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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1938年的延安,为45岁的毛泽东拍了一段录像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东方红啦 Author 小林 宋莹

那是一段名为《延安之行》的黑白无声16毫米胶片影像,时长18分钟,有空旷的乡村景色、沿街叫卖的摊贩,也有身穿军装在街上走动的军人和刷上抗战标语的城墙。
尽管拍摄对象并不连贯,但整部影片显然有一个聚焦的主题,那就是1938年5月的红色延安。
这段黑白影像目前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瓦尔特•博萨德与罗伯特•卡帕在中国》摄影展中展出,其珍贵程度或不亚于2019年国庆献礼大片《决胜时刻》中14分钟的开国大典彩色修复影像,在此驻足够久,会有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
《延安之行》影像画面,瓦尔特·博萨德,1938年 ©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图片摄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45岁的毛泽东,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在这里写下著名的《论持久战》。影片中,他从窑洞里款款走出,定立在镜头前。
摄影师的中景和特写让中年毛泽东的形象鲜活起来,他或背着手或双手插在腰上,从容而淡定,偶尔眼神瞥过镜头,不知与谁对话,然后摆了个姿势,似乎在等待拍照。
《瓦尔特·博萨德与罗伯特·卡帕在中国》海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瓦尔特·博萨德其人
摄影师瓦尔特·博萨德(Walter Bosshard,1892-1975),一位来自中立国瑞士的战地记者,在中国前后停留八年,记录了无数中国故事,他的照片如同一扇窗口,让西方世界得以窥见遥远的东方古国。
1937年,博萨德成为最早向西方提供日军轰炸上海和北平等地的西方记者之一,他拍摄了多位中国军政要人与各界精英,如毛泽东、朱德、蒋介石、宋美龄等,题材涉及中国政治、民间社会与战争现场各类不一。
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除了西北、华北、东北、长江等地区,还到过云南和四川,他去过的西北和藏区多为蛮荒藏地、人迹罕至之处。
《中国空中武装力量(双重曝光)》,瓦尔特·博萨德,20世纪30年代 © 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博萨德曾亲眼目睹后来被称作是中国抗战史的至暗时刻——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他在武汉坚持到最后,记录了武汉会战的情况,比如军事会议的场景、为策动战争做后勤准备的军队、协助中国的西方志愿军等,还捕捉到第一批进城、端着刺刀走在街道上的日军影像。
得益于中立国的身份,博萨德出入了日军控制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用镜头有力地陈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战争既是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延安去
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热血青年愿意奔赴地处西北内陆的延安?这个近似圣地的地域到底有何魅力?“神秘”的共产主义让当时的西方人非常好奇。在他们眼里,延安是一个新的乌托邦,是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理念,也是中国革命思想的摇篮。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对此更感兴趣,延安的出现让他们眼前一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从中调解,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两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争取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在抗日前提下实行第二次合作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宣言和讲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北京附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据点》,瓦尔特•博萨德,1933年 © 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但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仍有些微妙,外人想进入延安并不容易。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只有埃德加·斯诺等很少几位外国朋友到过陕北,向国外作了报道,帮助各国人民了解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1937年末至1938年10月,周恩来在武汉工作了10个月。期间,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民族参加抗战。
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后,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面,这里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来自全球的各国记者,还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前来访问。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这项工作也归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指示他们:对在武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等等。
周恩来自己同在武汉的外国朋友也保持频繁的接触。他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泼斯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也建立了良好关系。
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到武汉访问或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朋友,有些人后来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重要帮助。
1938年5月,经由史沫特莱向周恩来引荐,博萨德拿到进入延安的通行证,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欧洲记者。博萨德的好友,知名美国记者罗伯特·卡帕想方设法也未能进入延安,只能带着遗憾离开。
阿格内斯•斯梅德利,瓦尔特•博萨德,罗伯特•卡帕和埃万斯•F•卡尔松(从左至右),阿奇博尔德•T•斯蒂尔拍摄,阿奇博尔德•T•斯蒂尔 © 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 清华艺术博物馆供图
博萨德从西安出发,辗转于陕西群山之间,长途跋涉6天终于和美国记者阿奇博尔德·斯蒂尔一起抵达延安开始拍摄。期间,博萨德工作节奏非常紧张,无暇顾及其它。
他拍摄青年进延安的场景,这些青年行走在蜿蜒的黄土高坡上;在河边洗衣服的人们,光着脚踩在河边的石头上,头上随意搭着一条白色毛巾,朴素又自然;还有空地上用木头搭建的简易秋千,成群结队的儿童在玩耍。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生在窑洞门口集体高歌、在露天广场学习,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据说毛泽东和林伯渠都给他们上过课。
博萨德这些关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影像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等媒体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延安的共产主义者
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驻地在延安城内西北角的凤凰山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中央红军参谋部就住在这里。
初到延安时,毛泽东先住在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院,这是一孔依山凿成的石洞,坐西向东,高2.6米,宽6.7米,深6.5米,一门两窗。
石洞内十分阴暗潮湿,身边的工作人员几次劝他换个地方,他总是说:能有这么个地方住就不错了,不要再去麻烦老乡了。毛泽东著名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这里写的。
在博萨德发回的稿件中,有一些对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和生活状态的描述。
展览总策划、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介绍道,在博萨德的印象中,毛泽东讲话带着湖南腔调,但他的语气非常坚定,动作也没有那么华丽,这跟西方的政客不太一样。毛泽东经常把垂在额前的头发往后捋,好让头发在他讲话的过程中不会阻挡视线。毛泽东还喜欢抽烟,博萨德觉得他抽的烟草闻起来像混合了德国泡菜和马尿的味道。
整个展览还藏有一个彩蛋,那就是毛泽东给博萨德的两张亲笔签名照原件,不细心观看很难发现。
《毛泽东,延安》,瓦尔特·博萨德,1938,原版照片,©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 图片摄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他还拍了朱德。带着帽子和围巾的朱德站在窑洞门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笔,抿着嘴微笑,微微歪着头。
朱德和周恩来居住的下院有石窑三孔,作为寝室、会客室和办公室。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返回延安,朱德将自己的热炕让给周恩来居住,从此这孔窑就成了周恩来的住处。
《共产党军队的领导者朱德将军,延安》,瓦尔特·博萨德,1938年,©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图片摄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1937年,毛泽东移住到距李家窑院200米左右的吴家窑院,在这里,他写下《论持久战》。在写《论持久战》时,毛泽东几昼夜都没有很好地休息,累病了,吃点药又坚持写作。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进一步坚定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毛泽东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延安》瓦尔特·博萨德,1938 © 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延安整洁的城镇和自信的共产主义者给博萨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住在窑洞,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为抗日战争做着准备。
短短的两天半时光,不仅让博萨德对延安的艰苦条件有了直观体验,也让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超越艰苦生活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在博萨德的镜头下,窑洞门口站岗的战士穿着冬天的棉衣,却光着脚穿草鞋,“抗大”学生在落后的条件下进行军事训练,露天用餐,树下上课,以沙盘、树皮为纸张。
为激励抗大学员肩负救国的使命,毛泽东还指示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延安》,瓦尔特·博萨德,1938年 ©瑞士摄影基金会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1937年1月,为适应当时全国形势的需要,刚刚移驻延安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旨在为抗日培养干部学员。“到1938年底,已有1.5万人涌入抗大学习,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上百名新学员,其中不乏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将士。”抗大旧址工作人员杨默接受媒体报道时说。
在苏丹看来,镜头是一部忠实的机器,反映着眼睛的构造形式,决定它输出结果的是躲在其后摄影家的眼睛,那些眼睛代表着意识本身,它们随着身体在移动以寻找立场、角度。勇敢的身体和特殊的身份经常成为杰出摄影作品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身份和身体是进入事实现场的载体。
在此意义上,博萨德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是冷静客观的,他眼里的中国人,不再是以往西方用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和猎奇的视角,记录下的面目阴郁、瘦骨嶙峋的中国人,而是积极正面的形象,展现了中国人对战争取得胜利的坚定决心。
特别鸣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瑞士摄影基金会、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09.
2. 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传 2[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01.
3. 刘明钢.抗战初期周恩来为动员全民族抗战所做的贡献[J].党史纵览,2015(09):12-16.
4. 于清刚,瓦尔特·博萨德.瓦尔特·博萨德:目击中国抗战的至暗时刻[J].中国摄影家,2018,(第7期)
5. 南无哀著.东方照相记 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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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林 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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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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