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山公园建立之初曾称中央公园。作为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公园，它的出现与国家政治体制变革息息相关，是城市发展与市政建设的重要成果，背后映射出近代北京社会变迁的丰富内容。
元代以来，由于长期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皇家园林与坛庙一直占据着北京园林体系的绝对主流，政治属性非常突出。发展至清代，紫禁城内有御花园，皇城内有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清廷还在北京城西北开辟了三山五园。这些空间完全封闭，是皇室专属的活动场所。除此之外，北京城还有社稷坛、太庙、先农坛、天坛等专门举行祭祀与庆典活动的场地。这些地方几乎与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绝缘。什刹海位于“三海”北侧，是内城为数不多的开放性空间之一，但面积狭小，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园林。相对而言，城郊可供平民游览的园林更多，如城南永定门附近的陶然亭、城西的西山等地。陶然亭地势高亢、视野开阔，周围芦苇青葱，一望无际。不过，陶然亭位置较偏，交通不便，并不适宜多数普通平民。西山地区虽然景色秀丽，但也因同样原因，无法吸引更多的民众前往。清末新政时期，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初步启动，建设一座新式公园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些留学生和有海外经验的人对西方公园的介绍也提供了舆论支持。1905年，天津《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清政府官方也开始出现了倡导的声音。1906年，出洋考察归来的戴鸿慈、端方等人奏请朝廷，建议创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不过，北京第一座现代公园的出现已经是民国之后的事情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北京传统园林的对外开放与功能转化提供了前提。辛亥革命之后，南北议和，新政权建立。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设立治丧所，供民众瞻仰。时任交通部部长的朱启钤因负责指挥事宜，有机会深入社稷坛内部巡查。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是古柏参天，遍地榛莽，重门紧闭，一片荒芜。朱氏对此深感可惜，开始考虑如何治理。第二年，北洋政府获得紫禁城南半部的所有权，社稷坛也包含在内。此时朱启钤已经担任内务总长，于是与几位友人筹划后，决定在社稷坛基址上改建公园。社稷坛始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位于紫禁城外西南方，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为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社稷坛分内坛、外坛两重，建设中央公园的过程中主要对外坛进行了改造。当时朱启钤正以京都市政公所督办的身份主持正阳门改造工程。他指示利用天安门前两侧拆下的千步廊废木料修建公园长廊，并对社稷坛、祭殿、庖厨等原有建筑加以保护修缮，作为景观单元加入新的公园之中。他还特别强调，对内坛格局及古建筑应尽量保存，对明初筑坛时栽植的多棵古柏，特别是坛南部辽金古刹所遗的古柏，要一一记录树围尺寸并妥善保护。社稷坛改建工程规模浩大，北洋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经费，朱启钤采取了募捐的方式。第一次列名参与募捐者多为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包括段祺瑞、汤化龙、梁敦彦、王士珍等60余人。半年时间筹集4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1000至1500元间。
春天的水榭
1914年10月10日，经过初步改造的社稷坛向民众正式开放，这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座现代公园。当日正值民国国庆，社会各界热情高涨，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曾经的宫苑禁地，平民百姓亦得观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近代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不过，直到社稷坛开放后的第二年，才正式被命名为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创立初期，采取了当时非常先进的管理模式。1915年组建董事会，主要由旅京士绅、商人组成，专门负责经营园内诸项事务，日常经费则依靠各董事的会费、捐款、政府拨款以及门票收入维持。同时，中央公园制定开放章程十二条，确立宗旨为共谋公众卫生、提倡高尚娱乐、维持善良风俗。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后来连续担任这一职务达35年之久。建园25周年时，朱氏就曾表明心迹：“一息之存，斯志不怠。”他在园内的办公场所就自题为一息斋。中央公园开放之初，设施比较简陋，此后逐渐完善，改建或增建新景点，如唐花坞、春明楼、格言亭、木桥、来今雨轩等。同时，园内种植花木，以牡丹、芍药、丁香、海棠最多，经常可以在时人的日记中看到赴中央公园赏花的记录。中央公园也成为北京城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气最高的公园。小说家曾朴曾在 1918 年旅京期间对其描述：“古柏参天跸路长，名园高占地中央；笙歌院落人声沸，灯火楼台夜色凉。树影深藏清社屋，月明近照汉宫墙。谁知紫禁森严处，辟作民间游戏场。”
中央公园自建成之后，不仅成为北京市民游览的休闲场所，也是一处政治意味浓厚的公共空间，政府、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政治团体在此开展多项政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公园已经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公园范畴，具有更加强大的社会辐射力。1915年5月，日本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北京商会等民众团体在中央公园发起集会，抗议日本扩大侵华权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以及中央公园等地召开大会。北京大学等也以欧战总结为主题，在此举办多场庆祝大会，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庶民之胜利》。1919年，北京政府将原来德国人建在东单的克林德碑转移到中央公园，并改为公理战胜坊，象征洗刷国耻。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亲自主持奠基典礼。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日，灵柩由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安置在拜殿之中，供全体市民公祭，随后转至西山碧云寺暂厝。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的统治确立之后，中央公园改称中山公园，在此连续多日举办各种活动，庆祝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1929年，国民政府把原停放在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中山陵，北平市政府命名拜殿为中山堂，为永久性纪念之所。此外，由北平妇女协会等民间团体发起，经北平市政府批准，在公园内建成孙中山奉安纪念碑。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中山公园复改为中央公园，中山堂一度更名为新民堂，成为新民会的活动场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再次改称中山公园，沿用至今。 中央公园的不断更名，反映的是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执政者通过对公园名称的更改，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含义，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意志。而对于许多前清遗老而言，他们一般仍称中央公园为稷园，因其原为社稷坛，亦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
现代公园作为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被引入中国，成为新思潮的载体，不仅可以改善环境，供人休闲、娱乐，还成为政府进行启蒙教化的重要场所。许多公园都建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体育场、音乐堂、阅报亭、卫生展览所、博物馆、陈列所、纪念碑、格言亭等，被赋予了增长国民见识、提升国民素质的附加功能。中央公园开放后不久，就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捐资，将社稷坛的大殿改造为中央图书阅览所，这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之一。1915年，北洋政府为了向民众宣传卫生常识，在社稷坛西侧配房设立了北京卫生陈列所，主要展示各种卫生图画、肌肉骨骼模型、标本及有关卫生的书报，普及防疫知识，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增进卫生观念。中央公园特别受到社会中上层，尤其是知识精英的青睐。相对而言，知识群体更注重公园的社会交往功能，优美的景色也更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购票规则对进入公园的人群也进行了一种过滤，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园内部的氛围。中央公园内部设立有警察与派出所，负责维持园内秩序。在公园内游览有各种规定事项，一些在园外非常普遍的行为在园内被明确禁止。
紫藤怒放时的公园茶座
《新青年》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国语研究会、新潮社、语丝社等团体在中央公园都留下了诸多痕迹。蔡元培、胡适、鲁迅、章士钊、吴宓、戴季陶、于右任、朱自清、沈从文、萧乾、徐志摩、林徽因等文化界名人经常光顾这里。张恨水就是在中央公园里勾画出了小说《啼笑因缘》的故事结构，同时也把园内的景色融入《春明外史》《斯人记》等小说之中。茶馆是北京民众日常聚会的重要空间。在许多人的回忆中，中央公园的茶座有五六处之多，最热闹最为人注意的，则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等。不同的茶座有不同的特点，大致对应不同的目标顾客群体。春明馆比较旧式，被称为老人堂。茶客中不少都是飘洒着长髯的老人，经常在此下围棋、鉴赏古董。这里的点心也带着浓厚的旧时代色彩，保持着古色古香的面目。柏斯馨则纯粹是摩登化的，主要售卖西式茶点和咖啡，传统的茶几乎不会出现，通常是洋派人物喜欢光顾。长美轩的风格则介于二者之间，可以称中和派，主要顾客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谢兴尧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一文中将三个茶馆对应三个不同的时代，即上古（春明馆）——中古（长美轩）——现代（柏斯馨）。他观察到，凡是去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对北京旧事非常熟悉的邓云乡也得出结论，老先生是不到柏斯馨的，正像青年们不到春明馆去一样。 中山公园是近代北京一道特殊的人文景观。它不仅是市民放松身心的休闲场所，更是集政治、教育、商业、文化多种内容于一体的新兴多功能公共空间，为多个社会阶层提供了活动舞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在北京的城市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选择在这里开展政治活动，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团体也选择在此发动群众集会，宣传他们的主张。各种社会力量在此聚集、争夺与妥协。如果把中山公园为一个横截面，我们借此可以窥见近代北京社会演进的方方面面。
作者：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11期，原标题“一道穿越时代风云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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