人做了张献忠刀下亡魂。这与《明史》记载的“九十八万”相当接近。

如此，加上“草杀”60万人，张献忠屠杀了160多万人，不要忘了还有第二次血洗成都，即是从周边地区迁入成都的百姓，以及听信城里都是良民不杀的谎言从山上入城的人，这一批数量无军功统计，也无法做局部结果倒推，如果以2/3的人上山，1/3的人受骗入城来计算，这部分屠杀数量当在40万左右。那么张献忠共计屠杀了200多万四川人。

这个数字也很接近全部倒推的结果。1645年农历十一月张献忠实施大规模屠杀，之前南明势力已经收复了一些州县，如嘉定（今乐山）（5.4%），眉山（2.6%），叙州（今宜宾）（15.4%），被杨展为首的势力占据，重庆（28.7%）为曾英占据，百分比是《中国人口史（明代卷）》估测的四川分府人口比例，共计52.1%的四川人口归于南明势力之下，那么剩下47.9%的人口约287万余人为张献忠控制，主要是川西川北一带。

1645年四川势力图。摇黄就是摇黄十三家，由农民起义者摇天动、黄龙创建，但很快就被杀，其组织有农民，有流氓，有地主家奴，也有地主、土豪，成分复杂松散，依然打着摇黄的旗号，没有任何政治目标，在大西、南明等政权摇摆，杀戮人民最为凶残，在四川也被称为“土暴子”

时曾英屯重庆，朱化龙屯茂州，曹勋屯大渡河所，土司马京屯荥经，副使范文光屯洪雅，赵荣贵屯龙安。杨展屯嘉、眉诸邑，以为犄角之势。……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群起而杀贼所置郡县官吏。（《流贼张献忠祸蜀记》明·俞忠良）

除了成都，各种史料显示，张献忠死后，其占据的其他土地也了无人迹。据《蜀警录》（清·欧阳直）记载，1650年，时张献忠已死4年，其义子孙可望改投南明永历政权，被封为秦王，希望与南明川、湖、云、贵、陕、豫六省尚书李乾德联盟，被拒。李乾德的理由并非古代常见的耻与反贼为伍，他耿耿于怀的是张献忠屠川，其回信一段白话文翻译，“自从（1647年）进入四川，只见荆棘塞道，万里烟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踪。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

古代打仗不讲日内瓦条约，造成十室九空，人烟断绝的景象司空见惯，何况是明末战乱四起，李乾德是一个为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的黑心人，对川南民生有大功的杨展就是他害死的，不管他真实意图是什么，他在名义上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拒绝联盟，在古代是相当罕见的。可想而知，张献忠屠川不是一般的人烟断绝，而是一种接近世界末日的景象，给李乾德造成震撼无与伦比。

《荒书》评价张献忠屠川，“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坑军者，未闻有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书契以来未尝有也。” 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古代逆天凶残之惨事，有屠城的（如蒙古入侵），有活埋坑杀军队的（如白起坑杀40万赵军），但没听过有屠遍荒山野岭，连一个省的人都屠尽，以致千里无炊烟，空旷如大漠，自有文字书籍以来这是闻所未闻的事”。

如上所述，死于张献忠直接屠杀的有200多万人，相比287万人，还有80多万人漏网，并非张献忠仁慈或执行不力，实在是冷兵器时代搜山屠野这样的屠杀效率已无法更高。但是，这80多万人，包括南明势力控制的300多万人口，共400多万人，毁于接踵而来连绵17年的围城人相食。

(4)

6500多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它的威力相当于100亿颗广岛原子弹，一瞬间杀灭了难以计数的地球生物，但真正灭绝性的毁灭来自于撞击导致的超级火山爆发， 整个地球被浓浓的火山灰和毒气所覆盖，地球上的生物长时间不见阳光和月亮，植物无法光合作用，枯萎死亡导致植食恐龙灭绝，断绝了肉兽恐龙的食物来源，生物链一条接一条消亡，在几十年内，直径1.28万公里地球95%的物种毁灭于那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

张献忠大屠杀就如小行星撞击，它摧毁了四川的生产工具与生产信心，造成经济系统瓦解，长达17年无法重建，引发大面积长时间饥荒，没有几个人能够幸存下来。

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毁坏。据《蜀破镜》，1646年农历六月，张献忠下令杀尽牛犬，其意不留后来人畜种。1647年农历十一月，杨展派裨将杨荣芳、李一进、陈应宗、黄美国等第二次占据成都（清军张得胜死后成都已是无主之地），招抚灾民，分给谷种，成都人视为珍奇之物，如与多年未见的亲人重逢，不少人为之哭泣。当时成都人无农具，锄地用将士刀剑。这意味着，之前张献忠下令杀尽牛犬等牲畜的同时，还将农具一并毁坏。

在张献忠死后34年之久，四川生产还难以恢复。据《富顺县志》记载， 1680年残民向新任县令诉说困境，“耕牛尽失,米谷无存，今冬之残岁难支,来岁之春耕无具”。

不种地的现代人难以理解耕牛农具在古代农耕经济的重要性，《张献忠陷庐州纪》中余瑞紫亲身经历，张献忠部队劫掠物资的重要性依次是牲口、绸缎，然后才是粮食金银。宋太宗淳化五年(994)，京西路的一些州郡缺牛耕地，官府组织农民自己到江浙一带购买，“每一牛，官借钱三千”。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类会使用工具，缺乏耕牛农具，四川的经济一夜回到原始社会刀耕火种，就算不打仗，这样的生产力也能以养活人口，要知道原始社会全球人类最低5000多人。

然后是生产信心的丧失。大西国两年多统治，养活军队主要是靠打粮(有考古显示有赋税，但量不大），就是明火执仗抢劫，打粮看似简单直接，其实不如税收高效。你可以抢劫老百姓的粮食，但你无法阻止老百姓不干活。既然生产的粮食被人抢走，那还有几个人愿意生产。大西国两年后遭遇严重粮荒，不是因为抢得太多了，而是没人种地了。

简阳人傅迪吉写的《五马先生纪年》，他记录了自己一生每一年的大事，从11岁到70岁。其中有遭遇张献忠军队草杀被捉虎口脱险，以及一家如何在遍地强盗、乱兵的环境下从事生产的经历，可谓是及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长期战乱，老百姓要么是入伍当炮灰，要么是无心生产饿死乃至退化成强盗食人者，像傅迪吉一家坚韧不拔辛勤生产的极少。“今日之有子有孙者，皆前日之勤而耕者也。前日之懒，而不耕者，无一遗［噍］类矣。”傅迪吉发现周边人都变懒了，其实不是懒，是没有希望，不出力死，出力成果被抢亦死，人人变懒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当时田地荒芜有很多胡麦，傅迪吉一家劝告大家“麦子不可长继”，召集人来插秧，很少人来，一说无牛，二说等插秧成熟也不一定吃得上，还不如现在把胡麦吃了。

起初没有大米吃就吃麦子，麦子吃完了就吃草根树叶，等植物都吃完就只有吃人了。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造成了最大规模的人口减少。

四川沃野千里，环境宜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这个经济系统一旦遭人摧毁，损害又远远大于其他地方。四川是一个封闭的盆地，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他处进口物资极为不便，本土粮食奇缺，根据供需经济原理，粮价势必飞涨。据《荒书》，1647年，未受战乱的攀西少数民族地区大米在雅安流通，一斗米卖十余两白银，在杨展占据的嘉定（今乐山）要卖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保宁（今阆中）有清军从陕西运粮，卖十余两银。

史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据《关于古代粮食钟亩、石的问题》 ，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就可以买377.6斤大米。在“京东到家”上查询大米零售价，2017年广汉大米一斤3.39元。换算下来，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280元，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18.88斤，那么1647年雅安、阆中一斤大米要卖678元以上，乐山要卖2034元，成都重庆2712-3390元，最高是现在粮价的1000倍，都是天价大米。

但很快有钱都买不到米了，《蜀破镜》记载，曾有富翁拿出两升珍珠买不到一斗米，又有“持斗金求一饭不得而死者”。

四川的经济系统崩坏，首先是粮食市场消失，然后就连地里刚播种的庄稼，都要把种子刨出来，用筛子筛了，煮熟吃了。 紧接着“深山巨野，木叶草根，采撷俱尽”，自然资源消耗一空，剩下能够赖以生存的资源只有人类自己。

1937年6月，四川饥荒中的摘树叶充饥的孩子。外国佚名记者摄影。

几乎所有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史料都记录了大规模吃人事件，《荒书》、《客滇述》、 《蜀难叙略》、《蜀破镜》等史书均明确记载了顺治四年（1647）、五年（1648）“蜀大饥，民相食”。人吃人的现象在古代灾荒战乱年间时有发生，但在明末时期，四川人吃人现象不是零星的偷偷摸摸的，而是演变为自然界相互猎食的地步，彻底兽性化，见人就吃。

大屠杀只是筛子，网眼再密也有漏网，饥饿却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病毒，无人能逃。 发生在未来的 《生化危机》T病毒，令人变僵尸见人就吃是杜撰，其实在明末时期已经化身为饥饿，把四川感染成了现实版的《生化危机》。

图为1937年初,四川南部，在饥荒中全村出外讨饭的灾民，极度饥饿形如僵尸。外国佚名记者摄影。

（5）

“真正的经济基础是粮食储备。没有这种储备，国家政权便会化为乌有。”——列宁

中外历史上，灾荒战乱年间，“人相食”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异常残酷的事，下不了口的就去逃荒，该地人口将成几何级数减少，而资源与人口成反比，当人口减少至临界点，奇缺的资源又变得充裕了，此时活下来的人马上就会终止吃人，恢复生产。所以历来人相食只是一个短暂的特殊现象。1936年四川大旱，除成都平原皆受灾，饿到人吃人。1937年下了几场雨之后，就得到缓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可见四川恢复能力是相当强的。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

那就是围城人相食，城里的人逃不出去，也无法生产，饿到居民人相食，还会被守军吃掉。到最后，围城人相食演变为军队自食，吃人现象非城破之日不能止。史上最著名的围城人相食就是张巡守睢阳，此不细述。

质疑张献忠屠川的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张献忠死于1646年，那之后16年（时川西川南平）中四川抗清难道都是靠鬼魂？”张献忠的确没有直接杀掉所有四川人，但在他死后16年，其余部，南明，满清，李自成余部，摇黄等五股势力混战，导致四川成为一个省级“围城人相食 ”， 在客观上贯彻执行了张献忠的灭绝政策，把剩下的400多万四川人一个个变成了鬼魂。

坚壁清野是古代战争常见的做法，清空周边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入侵军队无法得到补给，就不战而退。张献忠大屠杀起到了坚壁清野的作用，启动了“围城人相食”第一步。

1647年初清军豪格突袭射死张献忠，连下保宁、西充、顺庆、重庆、遵义、叙州、成都、内江，形势一片大好，奏报说四川已平，但1648年二月，豪格就不得不“凯旋”班师回京，只有小部分清军驻守川北保宁（1647年被复叛清军的赵荣贵攻占，直至1651年夺回），之前所占城市全归南明。从军事角度来讲，是因为清军没有攻下当时四川经济军事中心嘉定、遵义，在四川站不住脚，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四川遍地无粮，有力攻城无力守城。

在古代，极难把粮从外面运到四川盆地，而且也无必要，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大粮仓，自己吃不完还会供应外面，秦强蜀富，秦始皇统一天下就是靠的四川的后勤供应。

但在明末清初那个特殊时期，四川无粮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哪怕蒙古入侵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饥饿成了清军攻占四川最大的敌人，四川养不活大量军队，清军调整了策略，留下小部分军队扼守保宁，大部分军队留在汉中，粮食全赖陕西转运。

这样，四川就成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城池，清军在只围城，不攻城。

如果城里的守军团结一致，自产自足，清军也无可奈何，就如钓鱼城坚守36年，攻不破饿不死，最后蒙古只有靠谈判才拿下这座城池。日军围了四川七年，四川还输出各种资源支援抗战。

最坚固的堡垒只有毁于内部。

明朝末年以党争著称，这种朝堂上的争斗也蔓延到军队，南明自己人打自己人多于清军的攻打，四川更不例外，而且因为军队多资源少，争斗更为频繁剧烈，顾诚在《南明史》专门拿一章讲明末四川军阀内斗。光大的战争就有李占春打袁韬，杨展攻杀马应试又被王祥击败之战；王祥与贵州总兵皮熊之战；李乾德挑唆袁韬、武大定杀害杨展，攻占嘉定之战；吕大器以僭越之名令于大海、李占春等攻杀朱容藩之战。后两场窝里斗还是南明高级领导挑起来的。

南明奇葩的政治架构也加剧了窝里斗。1647年，南明川、湖、云、贵四省督师王应熊已死，四川巡抚马乾被清军杀害，本来权力就应该集中前期战争表现突出的川陕总督樊一蘅手上，但南明永历政权又任命原偏沅（湖南）巡抚李乾德为川东北巡抚，不久升任总督；又派宗室朱容藩总督军务，杨乔然、江而文为巡抚。后又提升杨乔然为总督，任命监军道詹天颜为川北巡抚，另一监军道范文光为川南巡抚。最后还空降了一个吕大器做督师。1个督师，4个总督，3个巡抚，大家各自设立衙门，官多于民。“一蘅令不行，保叙州一郡而已”。见《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传》。

结果在1647—1651，清军全部退出四川足足4年的大好形势下，南明在四川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组织，以及军事指挥中心，以致清军1651年重新夺回保宁，并在之后再未失去，据守于此虎视眈眈。

反观清方，豪格率军返京时只指定一名总兵（先为王遵坦，后为李国英）任四川巡抚，尽管兵力远逊于南明川黔“诸雄”，却因事权统一，始终固守着以保宁为中心的川北地区。

1647-1664四川势力分布，蓝圈南明，绿圈满清，红圈李自成余部，黄圈摇黄十三家，这些势力并不固定，军阀们往往为了争夺地盘粮食四处移动，特别是土匪性质的摇黄十三家，全川都有流窜。

清军以保宁（今阆中）为中心，东南到顺庆（今南充），西至中江县；南明势力，杨展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北到什邡，南至叙州（今宜宾），曹勋屯雅州（今雅安），赵荣贵屯龙安（今平武县），朱化龙屯茂州（今茂县），侯天锡屯永宁（今叙永县），马应试屯泸州，王祥屯遵义，于大海屯云阳，李占春屯涪州（今涪陵），谭洪、谭诣、谭文三兄弟屯巫山、万县，后归张献忠余部；李自成余部，袁宗弟、刘体纯、郝永忠屯忠州（今忠县），李来亨则依结谭洪、刘宗弟等盘据巴、夔间。摇黄十三家，据 夔州（今奉节）夹江两岸。

战争一般是攻取军事重镇夺取首都就能结束，建立新的政权，类似下象棋。但四川原先的中心城市成都重庆已空，这就好比象棋没有将帅，估计只能吃掉对方每一颗棋子才能算赢，近于一场无限制围棋赛，而且还是很多人在一个棋盘里下围棋，今天你围我，明天我围他，成为一个几方相互火并来回拉锯的战场。又如很多饿汉子打群架，打出去的拳都是软绵绵的，彼此短时间内都不能造成致命伤害，就这么一直消耗下去。

清军扼守川北围整座四川大城，川南川东等南明军阀相争， 又细化到四川各个城市都处于围城的焦虑状态。

此外，以张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首的大西军在云南贵州建立根据地，以云贵为中心，四川为边，多次攻入四川，与清军南明展开大规模战斗。

只是苦了百姓。

以上造成了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围城人相食，涉及一个省，不光是老百姓人相食，军队食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清朝总兵官马化豹在报告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军“战守叙州府已八个月，叙州府所属各县只催缴到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凡捉获贼徒，未奉将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明将杨展手下有员将官名叫李调燮（xie），土寇出身，因为人肉吃得多，人送外号“万人坟”。

清军有陕西之粮接济，杨展在川南屯田颇有成效，他们的军队都在吃人，其他就更不消话说了。

封建剥削吃人制度发展到极致，粮食储备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就会发展到真正的吃人，大多数人就会铤而走险颠覆这个政权，重新合理分配回到剥削初期。就如电脑冗余太多病毒太多，只能刷机重装系统，才能恢复正常运行。

但是张献忠是只刷机不重装，敢于重装系统的杨展惹来杀身之祸，于是乎人人都刷机，不重装，不光把系统盘C盘刷干净了，还把资料盘D盘也刷光了。最后只剩清军一个刷机的，卧槽发现硬盘都玩没了，只好从其他地方搬来一块硬盘重装系统。

清军虽然未如张献忠一样大规模直接屠杀平民，但作为当时的外来民族入主中原，清军入侵四川初期完全是不考虑任何民生的军事行动，当时清四川巡按郝浴就曾经主张收取成都平原垦荒屯田，以蜀粮养蜀兵，未准。 他的这个只围不攻策略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损失换取了最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张献忠的夙愿，四川人都死光了，我再从外省调人进来，四川就还是我的。

（6）

难道，四川就没有任何希望吗？现在，我们再来打开起初说的方言地图。

红色湖广话区域是明末四川人口空出来为全国移民所填，蓝色南路话区域主要是清代以前的老四川聚集。

1645年上半年，南明发起反攻，相继拿下川东重庆、川南嘉定（今乐山），张献忠至死也没能夺回这两个地方。同属南明势力圈，两个城市的结局却迥然不同，重庆落得跟成都一样荒芜（这俩城市历史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真是一对难兄难弟），移民多都讲一口湖广话。嘉定却成为当时四川的经济中心，保留了老四川人与南路话一席之地。

这是因为杨展在嘉定、洪雅、眉山、夹江等地施行了卓有成效的屯田，“岁收数十万斛”，军队放下刀剑扶起铁犁，颇有点南泥湾作风。他还把打捞的张献忠江口沉银分给兵民，到董卜高杨（今雅安宝兴、天全县）各土司买米，往各地招抚灾民，分给谷种，恢复生产与商贸。“民见稻如久别亲知，有泣下者”，“南道多全活命”（《蜀龟鉴》）

曾英同样提出来屯田，他说重庆沿江闲田荒芜，军队又有很多耕牛，请求分地屯田，敌人来了作战，没来耕田。这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请求，却被督师大学士王应熊断然拒绝，理由今天看起来荒唐透顶：田地是朝廷的疆土，没有接到皇上的圣旨，怎么能随便分给士兵呢？这个连同为士大夫立场的刘景伯都看不下去了，他在《蜀龟鉴》中说“惜之也”，并在王督师理由前面加了一句，“应熊，巴县人”，意思很明白，王应熊是重庆巴县的乡绅，屯田会侵犯到他的产业。

结果军队只能抢劫，自叙州泸州到重庆涪陵打粮，破坏力与张献忠不相上下，“至一月往反，无异于贼”。

不一样的经济政策，导致重庆嘉定不一样的结局。

可见即便战乱年代，封建土地私有制依然是铁板一块，不可触碰。明朝藩王、大地主兼并土地日久，贫民无立锥之地，纷纷揭竿起义，然而除了极少人，大部分既得利益者至死不肯放手，连让利给保护自己的军队都不肯，真可谓是只要钱不要命。

作为农民起义者的代表之一，张献忠走上权力巅峰的同时，也退化成了更为凶残的封建王朝。他最有权，可以无所顾虑分田到户，也最有钱，可以散出来大做贸易，但这些都没有，只有赤裸裸地抢劫杀人来供应军队，是既要钱也要命。

而杨展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四川全都穷唯他富，结局就是李乾德、袁韬、武大定合谋将其杀死瓜分他的土地财富，上演了一场东方版的农夫与蛇。 杨展不分好坏养肥了别人，别人要了他的命。袁韬、武大定继续了杨展的政策，对当地民生影响很小，但事件影响极坏——没有哪个军阀愿意致力当地的民生，恐像杨展一样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但有此足矣，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无论多么动荡的环境，无论多么奇葩的规定，像杨展、傅迪吉这样的人，毫不动摇发展的信心，毫不担忧劳动果实被人抢走，专心民生百折不挠。杨展虽死，川南人皆活，傅迪吉一直到70岁才寿终正寝，他们就是四川的希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00多年后，成都重庆再次成为全国性大城市，西部经济的双引擎。四川在明末清初经历了大灾难，在抗战时期经受住了大考验，在新的时期，四川必会再次崛起，恢复汉唐宋的荣光。

三、何以杀人？

最后，再来说张献忠。

张献忠屠川，几百年来不绝于书，但醋醋遗憾地发现，张献忠杀人的原因，都不太令人信服。这就好比抓住了凶手，却没搞清楚他的杀人动机。不能做出预防措施，这样的罪行难保不继续发生。

许多人包括醋醋在内，一开始觉得这不可能发生，张献忠都在四川建国了，他干嘛要杀自己的人民，这不是有病么，八成又是清廷栽赃。后来醋醋仔细研究了这段历史，发现原来是张献忠在四川站不住脚，被迫撤出时才搞的大屠杀，感觉又好理解了，就是我得不到的就要毁掉。很多史料都记录张献忠有此一说，“川人未尽耶？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他人也。”（《蜀碧》）

醋醋并不怀疑张献忠有此性情，破罐子破摔的大有人在，不过这更可能是张献忠做出慎重决定后说的使气话，而不是任性使气才做的决定。正如余瑞紫说跟在张献忠身边，他生气也骂人高兴也骂人，率性而为，但是涉及到军事行动，张献忠可是谨慎得很，密不透风。

还有很多史料记录张献忠种种匪夷所思的杀人行为，只能以变态，杀人取乐来解释，认为是神经病、疯子。但任性使气的人，神经病疯子何以能统帅几十万大军，转战东西南北十七年？

十七天都不行。

张献忠四大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都是公认一等一的人才，特别是孙可望与李定国两人，历史上光芒远远盖过张献忠，李定国更是南明抗清第一人，郑成功都是他小弟，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他们居然是张献忠义子都大吃一惊。

因为这两人把云贵经营得很不错，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搞得像地狱，那么云贵就是天堂了。且二人带兵打仗不扰民，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过于仁慈了，妨碍了军事行动而不值。如果说张献忠是魔鬼，那他们就是天使。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有人认为这说明张献忠屠川的魔鬼形象是编造的，他们不知道离天使最近的其实就是魔鬼。非大勇气、大智慧之人不能聚集千万人搞大建设，或搞大破坏。

疯子杀人狂不过是社会治安问题，99.99%的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变态疯子杀人狂。

1647年初，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被清军追到遵义时，开了一次遵义会议，达成一致，改变张献忠的老政策，不是北上陕西而是南下云贵，以后除打仗不再杀人。张献忠的队伍是明末军事素质最强的队伍，与清初八旗军有得一拼，靠的是严格的纪律。

组织严密高效是中性，关键看带头人。同样的队伍，在张献忠与孙可望手上就完全不一样。

张献忠屠杀四川人，不属于农民起义破坏扩大化的范畴，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千千万，流动作战时的抢掠，失败时恼羞成怒将城市付之一炬，都还在战争破坏的正常范畴内，但没有一个人像张献忠一样精心策划高效执行对其统治区域所有人的屠杀，以及生产资源的毁坏。李自成退出北京连紫禁城都烧不干净。

把张献忠大屠杀定位于农民起义做得过火了，既是开脱张献忠的罪行，也是抹黑农民起义。

张献忠是历史上罕见的上帝臆想症领袖。《圣经》中的上帝，发洪水消灭全球不义之人，以达净化目的。无论中西，不分阶层，人类历史上不乏自居上帝的人，喜欢把人无区别归类于该死之群体，或以地域，或以种族，或以意识形态，实施高效屠杀来达到心中纯净之目的，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张献忠与希特勒是如何一步步由人成魔的，详见《亲历奥斯维辛，灭绝600万犹太人希特勒为什么？|醋话西史》，相对此文时间坐标：未来），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的三年统治造成3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他们毕竟是人，能力再强，自居上帝，也会变成正常人眼中的疯子，犯下无比疯狂的滔天罪行。

这样的屠杀都不是战争对外屠杀，而是对内屠杀。是人类史上破坏力最大，最恶劣的行为。一定要将其与战争死人区别出来，就如把打群架与谋杀行为区别出来。这不是破坏量大小的问题，而是破坏性质的问题。

纵观明末清初50年四川人口大灭绝，始于张献忠大屠杀扣响了核裂变扳机，在满清南明各种势力相持下，核裂变高温聚于一处，引爆了大面积长时间的饥荒核聚变，以及瘟疫、虎患等次生灾害，最后吴三桂叛乱又来了一次核裂变。核裂变——核聚变——核裂变，为氢弹中杀伤力最大的三相弹，毁灭人口达600万之多。虽然这600万不都是张献忠屠杀的，但张献忠无疑是那个主观作恶的人，也是造成人口大灭绝的关键环节。

预防权力巅峰人犯罪，是张献忠屠川留给后人最大的教训，因为一旦发生，将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甚至会影响到更为深远的星空破局（详见《费米悖论：一堵宇宙防火墙| 醋话星际》，相对此文时间坐标：未来）。

张献忠圣谕碑拓本：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有人说没有传说中的七个杀字，所以张献忠不好杀人，其实大危险就在这一句话。碑的背面本来有大西国右丞相严锡命的圣谕六言注释，可以探究张献忠思想的全貌，但在1646年被杨展刮去， 改刻为万人坟碑记，记录张献忠罪行。

《圣教入川记 》1918年出版，教会内部读物，此时清朝已经灭亡了6年，原本是外语，无政治背书篡改的可能，包含了传教士与张献忠在一起三年的见闻，有助于研究张献忠思想性格。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其与傅迪吉著《五马先生纪年》合册，再度出版公开发行。网上有PDF下载（http://vdisk.weibo.com/s/BJ6q1ca1wobgp）

致敬那些历经九死一生直击张献忠，直击四川大灾难的记录者，他们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