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国际学界热议哪些话题？
国际学界高度关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业和国企改革，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等角度展开深入探讨。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增强客观性成为国际学界研究中国的一项内在驱动力，对于中国研究国际化的趋势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学界依然存在理论思维僵化、教条化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等问题存在诸多错误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40年。对于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国际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2018年1月，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举办了“评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活动。4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召开的第六届年会就是以“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7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了中国经济前沿会议和圆桌讨论。10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了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制度变迁与政治经济转型”为主题的研讨会。11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召开“改革开放40年：成就与挑战”的主题研讨会。
国际学者还纷纷撰文探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纵观国际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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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国际学界给予了充分肯定。
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过去4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中国实现了包括教育、创新、“软”“硬”基础设施、政治改革等在内的多方面的成功转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吴承娟也强调：“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新兴经济体，而且已经恢复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
国际学界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国际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在四个方面为全球经济作出了贡献。一是维护多边体系，这是开放的基础，除了双边大国外，也让更多小国受益。二是在投资方面比较成功，这不仅拉动了自身经济增长，还将一些投资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改善基建，促进当地发展。三是中国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发展非常快，中产阶级购买行为升级转变，是追赶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的。四是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技术供应中获得了增长，中国也从中受益，吸收再转化为生产力。并且，在很多领域，中国不是追赶，而是跻身前列。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了各大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里西奥·桑托罗表示，推进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世界经贸秩序构建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国际学界不仅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功，而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务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走一边解决问题；二是渐进，与休克疗法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和发展没有一蹴而就，而是用速度和渐进的混合体，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创新也显示出了务实，比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农业方面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等。
从社会、政治原因来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邹至庄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有共产党的领导，因而政治稳定。”还有学者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谈道：“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国际学界重点探讨了农业、国企的改革。
关于农业改革。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业领域。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思高等人从农业生产、农业结构，以及减贫等多个角度论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成就。他们指出：“过去40年里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景观”，“尽管自然资源有限，中国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的农业生产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近40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农业的增长和农业就业的增加极大地减少了农村的贫困”。
罗思高等人具体分析了农业结构和农村就业状况的变化，认为中国农业多样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缓慢行进，第一步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促进了农民生产其他农作物、牲畜以及渔业等发展；同时，政府也拨款用于灌溉和新技术。农业多样化的努力帮助农村人口在改革初期提高了收入。
关于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从国企改革目标的角度，探讨了国企改革的内容。诺顿认为，国企改革的第一项目标是提高激励和效率，寻求重振公司治理改革，使国有企业管理者更有效地激励公司绩效。围绕这一目标，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项目标是改善监督，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其他监督机构的作用。围绕这一目标，国企改革的内容是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体系。第三项目标是更有效地为国有企业分配新的任务，创建了新的监管机构。围绕这一目标，国企改革的内容是设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对外开放。杜大伟通过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际经济角色，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在国际贸易方面，“40多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几乎不存在贸易的国家变成了全球最大贸易国”；贸易平衡方面，“中国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适度贸易逆差转为适度的顺差”；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一带一路”倡议方面，“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不同类型的融资，其最引人注目的努力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地位方面，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
邹至庄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的降低导致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进口增加，预计这些产品的价格将会下降，产品质量将会提高，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消费者；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产业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在加速中国法制现代化方面产生影响；加入世贸组织也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此外，加入世贸组织还具有象征意义：中国在世界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承认。
关注重点领域的改革举措
关于教育改革。斯坦福大学的亚历克西·梅迪纳、罗思高等人与中国学者合作，通过对40年来中国农村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学的入学率、师生比、课程改革、政府投入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梅迪纳等人还讨论了中国农村教育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认为未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农村小学生的健康问题、农村学前教育与城市的差距问题、学前教育年限问题。
关于金融改革。国际学者主要围绕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展开论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认为：“中国银行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站式的激进改革。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
关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评价，邹至庄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银行体系处于危机中的观点。“银行业改革只是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方面，它与其他国有部门的改革有着共同的特点。尽管存在缺陷，但银行系统可以预期在时间上会有所改善。”
德怀特·珀金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他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金融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毫无疑问，中国在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较老的金融机构，如银行，现在相当成熟，而新的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股票交易所，则没有达到它们的应有水平。”
关于国际学界研究的几点思考
增强客观性成为研究的一项内在驱动力。纵观国际学界对40年改革开放的研究，首先就凸显了其力图增强研究客观性的特点。
一方面，国际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40年来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国际学界都认定其根本原因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与此同时，国际学界也意识到，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国际学界力图从中国的实际理解改革开放，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上。此外，国际学界还立足当下中国实际，分析未来改革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可见，增强研究的客观性成为国际中国研究的一项内在驱动力开始出现。这既是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必然，也是国际社会认识真实中国的需要。
研究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学界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也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与以往存在显著不同的是，国际学界对于40年改革开放的研究中，中国学界开始发挥作用。多场国际学术活动中中国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8年7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前沿会议和圆桌讨论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中国科研、高校的十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由中国举办的有关活动中，国外学者积极参与讨论40年来的改革开放。
2018年3月，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上，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等，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挑战和方向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理论思维的局限性。虽然增强研究的客观性成为国际学界中国研究的一个客观诉求，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形成的对华认识的思维惯性，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思维的缺陷。不少国外学者依然习惯用源自于西方发展经验的理论来解读、规范中国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发展中展现出的特点，仍然存在无法理解和错误解读的问题。
作者：韦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6期，原文标题《国际学界热议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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