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 DOCO编辑部
撰稿 编辑 | 孟浪 佐伊
“纪录片是留存这个世界真相最直观、最生动的形式，比起口耳相传、书写、文字的传播，纪录影像更适合作为一种交流的载体，事实背后的文化艺术、社会内涵、人类情感和审美，都能通过纪录片展开丰富的共享，让人获得更多净化和提升。”
10月18日晚6时许，随着中国著名影视学者胡智锋老师激情昂扬的一番开场白，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The 3rd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 2019”）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国美礼堂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此次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仍以“我·纪录·事实”为宣言，并策划设立了“西湖之夜”主题分享会、“D20提名”、 “纪录之光”展播、“IDF 论坛”、“IDF创投”、“IDF学院”等多个环节与板块。
从纪录片的成果展示到人才培养，再到社会互动，IDF正在成长为中国最具学术性、专业性、国际性的纪录片大会之一。
而就在其间，DOCO热纪录也将作为IDF的特邀媒体之一，全程参与此次纪录片大会的媒体报道工作。
DOCO君的媒体证
10月18日，DOCO君不仅实地观摩了多部纪录片佳作，而且还列席参与了此次IDF开幕仪式暨法国名导让-吕克·戈达尔最新力作《影像之书》的放映活动。
而今天，DOCO热纪录便向大家奉上我们在前线观影后的新鲜影评以及相应的映后QA实录，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推动更多人了解纪录片，喜欢纪录片。
这是一部历时十年拍摄的纪实电影，真实记录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夕格、直台两个羌寨的700多位村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山寨迁往他乡，九年后回乡祭祖迎神的悲壮历程。迁徙与回归路上，人与祖先、人与神灵的悲欢离合令人感慨动容。导演是搞图片摄影出身，所以影片的画面和构图能反映出一定水准的审美情趣，具体而言就是类似于《黄土地》的美学倾向，尤其是前半段羌寨拆迁前的部分，人物与天地的关系明显被镜头放大提炼了，所强调的即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安土重迁、归正首丘的文化传统。不知什么原因，前半段的拍摄基本较为平视客观，体现的也多为人类学、民族学视角，但到了后半段九年以后，影片却急转直下，突然加入了很多戏剧性情节，甚至有摆拍的嫌疑（镜头组接的顺序暴露了这一点）。其实影片之所以产生断裂，是因为两个部分有两个麦格芬，九年前是搬迁，九年后则是请神，整个结构更从集体叙事走向了个体叙事，原本价值极高的一部纪录片就这样坍塌了。Q：羌族的老一辈仍然保留着敬天敬地敬鬼神的这种信仰，但从片子里看这种信仰似乎难以传承下去，您是否还会继续关注羌族年轻人对他们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A：传承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放大了看，它不仅仅是羌人后代的问题，这里可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现在这一代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从近代以来，好多东西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自五四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批判自己的文化，并吸收西方的文化，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看影片中的这些内容就很容易把它简单地当做是迷信。像80年代时的中国，西方文化就特别的活跃，我们那时候也和你们一样大概是20岁的年纪，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以西方的逻辑推理去看中国的文化。我为什么拍这个片子，就是自从汶川大地震以后，我又系统地对中国文化，包括我自己的家乡做了一个研究，我就发现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有自己看待宇宙万物和生命的一个方式。很多人都说我们不信神，但伏羲女娲就是我们的祖先之神，孔孟就是我们的文化之神，张仲景、华佗、李时珍就是我们的医药之神，其实我们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信奉的神。包括我们所说的“国家”，中国人是以家为单位，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但英语里的“国家”就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是没有“家”的意思的，这些概念都不是西方的。所以文化传承不光是羌族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文化有5000年之久，我们可以思考中国文化不断的密码是什么。比方说他们就特别对故乡故土，对天地神灵有一种依恋和敬畏，这种东西在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要是没有，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依据在哪里？可能好多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片子里可以去思考。Q：您的这部片子中有很多主观性的镜头，您觉得纪录片应该是从导演的主观来拍，还是纯属客观地记录事实？A：你这个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经常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纪录片要不要去拍摄者参与进去，把自己主观的东西加进去？这个问题从纪录片角度出发，确实要认真思考，要认真对待。首先来讲，你拍一部东西不参与进去你是办不到的，因为中国那么大，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你要拍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拍那个事情？我走到羌寨去，我关注的东西和电视台关注的就不一样。我是拍他的生活、迁徙和回归，这些我都有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我的思想，这时候我就已经参与进去了。另外一个就是镜头的运用，你看我大部分是把机器架在那儿，但好多人现在拍纪录片，他也反对这样做，他就觉得跟拍才是自然的。然而，我又觉得这样不自然，因为你的镜头在那一晃一晃，实际上已经告诉人你在拍摄了，但你静静放在了那儿，关注的却是你的对象。所以就得把握好这个度，每个纪录片它的形式跟它本身的故事可能有关系，还有就是画面呈现的东西和个人的审美习惯也有关系。从我个人的画面语言角度出发，我在拍藏族和羌族时，可能就情不自禁想把那个画面拍好看。A：拍纪录片我不太考虑受众的，首先是他们保存了好多东西，这一点打动了我，我觉得很亲切，觉得特别有把它记录下来的价值。 其次是他们对土地的那种情感，他们对祖先神灵的那种情感，恰恰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过去几千年都在意的东西，在他们那里还有所保留，如果能拍摄到这些内容我觉得比探讨一部片子的票房值多少钱更有价值。
编剧: Christian Omodeo / Filippo Perfido / Marco Proserpio / Luca Speranzoni主演: Iggy Pop / Stephan Keszler / Sami Zarour
2007年英国著名的街头艺术家班克斯来到巴勒斯坦涂鸦。他创作的以色列士兵检查驴子身份证的涂鸦成为名噪一时的名作。一个巴勒斯坦出租车司机想要把这幅涂鸦连同这面墙一起运到西方卖钱。本片讲述了这段趣闻。这不仅是一个买卖行为。从偷走班克斯、运送班克斯、拍卖班克斯，一连串的人物和地点被连通，展现了从巴勒斯坦到西方的别样的路线图。这一过程又给班克斯的艺术增加了新的意义。“与人交流多么容易，在墙上画画就行了，人们一定会看见。” 影片并不是要去拍班克斯这个人（话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在哪），而是他在巴勒斯坦留下的作品所延伸出来的一系列话题：讨论街头涂鸦艺术作为艺术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当班克斯的涂鸦被盗走，艺术品本身剥离了场合之后还能否存在艺术性？借用班克斯这个符号去拍摄与它相关的街头艺术、文化殖民、商业运作、艺术交易里面的东西才更为重要，这也是主创想向观众表达的主旨。特别喜欢里面三段没有翻译过来的阿拉伯语说唱，导演的意图是想回归最原始的语境之下，让观众感受最实际的情况。
| 映后谈：制片人Filippo Perfido | Q：这是一部内容很复杂的电影，包含了不同的主题，而且我发现拍摄持续了10年时间，为什么会投入这么长时间？
A：涂鸦艺术的拍摄是在2007年开始的，一直断断续续拍到2016年，导演才和我正式推进这个项目。Q：拍摄中有什么困难？三段阿拉伯语的说唱没有翻译也没有打字幕，是故意为之吗？它们在片中的意义是什么？
A：与当地人的沟通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相比之下与军方和政府方面就比较顺利。
没有翻译的说唱段落确实是设计过的，导演去拍摄地的时候，车外有听到阿拉伯语的说唱，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我想说高低语境的问题，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都很乐于用英语去交流和表达，因为他们在文化环境中是处于一个低语境的状态，喜欢用更加大众化的英语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而高语境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反而不常用英语，常说的则是自己的母语，导演的意图是想回归到当时那个语境之下，让观众去感受最最实际的状况。Q：班克斯在墙的两边都作画还是只在一边作画？巴以两方的老百姓如何通过这堵墙？
A：班克斯只在巴勒斯坦这一侧作画；巴以隔离墙并不像柏林墙那样，它只是一个领土划分的标志，当地居民每天照常通过去上班、下班两三次。Q：为什么片名叫《盗走班克斯》而班克斯本人却没有出现在影片中？
A：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班克斯在哪里、他究竟是谁。这并不影响用班克斯这个名字作为片名，大家可以理解班克斯是一个“缺席的在场”，他只是个符号而已，我们用这个符号去拍摄跟它相关的街头艺术、文化殖民、商业运作、艺术交易里面的东西，并不是真的要去拍摄班克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在巴勒斯坦留下的作品所延伸出来的一系列话题；讨论涂鸦街头艺术作为艺术的合理性和价值，当班克斯的涂鸦被盗走后，艺术品剥离了本来的场合之后是否还存在艺术性的问题，以及法国人说的文化殖民问题，也是影片试图想探讨的，从摄制组到我们所采访的对象，他们都赞同影片所输出的价值观。
导演: Tamara Kotevska / Ljubomir Stefanov主演: Hatidze Muratova / Nazife Muratova / Hussein Sam / Ljutvie Sam官方网站: https://honeyland.earth
鲜黄衣袂点缀马其顿偏乡的荒芜，与悬崖上野生蜂蜜琼浆的金黄相辉映。喀迪丝是欧洲大地最后一位女采蜂人，与抱病半盲母亲相依为命，依附野蜂为生，坚守「取一半、留一半」黄金定律。游牧民族一家突然而至，打破宁静生活的不止是七个孩子与一众牲畜的喧闹，还有疯狂掏尽蜂蜜的贪婪，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肆无忌惮。历时三年静观人与蜂和谐共处的隐世生活，以自然曦光与幽微烛照辉映大地，美得教人肃然起敬。获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评审团大奖。 | 独家辣评 |
整部影片的镜头和光线运用是如此细腻和深情，也许它没有那么让你眼前一亮，乃至于情绪抖动得波澜壮阔，但体现出的情感如涓涓细流沁入骨血。影片中有一点很有趣：意外闯入的土耳其一家人，在金钱的诱惑下破坏了“取一半留一半”的采蜜法则，被蜜蜂蜇到惨不忍睹，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女采蜂人却从未被蜜蜂“亲吻”过，始终淡定从容，且唯有与母亲、小动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温柔的歌唱，眼神里都是星星。
Q：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影片是把目标指向女儿和母亲，中间却突然来了土耳其一家人，他们的介入让整部影片的内容和主线有了新的方向，那么片子是否之前就有过设计，还是在新的方向出现之后重新解构了影片？A：这部片子我们开始是作为一个环保纪录片去拍的，当时最开始只有我和导演两人，只想拍摄这个女采蜂人、她的母亲和她们生活的地方。当拍摄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第二家人突然进入到视野之中，我们不得不处理“新移居者”的问题，并且带来了一些困难，最开始去跟他们交涉的时候比较难以沟通。因为这家人是临时过来的，我们并没有提前做过相关的调研，所以很多事情是不可预知的，我们不得不去跟拍很多细节， 包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我们不想去安排任何人为的情节，希望能让影片自然的发展下去。一方面是想始终保持环保纪录片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试图将两家之间的关系能够以一个新的方式呈现在影片当中。Q：片子拍了多长时间？摄制组对整个故事的介入有多深？A：一共制作了3年时间，拍摄时间是100天，每个地点花3-5天拍摄零碎的素材；与当地人接触的时候也投入了我自己的一些情感，但作为摄影师要努力专注于拍摄，不能让情绪影响工作。举个例子，影片中小女孩游泳的时候突然溺水，我当时非常焦急，因为我距离他们比较远，也有想过扔掉摄影机跑过去救她，但最后却没有这么做，其实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我的工作不得不让我更专注于面前所拍摄的影像，尽量不让情感影响自己。Q：我们知道夜场戏是在女采蜂人家里面拍摄，一共有几个人在拍？拍摄中你们住在哪里，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发生？A：只有导演和我自己，光源全部来自于火把和烛光，并没有另外打光；我们住在院子里，搭了个帐篷；女采蜂人家养了许多猫猫狗狗，有时我们蹲在门口吃饭，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立马扛上机器去拍摄，等吃完之后回来发现食物全被小动物们舔干净了哈哈哈。Q：影片的画面让我想起拉图尔的《油灯前的抹大拉》，导演和摄影师会在拍摄前先构建一个影像观吗？土耳其一家在争吵时，摄制组如何自如的拍摄到这些画面？A ：当时我把三年的素材，花了一个月时间用特殊软件处理了一下，然后把样片拿给导演和制片人看，但他们并不喜欢那样的效果，希望影片更加自然，更偏纪录影像，不希望做成太人工化的东西。我们有过很多争论，经过不断的磨合和沟通才呈现出成片这个样子。因为我自己是土耳其裔，也是剧组里唯一会土耳其语的人，所以就不断跟他们沟通，慢慢让他们忘记自己和摄制组的存在，但片子里的争吵镜头其实是我们从300多小时的素材中，经过巧妙剪辑后的成果。A：拍完之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我们给女主在旁边更便利的地方买了一套房子，她已经搬过去住了。同时，给了土耳其家庭的孩子们一些资助，帮助他们上学。没落的实体书时代，他用纪录片为独立女性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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