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怀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于1921年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毛泽东曾称陈独秀给自己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与陈独秀的“神交”始于新文化运动，在往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对这位青年时期的偶像由崇拜转向了质疑和批判。
对陈独秀的功过是非，毛泽东曾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
1915年9月15日，秉承“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的宗旨，36岁的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杂志创办后，发表了大量批判旧教育摧残青年身心健康的文章，提出了关于新青年的一系列标准。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以独到的政治理论见解、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犀利的如椽大笔，吸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有志青年。
《新青年》杂志
1917年3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文风畅快、逻辑严密，赢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随即将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文章发表后不久的一个夏日傍晚，毛泽东在同张昆弟、蔡和森闲谈中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张昆弟听罢不禁笑言：“以前润之是言必称康、梁的，陈独秀办了一个《新青年》，又言必称陈、胡了。”“魄力雄大”就是第一次神交后陈独秀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一年后，毛泽东终于见到了他心中的楷模。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一行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出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未像同伴那样走出国门。迫于生计，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了一份差事。就在这片托足之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但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1920年夏，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他拜访了陈独秀。这次见面，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以一个共产党员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年后，他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在一次，陈独秀还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发动组织该地区的共产党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的才干也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1923年1月，陈独秀忙于筹备中共三大的工作，决定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共中央工作。4月，毛泽东抵沪。6月下旬，中共三大在广东闭幕，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按照“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规定，从这时起，他们共同主持中央工作，开始了一起共事的日子，毛泽东与陈独秀有了实质性的接触。
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前排左一为陈独秀，后排左一为刘仁静，左二瞿秋白
当时，国共关系非常复杂。陈独秀力主国共合作，却无法扭转共产党被动的局面；他胸怀改造社会之理想，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切入点。他做出的一些决策，也并非完全正确。此时的毛泽东隐约地感觉到：陈独秀已经很难驾驭这种局面，他无法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革命成功的道路。在毛泽东的眼里，陈独秀身上的光环可以说是逐渐消退。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他的‘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使党丧失了果断的领导”1926年“三一八”事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决定将主要精力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并在湖南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陈独秀害怕会影响北伐军心、妨碍国共统一战线，力主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特别会议，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过多依赖蒋介石、限制工农发展的会议决定。从这时起，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开始产生极大的质疑，他决定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1927年元旦一过，他便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为期一月有余的农村考察。考察回来，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民运动的道路，而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将会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右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理解和认识。在中共五大上，他仅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连发言权都没有，和澎湃、方志敏等人拟定的重新为农民分配土地的方案，陈独秀都没有拿出来讨论。不过，毛泽东已经感到风云突变的危机了。果然，就在中共五大召开后的第八天，即5月17日，驻湖北宜昌的夏斗寅率部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5月21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部发动“马日事变”，屠杀湖南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8月7日，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以亲历者的视角，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抑制农民运动、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国共合作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错误右倾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并对军事工作和农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批评陈独秀。9月10日，陈独秀离开武汉去上海隐蔽，自此，二者再未见过面。由于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犯下错误，毛泽东后来将其视为“反面教员”。1936年，斯诺问毛泽东“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和南京当局的胜利承担主要责任”时，他回答道：“他（注：指陈独秀）的‘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使党丧失了果断的领导，他的指导路线显然是在一个时期之内造成很大灾难。”
晚年陈独秀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了陈独秀的功劳，并提醒党内的同志不要因为他的错误就抹杀他对党的贡献。[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等副主编.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12.[2]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12.
作者：曾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东方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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