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改革前程的双子星：两个“划时代会议”的重大意义
摘 要
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两个“划时代会议”的意义，对于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正确把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抉择，全面分析、判断和把握国内外形势，增强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14日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两次划时代的会议，并对这两次会议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作出高度概括。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析这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能够体悟到这种“划时代”的非同寻常。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称得上重要的事件不计其数，但能够被公认为划时代的事件不会很多。因为划时代，第一，要能够对整个人类社会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划时代的，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思想体系、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而且已经被此后的历史发展所证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划时代的，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真正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这个民族站了起来，并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第二，它是两个具有不同重要特征的时代之间的根本性标志。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了时代潮流，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新型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领导力量，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将会因此而焕然一新。所以，毛泽东同志讲，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以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标志，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前途。总之，划时代就是说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它们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发展历史上，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在中国这样一个当时经济还十分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既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借鉴，也没有任何以前的经验可供总结继承。所以，在艰难的探索中，我们一方面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走了一些弯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受到长期思想禁锢的影响，我们在打破僵局，开创新局面方面还遇到思想上、体制上的重重阻力，举步维艰。可以说，当时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4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的40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得到充分迸发，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得到充分证实的40年。有了这40年的发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提高，中国有了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雄厚物质基础。回顾这40年走过的历程，追根溯源，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毫无疑义，它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乃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同样没有经验，同样是在进行一种全新的探索。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话讲，我们是在“大胆地试”。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多种经济竞相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推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是没有的，甚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是开创性的。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以前未曾遇到过，甚至未曾料想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市场规范方面的问题、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人们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作为执政党的党内不正之风甚至腐败问题等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示出来，而且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持续健康发展。有一些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如市场规范、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如环境污染、道德滑坡、贫富严重分化；有一些直接造成群众的不满，造成党和政府公信力下降。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议论，把这些方面的问题直接归罪于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再一次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候。如果这些现实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就很难持续顺利地进行下去，有些问题还可能导致更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爆发。如果想有效解决这些矛盾，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是放弃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再回到从前，用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还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来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再一次面临着一种抉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全面分析、判断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站在时代发展潮头，召开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抉择。
全面深化改革，本身就是对我们改革开放面临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的一种科学回应。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在此之前都是从一个一个领域突破然后延伸发展的。从农村到国有企业、从生产领域到金融领域、从住房制度到户籍制度、从教育领域到卫生领域等，是由当时的现实国情决定的，这种现实，当然也就造成了改革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显示出它的弊端。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环境本身具有内在联系，不可能截然分开。这个领域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领域，或有赖于另一个领域的改革。如果没有另一个领域的相应改革，那这个领域的改革到了一定阶段就必然受到制约而难以继续深化。虽然在开始阶段，由于旧的体制被打破，制度和人的能量得到一定程度释放，还可以明显收到改革的红利，但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受到制约，这种红利也就会越来越少。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站在全局高度，对改革进行全面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是基于对改革30多年的经验总结，所提出的一项继续推进改革的战略性决策，就是对中国进一步改革的一种顶层设计。所以，我们从这个决定中看到的，就不再仅仅是对某一个领域或者对某一个专项问题改革的要求，而是对各个领域推进改革的全面要求，是把各个领域的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有机联系起来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更是为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了各个方面的有利环境，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根本保证。
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种全面升级，使改革跨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在《决定》中，改革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目标，那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要全面推进改革，但我们也要明确，改革从来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邓小平同志当年就强调，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所以，任何时候，明确改革的目标都是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改革失去了目标，为了改革而改革，不但会让改革陷入盲目状态，而且会失去动力，成为产生形式主义的土壤。我们的改革，从直接目标讲，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就讲得很清楚，而且被作为检验改革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防止和避免改革中各种不利因素影响这些目的的实现，作为执政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必须不断提高治理国家的各项能力和水平。特别是，随着改革中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向现代化迈进的工业国，这种变化给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原来不懂的很多东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是为了使我们在工作理念、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等方面更能够适应建设现代化的要求。如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就与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有着本质性差异。在工作体制机制上、工作理念方法上如果不能适应新要求，就很难治理好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很难实现让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目标。同样，经济发展、政治治理、文化进步、生态保护都不断会有这方面的新问题提出。正是对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各种新问题的清醒认识，《决定》把改革的目标明确确立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在经济社会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对改革目标的又一次定位，即改革不是为了简单地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是聚焦于一个更为长远、更为远大、也更具有历史意义的目标。它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面上。
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条件下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作出了明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然首先预示着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要求的变化。作为一个以为人民谋利益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人民的需要为依归，改革开放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关于改革开放的各项设计和实施，也就同时有了新的着力点。在《决定》中，关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就业分配等各方面的改革要求以及这些要求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取向，都是根据社会矛盾正在发生的新变化而提出来的，是为解决变化以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服务的。所以，这样一个《决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体现了我们党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检验标准的一贯立场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我们不是要谋一时一事、一城一地，而是要谋一国百世，要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只有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革开放才能够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才能够有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够成为为中华民族谋取根本利益的长远举措。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在改革开放进程的关键节点上，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变化的关键节点上，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根据新的历史发展要求对改革开放进行顶层设计，目标定位，从而推进改革开放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不断深入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源，奠定坚实可靠的经济社会基础，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它的意义。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是照亮改革前程的双子星。
作者：戴焰军，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责编：申洁
排版：林苗苗
监制：李爱玲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两个‘划时代会议’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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