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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爱上南苑打猎,其实有另外的算盘

郑永华 前线理论圈 2022-07-03
团河行宫是南苑保留下来的唯一古迹


南苑又称南海子,在永定门以南二十里,今大兴国际机场以北,南六环到南四环之间。南苑为明清时期北京重要的皇家苑囿,历史悠久,见证了北京从军事重镇逐步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都城的历史进程。其真正地创建成型,在明初的永乐年间,与明成祖迁都北京、力图振兴武备这一重大时事密切相关。

南苑的历史渊源及其在明初的创建




南苑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辽、金时期。会同元年(938),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当即提升幽州为“南京”,称析津府,北京由此开启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进程。河泉密布、水草丰美的北京东南部地区,也因此成为帝王时常光顾的狩猎胜地。

《辽史》记载,辽南京的东南九十里地方有延芳淀,为辽代帝王的“弋猎”地。延芳淀的中心位于今通州漷县镇附近,面积广阔,“方数百里”,其西缘包括今采育、马驹桥、大羊坊、台湖等地区,与后来的南苑已经大体相接。

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也常常与臣下“猎于近郊”,有时还乘便至通州“观造船”。金章宗时期又于城南修筑建春宫,以便金帝行“春水”礼仪时巡观渔猎。金中都的南郊皇家猎场具体位置不详,揆其方位,大概亦当在金中都城的东南即今南苑附近的广大地区。

元大都成为南北统一的多民族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南郊园囿的建置进一步提升。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下马飞放泊,在大兴县正南,广四十顷。”成于清代中期的《日下旧闻考》对此注称:“下马飞放泊,即今南苑之地。曰下马者,盖言其近也。”

元代所谓“飞放”即围猎,《元史》载称,元帝常于冬春交替之际,“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游牧民族自古就有纵鹰弯弓的传统,元代皇帝以及诸王皆设置有专门的“打捕鹰房人户”,以便随时出猎。元武宗还因此颁布禁令,谓“围猎飞放毋得搔扰百姓,招诱流移人户”。

大都城南的下马飞放泊内筑有“晾鹰台”,又建造了专供帝王使用的“幄殿”,成为大都近郊最著名的皇家猎场,也是元代最大的皇家园囿。元初被俘北上的杭州人汪元量在《斡鲁垛观猎》诗中称“快鹰已落蓟水畔,猎马更在燕山前。白旄黄钺左右绕,毡房殿帐东西旋”,即是对元世祖与侍卫在大都附近的飞放泊、柳林等地纵鹰驱马的生动写照。

明初徐达率军攻占大都,太祖下令捣毁元都胜迹,下马飞放泊随之废弃。明太祖去世后,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凭借“靖难之役”称帝,史称明成祖。朱棣长期镇守北疆,对北京的战略地位体会深刻,登基不久即决定将都城北迁。

北京城南的皇家猎场,也迎来新生契机。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城南二十里有方圆一百六十里的南海子,本为元代旧遗,“我朝垣焉。四达为门,庶类蕃殖,鹿、獐、雉、兔,禁民无取,设海户千人守视。永乐中,岁猎以时,讲武也”。

《明一统志》则称南海子“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 “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曰南海子”,可见明代南苑是明成祖于迁都之际的永乐十二年,在元代“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增广其地”而创建的。

相较于元代下马飞放泊,南苑从原来的四十顷增至二百三十多顷,面积扩至近六倍,周围又修筑一百六十余里围墙,四边开辟“红门”,真正形成内外相隔的皇家“禁苑”。

为加强管理,明成祖还设置专门的机构——上林苑,领有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典察等十署。随后,他又下令迁徙山西平阳、泽州、潞州及山东登州、莱州等地的民人隶属于上林苑。这些人后来世代相承,成为“衣食年年守环堵”的“海户”。

南苑的建设与维护也有了相对充足的人力保障。尤其是历经明宣宗、明英宗两朝的重视,南苑设施渐趋完备。天顺二年(1458)秋,侍从英宗“校猎南海子”的大臣李贤作有《南囿秋风》诗,其中说道:“南郊八月天气清,囿中万木皆秋声。灵台灵沼足萧爽,似游阆苑登蓬瀛。”

又赞称:“麋鹿呦呦雉兔肥,鸥鹭浮沉鸿雁飞。兰菊总芳时可乐,稻粱正熟农无饥。”他对南苑堪比蓬瀛的绮丽风光以及鹿鸣雉飞、稻熟菊黄的秋收景色,做了细致描绘。

郎世宁《南苑秋猎图》


南苑的文化意义与明成祖的创建初衷




帝王狩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烈象征意义,提供狩猎的皇家园囿也成为都城重要的礼制设施。

早在周代,《礼记》对田猎礼仪就有详细规定,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田”即“田猎”,“岁三田”即于每年的春、秋、冬三季定期猎狩。周天子以万乘之尊举行规模盛大的“田猎礼”,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国家的武功文治。

据《上林赋》《长杨赋》《校猎赋》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最迟到汉代,已形成完整规范的帝王“大狩礼”,具体包括准备、出行、围猎、检阅、杀获、宴饮、游玩等环环相扣的多个步骤,其文化意义则重在“以猎备武”。

对此,宋元时期的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得非常明白:“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搜狩而习之。”帝王于仲春“教振旅”,意在“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秋狝,亦强调“教治兵,如振旅之阵”。冬猎之“大阅”,规模尤大。也就是说,帝王出猎的目的,主要在于“简军实”。

基于历代帝王“三驱”之意,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亦曾计划在南京的正阳门外“度地”修建御苑,但不久因担心有害民生“遂止”。不过到成祖称帝以后,又更改其父的做法,特意在北京创建南苑。成祖之所以甘冒“不依祖制”的政治风险,体现的是他意欲迁都,进而振兴“武备”的雄才大略。

南苑的创建,与成祖个人的独特经历相关。

朱棣凭借武力上位,对“狩猎习武”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意义有着深刻的体会。早在燕王时期,朱棣就经常借猎练兵,在“靖难之役”中也多运用狩猎的方式侦探地形,激发士气。

《明太宗实录》载其“驻师有暇,辄与诸将驰猎,以周览地势。猎有所获,悉赐将士”。直到晚年,他对出猎仍念念不忘,谓自己并非以此为乐,“顾见将士驰骤健捷,皆适于用,有可乐者耳!”并特意指示:“古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顺时为民去害,且讲武事……圣人著于经,政欲垂法后世耳。”

这些记载,体现了成祖对于帝王“狩猎”与国家“武备”之间的独特体认,在其创建南苑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苑的创建也是由明初政治、军事的发展大势所决定的。

元大都被攻占后,顺帝让城北走,但返回草原的北元仍以强大军事实力,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明初定都南京,北部的国防安全就成为重大现实问题:如若不在北方设置重兵,则黄河以北势难把握,南北分裂之危立现。但若屯驻重兵,尾大不掉、藩镇割据的历史悲剧又可能重演。

明太祖试图以“分封藩卫”的办法,来解决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结构性矛盾。但其身后爆发的叔侄相争,又将这一设想彻底击碎。明成祖以武力夺取帝位,当即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继续施行“削藩”之策,进一步强干弱枝;二是将都城自南京北迁,其实就是以政治中心迁就军事中心的方法,寻求两者的再度统一。

北京由此恢复为国家首都,其军事地位也进一步提升,最终形成明代影响深远的“天子守国门”战略布局。

南苑的创建,则成为成祖迁都“振武”的象征之一。宣德年间大学士杨荣作有《随驾幸南海子》诗,颂称“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升平”,即将南苑创建与成祖竭力经营的“千秋”基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百余年后的吴伟业,也在《海户曲》中追忆“雄图开国马蹄劳,将相风云剑槊高”之初旨,同时感慨“俊鹘重经此地飞,墨河讲武当盛”。

南苑在明代的沿革及其衰落




永乐年间,成祖因着力于迁都、北征等重大事项,后人称其曾在南苑“岁猎以时”讲武的局面,其实并未出现。不过明宣宗以后,帝王逐渐开始在南苑“狩猎”讲武。现藏于北京故宫的《朱瞻基行乐图》上,帝王纵马山丘,驰骋围猎,就是宫廷画家对于宣宗在南苑“岁猎”场景的描绘。

明英宗因受“土木堡事件”的刺激,天顺年间更是频繁“驾幸南海子”,以振兴武备为务。其中尤以天顺二年的南苑“出猎”最为隆重,随侍文臣皆赋诗纪胜。英宗还在原来“燕京八景”的基础上增加“南囿秋风”与“东郊时雨”两景,形成新的“北京十景”,可见他对于南苑的特殊感情。

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因此将明英宗与南苑的创建者明成祖相提并论,称“永乐、天顺间常搜猎于此”。不过由于此后的明武宗沉湎游玩,终至亡身,朝廷“训武”之南苑亦受到牵连。明穆宗登基之初欲赴南苑,辅臣极力劝阻,称南苑仅为鹿兔的蓄养场所,“非如视学耕耤,有关治理,不足以烦临视”。

南苑“训武”之旨发生了根本蜕变,从此逐渐演变为给皇室内廷提供鹿獐雉兔、瓜果时蔬的养殖基地。万历年间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赋诗感慨:“空山想见朱旂绕,阙道虚疑玉辇通。此日从臣俱寂寞,上林谁复叹才雄。

明代中后期,南苑衰败日甚一日,建苑“振武”的初衷荡然无存,时人谓为“内官监守但坐看,四垣崩圮禽物散。树木斫卖雉兔空,白日劫盗藏其中”。后人总结其中的深刻教训,谓明代从嘉靖直至崇祯的百余年“绝无田猎事”,实际上大失古人于农作间隙讲武之“遗意”。

“一朝剪伐生荆杞,五柞长杨怅已矣”“新丰野老惊心目,缚落编篱守麋鹿”的南苑残景,很大程度也成为明代后期武备松弛的反映。

入清后,清世祖曾于南苑接见来京觐见的五世达赖,清圣祖亦多次在此“大阅”八旗,南苑“训武”之制一度恢复。

据《清实录》记载,仅清圣祖一人,即在南苑“行围”八十多次。但到清代后期,随着国势衰落,南苑再次衰败。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南苑劫掠,同治年间设置的神机营逃散殆尽。此后清廷招佃屯垦,私人庄园在皇家禁园内出现,珍贵的麋鹿亦逐渐绝迹。

民国年间,南苑长期作为兵营。1937年,新建的南苑机场与大红门遗址等,一起见证了“南苑保卫战”的壮烈。1949年以后,南苑又发展成为北京近郊重要的农业区与工业区。此后随着麋鹿从英国重新回归,团河行宫遗址亦开辟为公园,南苑的生态建设不断加快。2019年大兴国际机场开通,南苑地区更成为首都北京新的南大门。

元、明、清时期繁荣鼎盛的皇家御苑,将在新的时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5期,原标题“南苑的创建与明成祖迁都‘振武’”

责编:金蕾蕾

版式:山中石

图片来源:北京文摘

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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