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大红楼红色遗址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以这里为主阵地，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掀起了解放思想大潮，领导了五四运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设，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回望历史，追寻初心，北大红楼红色遗址群（包括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李大钊故居等）因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而蜚声海内外，它们记录着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孕育的光荣历史，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不朽足迹。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扬帆起航，那么，北大红楼红色遗址群就是守望黎明的灯塔，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走进北大红楼这幢通体红砖的民国西式建筑，“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气息扑面而来。20世纪初的中国，饱受欺辱，积贫积弱。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民族振兴就必须彻底摒弃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树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于是便有了1915年开始的用“民主”和“科学”进行思想改造的新文化运动。为启发国人觉悟，推动思想解放，陈独秀发表了《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李大钊撰写了《青春》等文章，倡导思想自由，号召青年起来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初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史无前例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彷徨中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学术自由之窗。在蔡元培先生的邀请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先进分子，纷纷来到北大任教，北大成了当时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中国最高学府，成为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1917年初《青年杂志》迁到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编辑部设在了北大红楼附近陈独秀租住的四合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新青年》编辑部设在这里。新京报 记者 浦峰 摄
当年，这里门庭若市，进步作者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热闹非凡，大家经常在这里开会商议稿件编辑和出版工作。此后，这场倡导新思想、新文学、新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席卷全国。《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提出要以简洁明快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学革命的开篇是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明确倡导去除陈词滥调、不求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的新文学。《新青年》自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同年5月，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小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嘲讽和鞭挞，对当时国人的麻木和愚钝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引起了巨大轰动和热烈反响，奠定了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的基石，开辟了国内文学白话文的新风。此后很多杂志都纷纷采用了白话文的形式。 新文化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封建礼教，极大地启发了民主觉悟，推动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唤醒了一代青年。
2021年3月25日，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图为《新青年》（复制品）等图书展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文化。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此后，新文化运动便转向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北大红楼成了当年全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十月革命胜利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详细对比分析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区别，明确指出法国革命是19世纪追求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俄国革命是20世纪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世界的曙光，并进一步分析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必将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俄国人的道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与《新青年》并肩作战，抨击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宣传先进、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1919年5月，李大钊编辑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几个月后，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全面翔实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帮助人们更加科学、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为加快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主持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办公室就设在当时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原北大文科教室）的两间房子里。
这里成为最早翻译、学习和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小型图书馆。后来，会员们都亲切地称这里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共产主义”的德文音译）。 由此，在北大红楼和亢慕义斋里，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杂志为媒介，一篇篇带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光的战斗檄文，从北大红楼地下一层印刷厂，飞向全国各地。一时间，北大红楼成了中国红色思想的发源圣地，成了全国有识之士向往的革命风暴中心。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亲自参与并领导了这次伟大的爱国运动。自5月4日起，他在《每周评论》上先后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 “山东问题”特号》《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等文章声援爱国学生；并于6月11日向群众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支持学生，捍卫国家主权。这一系列雄文，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丑恶的嘴脸和险恶用心，此后，爱国的青年学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先进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爱国群众也积极参与到大罢工之中。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历时一个多月的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五四运动成为促进中国人民普遍觉醒的导火索，正是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身上蕴藏的伟大力量，决定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在北大红楼等地，筹备建党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五四运动后，指导组织各马克思主义团体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主要工作方向。1920年4月，李大钊派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的名义，赴长辛店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5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一文，系统宣传了五一劳动节的发展历程，歌颂了工人阶级伟大的斗争精神。8月，李大钊亲自到陶然亭慈悲庵，在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人道社和曙光社5个革命团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各个团体要有统一指导思想。1921年1月1日，在李大钊指示下，邓中夏联系工人代表史文彬等在长辛店工人夜校基础上，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基地。李大钊先后两次亲自来给工人们上课，在课堂上讲授了“工人的力量比天大”的道理。经过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工人的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活动的热情高涨，同时，史文彬、王俊等一批工人骨干力量迅速成长起来。5月1日，长辛店成立了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该工会于同年10月20日改名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图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全体代表合影。新华社发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专业研究团体的建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骨干力量，为建党做了重要准备。1920年春，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李大钊经常把位于西单文华胡同的自家小院作为秘密开会和开展地下活动的场所。10月，继上海之后，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宣告成立。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主要成员大都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期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历史证明，李大钊领导的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后来包括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和朱德在内的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是受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毛泽东1918年8月初到北京时，先后住在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居所和吉安所左巷8号院，其间曾在北大红楼担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员。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李大钊不仅给了毛泽东很多物质上的帮助，而且给予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指引。所以1949年3月进北京时，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三十年了……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建党时期的李大钊
在上海和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与共产国际对接，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在北大红楼讨论建党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紧迫性，李大钊对此表示认可，也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党条件，并且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商量建党事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快速成长的基础上，中国很快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北大红楼红色遗址群，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见证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回望北大红楼红色遗址群，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组成了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向世人昭示着北大红楼红色遗址群所蕴涵的伟大精神——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爱国精神。这些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对于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具有重大的方向引领作用和精神激励价值。
作者：张守连，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肖建杰，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5期，原标题“守望黎明的灯塔——北大红楼遗址群百年回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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