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实践离不开军事思维的升华和指导，军事思维离不开哲学智慧的滋养和引领。一场场哲学革命现实地影响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军事理论、军事思维。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需要军事家的胆识、政治家的韬略，更需要哲学家的睿智。当代军事领域纷繁复杂、日新月异，战争形态的新变化、新特点、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强化军事思维的战略性、敏锐性、综合性、前瞻性，为军事实践提供正确的哲理支持。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强国兴业需要高超的智慧，强军胜战同样需要卓越的思维。军事实践离不开军事思维的升华和指导，而军事思维离不开哲学智慧的滋养和引领。哲学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科，是人们获得正确认识、正确思想、正确思路和正确方法的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史表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先从哲学开始的，随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不少具体学科才逐渐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虽然分化而生的各具体科学有其独特的领域、属性和作用，但哲学仍然保有着其特殊的领域、属性和作用——在最为基础、最为根本的层面为人们科学运用头脑、把握世界提供着支撑。现代科技史中“毛粒子”的命名就是经典例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时，与应邀讲述核物理学的钱三强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回答，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分析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即使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也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此后，夸克学说的出现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1977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正式把构成物质的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维，为现代物理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折服了一代著名的物理学家。1951年，毛泽东和钱三强等在庆祝“七一”酒会上（人民网）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始终发挥着引领时代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作用。一场场哲学革命，不仅推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变革，也深刻地影响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军事理论和军事思维。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宗教哲学，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都对西方军事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19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于英法，但却演奏着哲学上的“第一小提琴”，取得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一重大思想成就，并塑造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等一批欧洲军事思想家。战争领域本身就充满了辩证法，战争制胜一刻也离不开哲学头脑，正确的分析、判断、决策，都是哲学头脑的直接结果。正如博福尔说的：“我深信在战略领域中，也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一样，理想应该是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但这样也就会把我们带进了哲学的王国。”世界军事史就是一部富含哲理的历史。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了解释战争现象，揭示战争规律，寻求制胜之道，都对哲学有着深入研究，并能够熟练掌握运用哲学。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往往都是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著名人物，甚至就是伟大的哲学家。两千多年前，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既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军事学经典，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史上的哲学名著。孙子所揭示的普遍性战争规律，正是建立在对敌与我、强与弱、利与害、进与退、胜与负等军事矛盾的哲学分析基础上，并进而使这些矛盾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结果。毛泽东不仅是举世闻名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也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在《毛泽东的战略》中评价：毛泽东善于把军事战略与哲学思维融为一体，以哲学思维来指导军事战略，以军事战略来体现哲学思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人为规定和赋予的，而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变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军事活动的客观要求。不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哲学总会按其在军事活动中客观上应处的地位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这种广泛、普遍、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军事斗争复杂多变，战争从来变化无常。18世纪法国元帅萨克森认为，战争是一种充满了阴影的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惟”战争独无。事实上，无论战争如何更少确定性、更难以捉摸，它总是具有自身的规律性的。毛泽东指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是，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任何军事活动也必须基于一定的条件，“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兵法言：审势得势，则胜算在我；不审势不得势，则宽严皆误。这个“势”指的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战争中更好地把握规律呢？答案是深入到哲学中去。哲学在一般人眼里多是坐而论道、奇思妙想、高谈阔论，往往表现为“不按常理出牌”。而这种表面上的“不合常理”，恰恰是对“牌理”的彻底吃透，是一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是一种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指挥艺术。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战争胜负事关生死存亡，军事对抗更加激烈复杂。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不仅要有军事家的胆识、政治家的韬略，同时还要有哲学家的睿智。只有把军事实践与哲学思维融为一体，以哲学思维来指导军事实践，以军事实践来体现哲学思维，才能决战决胜，所向无敌。军事家不一定都是哲学家，但没有哲学智慧的军事指挥员断然不能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柯林斯指出：“卡尔·马克思在现代战略领域里播下了极为重要的哲学种子。”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将战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与毛泽东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研究和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军事活动既强调客观规律性，又注重主观能动性。任何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建军方针、战略战术、作战计划、部署方案，一方面，必须以敌情、我情、社情、天象、气候、地形等客观条件为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也受敌我双方的意图、认知、能力、情感、意志等主观因素的直接影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活动中的技术含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态势，从而也滋生出“军事技术决定论”“武器装备决定论”的思想认识。这表面上看是从客观物质条件出发的，实际上却是无视或轻视主观能动作用。现代战争中技术装备固然重要，但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在认识和处理军事实践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时，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辩证法，既确保一切从客观条件出发，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反“围剿”战争中的工农红军（新华网）
当代军事领域日新月异，战争形态的新变化、新特点、新挑战层出不穷，要求我们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强化军事思维的战略性、敏锐性、综合性、前瞻性，为军事实践提供正确的哲理支持。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军事活动是一种激烈的敌我对抗，战争双方都需要互相保密，经常隐真示假，使得军事活动犹如雾里看花。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被制造的假象所迷惑。因此，要在尽可能多地侦察和收集各种实际材料的基础上，由此及彼，由表入里，去伪存真，客观、全面、辩证地把握军事客观实际，揭示出军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要关照全局把握关键。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方面、部分或因素。全局规定局部，局部影响全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有一种说法叫“细节决定成败”，但决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必须建立在对战略全局的科学研判基础之上，否则，所谓的“细节”就没有意义，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相反意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根本的原因就是以李德和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胸无大局、心无全局，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全局，执着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丢了整个中央苏区。因此，“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要预知未来谋划长远。“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没有当下的发展，就无法更好地走向未来；没有未来的引领，当下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放到历史的、连续的链条中思考和认识，不能把新旧、古今、远近绝对对立起来，要承认过渡，要尊重联系。毛泽东强调：“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曾经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通过接触和深入了解，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目光远大”。要积极应变掌握主动。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法则，变是世上唯一不变的真理。战争充满变动性，关键是能否看到和抓住这种变动性。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兵败如山倒。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普军失败的原因时，第一条就归结为“中高层军官对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的根本性变化视若无睹”。他强调，面对战争中的不可预见性，优秀的指挥员必备的两大要素：一是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具有能够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二是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发现微光，即敏锐觉察机遇；跟随微光，即勇于抓住机遇。前者需要智慧，后者需要勇气。今天，军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军事技术的突破、战争形态的嬗变、作战样式的更新，不断打破着陈旧的思维定式，我们更要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锐意进取的勇气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把新时代的各种机遇牢牢抓在手中，在变革中把握稳定，在稳定中把握变革；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作者：姜延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7期，原标题“用哲学智慧涵养军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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