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水而生 因水而变——雄安新区的水文化溯源
“远碧极空明，风恬镜影平”，白洋淀畔的古老土地一直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如果将流动的水系比作土地上的血脉，那么星罗棋布在之间的万千淀泊正是这方土地的活力所在。这片华北平原上现存最大的积水湖泊，依靠强大水源涵养作用，托起白洋淀“华北明珠”“华北之肾”的美誉。如今雄安新区的设立，正赋予这方水土新的使命。
水，于潺潺不息间，推动着雄安新区奔腾向前。
滨水而生 得水而兴
公元前六七千年，白洋淀地区开始了文明的进程。发达的渔猎业是白洋淀地区早期人类文明的突出特色。容城上坡遗址与安新梁庄遗址，留下了很多渔猎经济的痕迹。大量水生动物遗骸，如鱼骨、龟甲、螺壳等在这里出土。此外出土的还有捕鱼工具，如陶网坠、骨鱼镖等，说明在本地区捕捞水生动物占据了相当比例。
先秦时期，白洋淀地区已经出现了定居的聚落点。赵孝成王十九年（燕王喜八年，公元前247年），燕国与赵国交换土地，赵国得到了葛城、武阳、平舒三城，其中葛城即今天安新县的前身。为防范赵国，燕国在葛城附近修建了三台城（今容城县三台镇）与浑埿城（今安新县安州镇），同时沿白洋淀北岸修建了河堤。因河堤位于高地之上，远远望去如长城般雄伟，后世便称之为燕南长城。
水促进了白洋淀地区古代城市的发展。自秦汉出现容城县以来，白洋淀周边的古代城市先后有鄚县、易县（今容城县东）、归义、雄州、安州、新安等州县。从各州县的地理位置来看，大致自湖泊群的西北向东南推进，最终形成了容城、雄县、安新与高阳、任丘环状分布在白洋淀周边的局面。
随着古代城市布局日益向湖泊群的推进，古人对白洋淀的认识逐渐明晰。西晋左思的《魏都赋》中记录了“掘鲤之淀”，该湖泊的位置大致在今天河北任丘市的西北部。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白洋淀地区曾有“九十九淀”的称谓。然而，九十九并非实际数字，而是用来形容湖泊众多。《宋史·地理志》首次记录了“白羊淀”的名称。当时人们认为这片湖泊面积广袤，每当湖上起风，卷起层层波浪时，犹如一群白羊前拥后挤地奔跑，由此便有了“白羊淀”的名称。明代以来，白洋淀逐渐成为湖泊群的统一称呼并流传至今。
引水为御 水到渠成
在北宋与辽军事对峙时期，白洋淀北部的拒马河成为双方的界河，白洋淀湖泊群被北宋改造成阻止辽军南下的特殊屏障。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提出了修建塘泊防御带的建议。在给宋太宗的上疏中，何承矩利用熟悉关南（瓦桥关，即雄州）地形特点的优势，提出如果在顺安寨（今河北高阳县东）西开凿河口，将上游各条河流汇入河北中部的湖泊群内，再向东注入渤海，可以阻挡辽国骑兵南下。同时，在湖泊群两岸筑堤屯田，还能解决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宋太宗的认可，委派何承矩赴雄州等地考察塘泊的具体构筑情况。
为避免消息泄露引起辽不满，最初的考察是以极为隐秘的方式进行的。何承矩经常与属下泛舟白洋淀，饮酒赏花。他提出以蓼花为题写诗。他们边游览边吟诗赋词。何承矩还将蓼花分布情况绘出图画，传至京师供人欣赏。蓼花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花色或红或白，对于浸淫奢华的王公贵族而言，本没有多少欣赏价值。因此，《蓼花游》的诗篇和图画在东京城内没有引起轰动，而这正是何承矩的聪明之处。考察蓼花分布就是考察湖泊群的分布，即便辽国有密探知道何承矩带官泛舟游览，也会当作是一般文人墨客的雅兴大发。考察后不久，何承矩的沿边塘泊规划就秘密呈送给宋太宗。
淳化四年（993），朝廷任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率边境各州军兵18000人兴修水利。雄州、莫州（今河北任丘市鄚州镇）、霸州等地修建河堤超过600里，湖水被引来灌溉农田。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塘泊地带的屯田开始大规模展开。至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河北屯田岁收粮米已达29400余石，军民大获其利，屯田初见成效。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以河渠沟通淀泊而形成的“水长城”，已基本建成。
“水长城”的修筑，有效地限制了辽军南下。自端拱二年塘泊带开始构筑，至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共计11次。在军事路线的选择上，契丹9次从太行山前大道南下，仅有两次选择突破塘泊防御带。辽军穿过“水长城”的时节是干旱的冬春，而非水涨泛滥的夏秋。从战果来看，借助塘泊带的迟滞作用，北宋军队的抵抗都取得了最终胜利。这在“水长城”开通之前，是没有先例的，体现了塘泊带的军事防御作用。
北宋塘泊带对水系的改造，带动了白洋淀地区的社会发展。水环境的改善减轻了本地区的土壤盐碱化状况。唐代白洋淀附近曾有野生稻田的记载，因而北宋屯田种植的作物是水稻而非今天的小麦。因稻田表层长期被水浸泡，土壤中的盐分逐渐沉淀，形成了土壤结构松散的耕作层，盐碱地由此改造成为良田。湖泊群内的各种水产，将水潦盐碱之地变成鱼米之乡。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带动了人口的繁衍。塘泊带周边地区人口由宋初的14254户上升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的92938户，120年间增长了5.5倍。
宋代引入白洋淀水修建水长城，成为军事防御的有效屏障，将各河流改造为农林灌溉水渠，成为发展屯田的有利条件。但自北宋后期起，因疏于管理，塘泊带逐渐荒废。朝廷对淤积干涸的塘泊不再疏浚，地方州县又片面追求种植水稻的收益，甚至将塘泊内泄去积水开辟为稻田，这就严重削弱了塘泊带的蓄洪调节功能。金代统一河北平原后，塘泊带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元代之后水系上游的过度砍伐及永定河、滹沱河对白洋淀湖泊群的淤积作用，最终造成了今天湖泊群的零散分布状态。
水善利万物而非不争
《道德经》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倘若梳理雄安地区的水环境演变，就会发现水并非与世无争，人与水的关系经历了由简单趋向复杂的过程，而各类水利工程便是这一过程的纽带。历代雄安地区的水利工程可大体分为河堤、桥梁两类。
白洋淀地区的河堤兴起于战国时期。北宋修建塘泊带开启了大规模河堤建造的历程。明清两代，对白洋淀地区的水环境改造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虽然气候渐趋干冷，白洋淀的自然灾害仍是以水灾为主。明代白洋淀周边的州县开始修筑河堤。不过，各段河堤质量参差不齐，州、县之间又经常出现因用水、排涝产生的纠纷。这说明白洋淀的河防工程仅依靠地方治理已难以奏效，白洋淀的综合治理呼唤顶层设计。
清代初期，白洋淀地区有了统一的河防工程——千里长堤。康熙三十七年（1698），朝廷着手整治畿辅水利。清廷命各州县采取统一的施工标准与用料，将明代白洋淀的各段河堤重修整合并联系在一起，修筑起围绕湖泊群的河堤体系。千里长堤在兴修初期，朝廷通过按流域治理维护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州县以邻为壑的乱象。不过随着乾隆后期治河专员的权力虚化，地方再一次成为筑堤主力，致使清代后期千里长堤河防体系再次瓦解。
2018年12月6日在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拍摄的白洋淀日出（新华社）
雄安地区水网密布，横跨各河流的桥梁成为人们通行的必经之路。也正因此，桥梁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围绕桥梁的战事屡见于史籍。后周显德六年北伐时，时任水陆都部署的赵匡胤先至瓦桥，辽军守将开门投降，控制瓦桥关的后周军队随即收复了莫州、瀛洲 。周世宗以瓦桥关为北伐的桥头堡，遂建为雄州。明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军大将张玉趁中秋月色攻入雄县城内，又在雄县南部的月荡桥伏击了老将耿炳文派来的增援部队，取得了雄州之战的胜利。
雄安地区最为独特的桥梁当属清代的十二连桥。十二连桥位于赵北口镇，因自北向南分布十二座桥梁得名。清代赵北口属河间府任邱县，在治理海河运动后，今天的赵北口已变为安新县东部的一个普通村镇，有白洋淀东部码头等。但在清代，这里却是整个白洋淀湖泊群的东出口。白洋淀出口宽阔，南至河间府任邱县枣林庄，北抵保定府雄县十里铺。在如此广阔的出水口仅修一座桥梁难以达到泄洪的目的，清代中期便连修十二座桥梁方便分水调节。十二连桥跨过的是大清河的主流，其中第五桥下即大清河干流。民国时期曾留有十二连桥的影像资料，可惜今天十二座桥因水环境变化已无一留存。
雄安地区的文明兴起于滨水文化——早期文明的进程倚赖水的秉性和格局；技术的发展进步，提高了利用水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让水为人所用，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在新时代，如何因势利导，建设城市的水系景观，疏通城市的文化水脉；如何赋予水间的一草一木以情怀，构筑人水和谐的千顷碧波，是摆在雄安人民面前的新课题。
白洋淀畔，一幅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我们满怀信心和期待！
作者：李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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