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设定的近期或长远的目标，是追求美好前景的想象和期望，是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千百年来，现实社会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缺陷和弊端。比如，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经济生活的窘迫，政治地位的不平等，阶级剥削和贫富悬殊。当人们对这些现象表示不满或愤懑时，头脑里就升腾起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因此，不同时代总会出现一些杰出的思想家，要求扫除社会弊病，摒弃落后的传统和习俗，创造一个新时代、一个新社会。不论在外国还是中国，都出现过这样的社会理想。西方有“黄金世界”“幸福岛”的传说、“理想国”的设想，中国则有“天下大同”“小康之家”之说。不过，受时代条件和生产方式制约，加上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引，这些古代理想社会观的目标大体只能是朦胧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萌生的年代，以1516年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为启端，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想。在这500多年间，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成现实。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经过艰辛的探索、风雨的磨炼，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从500年看100年，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为什么今天走的是这样一条“中国道路”。
2021年6月28日，北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视觉中国）
从莫尔、康帕内拉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一代又一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在“黑暗中摸索”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长达300多年。这些空想家生活在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当时社会所暴露出来的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善恶颠倒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希冀建立“一个能使劳动与欢乐、富有与善良、德行与幸福在尘世间结合起来的社会”。当然，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们未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未能找到变革现存社会的依靠力量和有效途径，只能滞留在言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鞭笞，以及在头脑里构想一个未来社会的图景。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欺世盗名的巫师神汉。就个人品质而言，他们都是才智出众、富有正义感、对劳苦大众怀有深厚同情心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却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是空想的。当然，其中也闪烁着理性的科学的思想火花，因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经过艰辛的理论研究，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使理想置于现实的基地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它不是单纯从道义上谴责、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罪恶，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论证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2021年7月15日，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雕像（视觉中国）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他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最合适的概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和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其二，理想是能够实现的，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实践和奋斗来实现的。人们不能超越某个社会发展阶段，去做未来社会才能做的事情；不能用未来社会的构想，来制定指导现实社会的方略和政策。因此，共产党的纲领通常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之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预测过实现未来社会的基本途径：无产阶级先要争得“政治解放”、再取得“社会解放”，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共产主义又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等等。这些设想，只在大体上描绘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及基本路径，而没有规划细枝末节。因为对未来社会制度“越是设想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其三，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指引千百万人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一方面，我们充分肯定这种构想的科学性，它既不同于宗教神学追求未来“千年王国”的诱导，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种种未来社会的方案。另一方面，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种种差距，出现许多原先未曾料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需要人们在实践中补充、修正和创新。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科学的态度，就是要在实践中去探索、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总体上，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还停留在“理想”阶段，主要任务是理论创建和推动工人运动，未具备推翻旧世界和建立新制度的历史条件。
2021年7月15日，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马克思著作手稿（视觉中国）
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演变到垄断阶段，社会主义则进入实践阶段，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二次飞跃。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为标志，社会主义开始在这两个大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国都通过革命手段先后推翻旧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探寻一条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可是，由于两国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治国理政的理念、方略、路线、政策的差异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等原因，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迥异。苏共执政74年后黯然败亡，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随之解体；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勃勃生机，领导着一个东方大国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信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从500年看100年，两国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究、比较和总结。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十月革命获得胜利，开启了以一种新制度走向理想之路的第一步，也指明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方向、道路。但应当看到，俄国革命有很大的特殊性，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都明显不足，给新政权建设和社会秩序恢复带来许多严重困难。20世纪初叶，苦难深重、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点，一批苦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创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在科学分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总结革命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用以指导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验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样是适用的，关键是要找到一条适应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2018年9月11日，江西吉安，航拍井冈山火炬广场（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两国在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都经历了艰辛、曲折和磨难。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极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实行严酷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捷径”。但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之后，斯大林实行“超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并在短时间内消灭富农和城乡各种私有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36年初步实现工业化后，斯大林就仓促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观，严重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上个人崇拜之风蔓延、体制固化和思想僵化，苏联模式逐渐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斯大林逝世后，苏共虽然作了某些修补，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体制。这为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不能盲目搬用苏联的建设经验。中共八大进一步对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判断。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要避免陷入“空想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而不能以为凭借革命热情和行政力量就可以超越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两国相继开启改革征程，但结果完全不同。其中，蕴含了许多重要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回顾历史，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错失了几次改革良机。到了后来，社会发展显露一派衰败景象，经济停滞，思想僵化，内外交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举起改革的旗帜。但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这一改革没有坚持正确方向。改革的步骤和路径既无章法，又缺乏勇气和智慧，无力排解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阻力和困难。反倒在反对派的步步紧逼下，陆续放弃了一个个重要阵地，使改革走上歧路，最终竟主动解散苏联共产党，苏联随之也无可挽回地解体了。反观中国，勇于和善于总结革命、建设征途上胜利、挫折乃至自身所犯错误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保持生机活力的秘诀；回应时代呼唤，反映实践诉求，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视觉中国）
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大力倡导改革开放。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从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迎来转机，开辟了一条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容易犯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错误？关键在于对本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准确的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在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阶段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说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加之大国发展中必然会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决定了我们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依据和指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架起了一座连接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桥，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学说，又根据中国实际作出理论创新，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石。可以说，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斗，又要脚踏实地，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理想是无止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从低到高不断发展的递进过程，通过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使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今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道路。
作者：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21年10月26日，原标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向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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