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时期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主要是继承了第一条道路并形成一种备战体制。战后苏联共产党一直坚持备战体制，未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根本改革。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纽带，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关键节点。
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重要历史性事件之一。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而将世界社会主义由理论的、运动的阶段提升到国家的、制度实践的阶段，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跨越到了一个新时期。然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发展与辉煌，更出现了挫折与失败，并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告终。在苏东剧变30年之后，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原因进行剖析，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借鉴。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稳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第一条道路，即施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道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又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是苏俄在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后开始考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1918年4月受党中央全会的委托起草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布置了“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然而，内战的全面爆发使布尔什维克必须将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政权的战争相结合，由此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军事命令化、国有化、配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三个核心。军事命令化即以战争胜利为目标而形成的战争体制，其主要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体系。国有化即银行、交通、矿山等重要资源的国家所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发，将国有化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重要体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出于保卫政权的需要，对几乎所有企业都实行了国有化，列宁如此说明国有化的必要性：“为了使全国公民，首先是一切劳动阶级，能够在自己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立即从各方面，不惜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展开这种斗争（指和投机倒把等破坏活动的斗争——引者注）并着手安排全国正常的经济生活。”配给制是指限制或取消市场交换，对居民实行购买和消费的统一管理。1918年初颁布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把全体居民纳入国有的消费合作社，禁止私自买卖和运输活动。余粮征集制是军事共产主义在国家政策上的主要体现，即通过国家命令，由征粮队实地征收农民余粮以首先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和需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直接成果就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击溃了国内白匪叛乱，捍卫了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明确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是布尔什维克应对战争的一时之策，它同时也是列宁等领导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实化的重要尝试。所以，当1920年战争基本结束时，布尔什维克要继续追求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自然不会考虑终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但是，一切为战争服务的体制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导致战争后期不断出现农民骚乱和士兵叛乱，特别是到1921年初，曾经参加十月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的叛乱，深深地震动了列宁等领导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审时度势，在1921年3月的俄共（布）十大上迅速作出决策，推行新经济政策，由此形成了列宁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条道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合理利用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农村，以农业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农民在完成农业税后有权自行到市场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对工商业，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将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大工业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将中小企业租给私人或合作社经营，并允许个人开办经营小企业，企业生产的商品可在国内自由流通和出售。新经济政策成效明显，工农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到1928年，苏联的耕地面积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工业产能也与战前持平。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时期开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虽然这两条道路形成的背景不同并且内容迥异，但是，它们都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依据客观环境进行的自主选择，并且也都取得了应有成效。列宁等领导人看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缺陷，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顺应人民大众的要求，迅速完成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所以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第一次改革，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活水。可惜的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列宁因病去世，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临重新选择的可能性。斯大林领导国家建设后，他主张的快速工业化路线取代了新经济政策。1928年10月至1932年12月，苏联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间，“全盘集体化运动”把全国约60%的农户纳入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快速完成。1933—1937年，苏联又执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36年12月，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这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立。因为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确立的，这一模式通常也称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形成的，在国内外复杂环境和多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还是更多地继承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要素。首先是经济上的，五年计划的重心是重工业，中心是军事工业，农业生产以服务工业发展为目的；其次是集中指挥命令的方式，全国建立了统一的计划和指挥机构，自上而下发布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再次是意识形态上，在斯大林提出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意识。总括起来，这时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就是一种备战体制，即时刻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的体制。这一体制形成于苏联社会主义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立斗争的大环境之中，并且这一模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体现了它的巨大威力。事实上，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4年）期间正是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时期，这期间苏联直接的国防预算就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2.7%增长到了25.4%，这种备战体制也确实成为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不过，备战体制的另一面则是人民群众为此付出的重大牺牲，一是财力物力严重偏向于军事工业，必然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严格的军事命令使人民群众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总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革命方式确定的革命模式，它获得的成功是巨大的，造成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无论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还是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都是在当时特定客观环境下苏联共产党的重大选择。就这三次选择而言，以改革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代价最小，成效也特别显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证明了备战体制的重要作用。但任何模式和体制都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作出适应性改革，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战后世界形势至少出现了两个大转变，一是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二是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主题。战后人类社会也开始了由战争与革命主题向和平与发展主题转变，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趋势。战后世界形势的巨大转变对苏联的备战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但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战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和亚洲的扩展使斯大林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认为备战体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以，在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坚持甚至强化原来的体制，没有对备战体制进行改革。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推行了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组成的“三和”路线，在国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探索，但由于苏共这时追求的战略目标是与美国共同称霸世界，因此，赫鲁晓夫表面上进行了不少改革，诸如思想上的解冻、政治上加强权力监督、经济上权力下放，甚至大幅度地裁减军队，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改革并未突破原来的备战体制。从1964年到1982年，是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败笔就是终止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尝试，他恢复甚至强化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将和平时期的备战体制发挥到极致，固执地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其结果是，苏联错过了战后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最佳时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陷入全面停滞的泥沼中不能自拔。苏联备战体制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大量的军事投入。这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实现工业化，所以集中对工业进行投资是十分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是重工业投资在工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高达84%，只有16%的比重投入到轻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苏联的经济发展方向也有所变化，但一直未能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并且军事工业又在重工业占有中心地位，军事开支十分庞大。据估计，苏联时期的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戈尔巴乔夫则毫不遮掩，“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大量的军备投入使苏联成为一个足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强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的军力已经和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这也使苏联领导人野心膨胀，不仅继续强化备战体制，而且四面出击，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势力范围。1979年12月，勃列日涅夫下令出兵阿富汗。然而，备战体制并不能保证苏联在阿富汗战场上迅速获胜，之后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之中。正是这个时候，美国凭借其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趁机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诱使苏联进一步陷入军备竞赛，而苏联果然进一步加大军事投入。苏联共产党长期固守的备战体制，使苏联的发展严重失衡，一面是军事的强大，另一面却是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落后。最典型的表现如科技领域，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水平世界领先，但备战体制使这些先进技术只在军事领域使用，惠及经济和社会甚少，当时民用消费品仍然极其匮乏，许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人们煞费苦心地排队购买。军事强国之名不足以长期支撑苏联的民族自豪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从根本上说，备战体制违背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人类文明前进的大趋势，长期坚持这种体制，没有进行有效的体制改革，这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基辅一军事学校的士兵将列宁纪念馆中的戈尔巴乔夫肖像摘下
1991年12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落下了失败的帷幕。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74年，中间经历了若干个重要节点。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亡也忽焉”的表象后面，显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综合来看，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节点显然就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了党的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权遭到当时诸多政党的抵制。在经历了国内战争的残酷斗争之后，苏俄逐渐确立了俄共（布）的一党政治。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正式确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多民族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19世纪上半期在欧洲勃兴的历史浪潮。自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就存在两种趋向，一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支配下，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运动。二是在传统共同地域或共同文化范畴内，建立包括多个民族在内的统一国家运动。由此，当代世界就存在着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和多个民族构成的国家，即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竞赛中，民族国家也是最重要的竞赛主体。但是，现代国家的两种构成使得多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面临与单一民族国家不同的挑战。其一是来自内部的挑战。多民族国家有些民族中存在着分离和独立的倾向，使得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民族离心力。其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国际竞争中，多民族国家总是面临着被他国利用的可能性，他国利用竞争对手的多民族现状，经常故意挑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问题，以便趁对手的混乱获得利益，从而打压多民族国家。这是现代国际竞争中常见的现象。苏联境内有100多个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中，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具有自由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利。也就是说，苏联的建立实际上兼顾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两种趋势：建立统一的由多个民族组成的联盟国家，这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和要求。可是，这两种趋势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如何克服这种矛盾？苏联共产党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关键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统一国家的纽带，具体机制为：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居领导地位。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高权力属于联盟中央，各加盟共和国虽然也设有党中央，但这个党中央本质上是联盟党中央的支部机构，服从联盟党中央的权威领导。这样，通过苏联共产党的统一领导，遏制和克服联盟国家中，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分裂和独立倾向。正是在这种机制下，苏联共产党维系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却进行了轻率的变革。在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忽视了党在国家统一中的重大作用，不顾社会环境的迥然不同，重提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的“一切权利归苏维埃”。1988年6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作出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定，把权力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改革的方向确定为保证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全权。戈尔巴乔夫此举无疑弱化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接下来必然是各种力量对权力的争夺，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苏联共产党的联邦化，由集中统一领导的党变为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各行其是的党。1989年苏共中央9月全会通过《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决定，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权。12月，立陶宛共产党即宣布自己是独立的党，紧接着，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纷纷宣布独立，他们将加盟共和国自身的权力视为最高权力，不再服从联盟中央的最高领导。到1990年俄联邦共产党成立时，苏联共产党完全联邦化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各加盟共和国党的权力与宪法规定的民族分离权利的结合，形成以加盟共和国为主体的独立浪潮。1990年2月至3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加盟共和国各共产党已经宣布独立的情况下正式取消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这样，苏联共产党联盟中央不仅丧失了对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权，也丧失了对苏联社会的领导权，苏联共产党一步步成为毫无权力的空架子。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共产党组织在全苏联各地都被弃如敝屣，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大一统的联盟国家崩塌。当然，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有着全方位的地位和作用，远不仅是维系统一的工具。但非常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无视苏共的这一作用，确实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最关键节点。
作者：郭春生，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8期，原标题“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当代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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