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它形成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擘画出在国家治理创新中推进统一进程的新蓝图，在回答和解决问题的国家治理实践中趋于完善，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以创新理论指导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党和国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2021年6月12日，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公署、驻港部队联合主办，香港特区政府特邀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视觉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革命、建设和国家统一的规律性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使之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锐利武器。由于封建统治腐败，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力衰弱、列强侵略，曾经创造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坠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痛苦深渊，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苦苦追寻民族救亡图存的出路。16世纪以后澳门被葡萄牙逐步强行占领。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香港岛、九龙并强租新界地区。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占台湾及澎湖列岛。1901年9月，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掠夺中国领土，勒索中国“赔款”，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被进一步瓜分豆剖的亡国之危。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己任，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早在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就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时明确提出了“一定要收回香港”。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得以重回祖国怀抱。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实现统一。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门，民众在街头高举着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庆祝澳门回归祖国（视觉中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不可磨灭的民族情感和永不动摇的共同意志。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阐述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1960年，周恩来把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概括为“一纲四目”，构筑起“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框架和雏形。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将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总结为三大历史任务，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三步走”战略中部署推进祖国完全统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富有中国智慧的伟大贡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既体现了强调人民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色，又赋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以统战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体现出我们党统一战线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2021年7月1日，香港，香港市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及香港回归24周年（视觉中国）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发展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提出后，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迫于内外压力，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92年，经过反复协商、共同努力，两岸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1993年“汪辜会谈”成功举行，两岸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1995年，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丰富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思想，提出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针对性，发展了两岸谈判的思想等，在新的形势下丰富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政治内涵。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在法律上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意志。2009年，台海两岸正式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两岸同胞往来和贸易投资空前迅捷。胡锦涛在总结对台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主张，进一步发展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岸领导人实现首次会晤，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趋于深入，海外“反独促统”力量发展壮大。实践证明，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及二者的良性互动，“一国两制”构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祖国统一大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2021年5月21日，中国澳门，远处是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视觉中国）
“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过程，使其成为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制定的基本国策，正是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引下，我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从1997年到2016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1.37万亿港元增长到2.49万亿港元，年均实际增长3.2%，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巩固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从1999年到201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从502.7亿澳门元增加到3582亿澳门元，增长6.1倍，实现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一国两制”在中央文件中的定位日益凸显、阐述更为周全，反映出我们党对“一国两制”规律性认识的深化。2007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增写了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崭新课题”升级为“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同时，将“一国两制”作为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并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谋划了方向与路径。“一国两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过程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擘画出在国家治理创新中推进统一进程的新蓝图，成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述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体现，二者是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要坚守“一国”之本，使“两制”和谐相处，实现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的有机结合，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行稳致远。1999年12月20日，中国澳门，庆祝澳门回归的游行队伍。侯贺良摄（视觉中国）如何管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地区，是治国理政实践的重大课题。“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事业，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正是通过不断探索、总结，深化和提升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将“一国两制”纳入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香港、澳门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满足香港、澳门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我们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健全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力的前提。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根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里程碑。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就需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体制机制。中央坚持开拓创新，推动“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比如，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这一方式，解决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港澳发展创造了战略机遇，内地不断拓展与香港、澳门在CEPA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有序开启“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全面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加速实施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基建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湾区，有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四个核心城市的多重复合资源禀赋。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这就需要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促进要素流通，全面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不断拓宽港澳与内地共同发展的路径和渠道，为港澳同胞到祖国内地发展创造更多机会和广阔空间。此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心灵契合、守望相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港澳台青年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要加强港澳台青年的教育引导，支持港澳青年来内地、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作者：胡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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