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字克明，隋唐时期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唐初杰出的政治家。他于唐高祖李渊攻占长安后进入秦王李世民幕府，成为府中重要谋士。
贞观初年，杜如晦出任宰相，管理朝政，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得到唐太宗的信任，是开创贞观之治的股肱之臣。自唐朝以来，世人凡言及杜如晦，皆以贤相、良相颂之。
杜如晦出身于名门京兆杜氏，为西晋名将杜预后裔，父祖世代为官。他的曾祖杜皎，北周受赠开府仪同大将军、遂州刺史；祖父杜徽，曾任北周河内太守；叔祖杜杲，担任北周温州刺史并受封侯爵，入隋后任工部尚书，晋爵义兴公；父杜咤，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如晦自少聪明颖悟，喜好读书，胸怀大节，遇事果断，性格开朗，英武豪爽。隋炀帝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对其甚为看重，给予很高评价，称赞他有应对时事变化的才能，是能够担当国家重任之人，还叮嘱他要保持高尚的德行。随后，杜如晦补授滏阳（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县尉，是一个品级较低的基层地方官。此时的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炀帝的苛政造成各路豪杰纷纷揭竿而起。杜如晦目睹百姓疾苦，无力施展自己的才能，于是上任后不久就弃官而去，回到长安，以待时机实现政治抱负。在天下大乱之际，隋朝太原留守李渊秣马厉兵，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反隋，很快攻入京城长安，建立唐朝，史称唐高祖。杜如晦此时被人推荐，进入秦王李世民的府中，担任兵曹参军，掌管武官的选任、兵甲、器杖、门禁、军防、烽传、驿站等事宜。在职期间，杜如晦崭露头角，显示了善于决断的才能，受到同僚好评。当时，由于皇子之间的权力之争，秦王李世民的力量受到打压，众多秦王府的官员被调派至外地，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要离开秦王府。秦王府的谋士房玄龄得知杜如晦外调的消息，对李世民说：“有些王府幕僚的离开，并不影响大局，而杜如晦这个人要留住。他聪明有能力，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如果大王只是想驻守封地，不想有大作为，那么就用不上他。假如将来要统御天下，则不能缺了这个人。”李世民感慨道：“我差一点就失去了此等人才！”于是，赶紧上表，将杜如晦留了下来。从此，他成了李世民的主要谋士之一。唐朝初建，实际控制区尚限于关中与河东地区（大体相当于今陕西、山西两省），周边并存着几个强大的割据势力。武德初年，李世民率兵征伐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劲敌，杜如晦随军参赞军务，出谋划策。凡遇军事要务，他都能剖解清晰，明确决断，深得李世民的赏识，并受时人敬服。凭借功绩，杜如晦被晋升为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食邑三百户。除了军事方面的建树，杜如晦出色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李世民的充分认可。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月，李世民开设文学馆招罗人才，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孔颖达等十八人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号十八学士。时人对这些学士非常钦慕，誉之为“登瀛洲”，意指其优越的待遇和政治地位。十八学士分为三班，在馆内轮流值宿。李世民有时在办理公务的余暇也前往馆中，与诸学士讨论文章典籍等事，直到半夜方才就寝。李世民还让阎立本为十八学士绘像，令秦王府文学褚亮配写赞语，杜如晦位居冠首。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杜如晦以兵部尚书代理侍中。唐初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初为尚书令）作为宰相，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行使宰相的职权，同时还兼任吏部尚书，并总监东宫兵马事。次年，他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仍兼管吏部选拔官员的事务。随着杜如晦地位的提高，有人产生了嫉妒心理。当时，杜如晦身兼多职，权力不小。有一次，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拔士论》，提到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以身兼数职，以此暗中讽喻杜如晦等人。面对这一言论，唐太宗不高兴了。他强调重用杜如晦等人的缘由在于才德，非为旧功，并斥责陈师合离间君臣关系，将其贬至岭南充了军。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杜如晦的信任。当然，杜如晦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厚爱。贞观初年，社会初定，如何保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局面以利于百姓安居乐业，就成了唐朝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杜如晦任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由于宰相的职掌事无巨细，在朝廷政务之外，他们每天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各类案件，非常辛苦。唐太宗发现这种情况，提醒两人：“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能人才，根据其才能授予官职，这才是宰相职责所在。近来听说你们受理案件，每天都没有空闲时间，怎么能帮朕寻求贤能的人呢？”于是，太宗下旨令尚书省将细碎事务交给左右丞办理，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交给左右仆射，以使两人能够致力于国家大事要务。杜如晦与房玄龄一起“谋猷允协”，施展才干，为国鞠躬尽瘁。据史籍记载，他们推举贤良人士，贬黜不称职之人，督促百官各尽所能，在官员选任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广泛推崇。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突厥内乱，突利可汗因受到颉利可汗攻击，遣使向唐朝请兵救援。早在武德年间，唐太宗与突利交好，结拜兄弟，成为盟友。此时，面对突利乞师，唐太宗对近臣说：“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不可以不救。”对此，杜如晦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夷狄不守信用，由来已久。即使我们遵守盟约，但是他们肯定会背约。不如趁着内乱，将其攻取。”唐太宗听取了这一建议，转而采取更为主动的应对策略，命将军周范领兵屯驻太原以图进取，又派李靖等人率军征讨颉利。在唐朝的军事压力下，这年十二月，突利率领部众投附唐朝。次年，唐军大破突厥，将颉利抓回长安。唐朝得以把握良机，削弱了北方强邻突厥的势力，疆域进一步拓展。贞观之治作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与盛世，其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王朝最具代表性的明君之一，其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强盛。杜如晦等一批贤臣对于贞观初期唐朝的稳定与发展也作出了卓越贡献。所以，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等君臣各司其职、尽心尽力，是出现贞观盛世的重要原因。历史上一个关于李世民与杜如晦的故事，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向身旁的近臣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贤明的君主们如果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就会从谏如流、加以改善；愚昧的君主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短处，就会闭目塞听、愚昧无知。隋炀帝喜欢自吹自擂，听不得忠言逆耳，臣子们确实很难直言进谏。虞世基（隋朝大书法家、五绝之臣虞世南之兄，深受隋炀帝宠信，参与朝政）在隋炀帝有过失的时候不敢冒死直谏，不能算是太大的罪过吧。隋炀帝被杀死之后，虞世基此人是不是也应该一道被处死呢?虽然李世民表面上是在询问虞世基该不该被处死的问题，实则是在询问如何为人臣下的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杜如晦如实回答道：假如天子身边有了敢于冒死直谏的忠臣，那么即使帝王昏庸无道，也不至于失去天下。朝廷有道，像箭一样耿直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本领；假如朝廷无道，难道就要放弃这种耿直吗？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就放弃忠言进谏。殊不知忠言逆耳，帝王身边没有逆耳的声音就无法保持清醒，于是只能更加堕落沉沦，致使朝廷大道丧失。身居高位，食君之禄却不能担君之忧、苟且偷安，虞世基为人臣子其实是十分不尽职的。古人曾经说过，在一个人危险时不去帮他，跌倒后不去搀扶，那么留这样一个人在身边还有何用呢？对于真正的为人臣子的君子来说，关键时刻，君子名节不重要，维护大道才最重要。虞世基的行为已经背离了为人臣子的本分，所以应该被处死。李世民听完杜如晦一席话之后深表赞同，感叹自己身边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敢于忠言进谏的臣子才能够缔造出大唐盛世。不过遗憾的是，杜如晦离世较早，在李世民身边最需要人辅佐的时候却撒手人寰，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二月，杜如晦身患疾病，上表辞职。考虑到他的病情，唐太宗同意了他的申请，下诏令其在府第休养，还特许照旧给他发放全额禄赐，屡次遣人慰问，频频送去名医好药。得知杜如晦病重，唐太宗不仅令皇太子去府上慰问，自己也亲自前往看望，又越级擢升杜如晦之子杜构为尚舍奉御。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杜如晦病重去世，时年46岁。杜如晦去世之后，唐太宗悲伤痛哭，废朝三日，赠司空，谥号成。太宗还亲笔下诏给著作郎虞世南，令制写碑文表达他的悲痛之情，曰：“朕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奄从物化，追念勋旧，痛悼于怀。卿体吾此意，为制碑文也。”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廷定制，诸勋臣世袭刺史，杜如晦赠密州刺史，改封莱国公。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诏令于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功臣，杜如晦位列第三。唐太宗去世后，杜如晦配飨太宗之庙。《资治通鉴》论曰：“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杜如晦在政务方面，长于选贤、强于决断、善于审时度势，对人对事有着敏锐的洞悉能力；在德行方面，怀忠履义、勤于政务、勇于担当。在十余年的短暂政治生涯中，杜如晦忠心事主、机敏善断、勤勉为国，最终位极人臣，名垂于世。作为唐朝贞观之治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杜如晦的为人、为臣、为政，向我们展现了贞观盛世的名臣典范。
作者：马金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3年第1期，原标题“识达善断 命世之才”；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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