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作为京西耳熟能详的人文自然景观，一直以来深受人们喜爱。那么，“三山五园”这一提法是何时出现，具体指代哪些景观呢？
众所周知，北京海淀西山近麓拥有大量园林建筑，与层峦叠嶂的西山山脉构成一幅和谐的自然人文画卷。由于海淀区天然的地理条件——背山面水（古永定河道造成的洼地），自金代起造园活动便已开始。
金代玉泉山的荷花宫、明代李伟所建的清华园等皆位于此区域。及至清代，康熙皇帝在前朝私家园林的基础上大规模建造皇家园林，从而形成今天“三山五园”整体皇家园林景观。
对于“三山五园”具体所指，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说法。一般而言，“三山”说法较为固定，为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而“五园”所指则众说纷纭。![]()
《西山名胜全图》（清）熊涛老人
根据《中国古代建筑史》（清朝卷）的说法，“三山五园”指的是北京西北郊海淀镇至西山一带大批行宫御苑及私园中“规模最大的五座——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号称‘三山五园’。”针对这一接受度最为广泛的说法，有的专家认为，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作为三山的组成部分，不应再单独列入五园之中，故这五园应该特指“圆明园五园”，即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针对“圆明园五园”的提法，有的学者指出，在清代档案中并无“圆明五园”的称谓，因这五园为各自独立的皇家园林，设有单独的管理人员，且各园出现时间不一。故在档案奏章中一般以“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等五处”出现，“五园”始终没有成为固定的指称。因此，“三山五园”是民间对京西皇家园林的泛称。![]()
圆明园古迹之一，《益智》1941年第2卷第4期
事实上，“三山”一词早在明朝就已出现，清朝顺治年间即有“提督三山员外郎”一职。据《大清会典则例》记载，工部营缮司“汉郎中初设二人，内管理三山物料钱粮一人。”另有史料记录了一名叫常永贵的差役，因“渐多狂妄”而触怒皇帝，被“革去六品总管降为八品首领，在万寿山当差，交管理三山大臣不时稽查”之事。由此可见，三山因其对象明确且有对应官职管理，故而在清朝较早就已出现。在“三山”之后出现的为“三园”称谓。乾隆十六年（1751），万寿山行宫更名为清漪园，设立总理园务大臣，兼管静明、静宜事物，从此“三园”的称呼屡现记载。“五园”的称谓则因乾隆在《知过论》中将畅春园、圆明园与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并列，从而开创了“五园”的提法。从人员配备上看，圆明园、畅春园因作为皇帝（乾隆年间畅春园为皇太后居所）的居住场所，地位崇高，故而各自配有郎中一名，属官若干名，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则共享郎中一员、员外郎三员。“三山五园”的提法是何时出现的呢？通过查阅档案及相关史料，“三山五园”这一提法首次出现是在清朝咸丰年间一位名为鲍源深学者所著文集之中。在这本《补竹轩文集》之中，鲍氏记载了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京西皇家园林的场景，称“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煨烬矣。”这是目前所见明确记载“三山五园”的翔实史料。但细究可知，此处的“三山五园”已不是对于某一特定园林的代称，而是对京西郊皇家园林的总称。根据当时官员奏章，英法联军不仅“串扰、闯入圆明园”，还对清漪园、静明园进行抢掠，使得留守大学士瑞麟“转传圆明园八旗健锐营，外火器营兵弁，即赴圆明园及三山一带，严密防守。”此后，光绪年间的小说《永庆升平二十四卷》中也出现了“三山五园”的记载。该文记叙了马梦太和马成龙关于出门游玩的对话，称“若不然咱们哥俩到京西游游三山五园，西直门外头瞧瞧高亮桥、万寿山，游游昆明湖，游游绣寿桥，到香山游游碧云寺、卧佛寺、天台山、宝珠洲。”综上可知，“三山五园”作为广义名词，泛指京西皇家园林，而作为特指，则多认为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
北平之景物依然，《陆大月刊》1936 年第2卷第1期
厘清了“三山五园”的源流之后，再分析其从皇家园林到市民公园的功能性变化。
前文提及，“三山五园”作为皇家园林，是清朝统治者在前朝私家园林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加以修建而形成的整体性园林建筑。通过清代档案可以看出，“三山五园”的主要修建过程贯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嘉庆朝之后，由于国力衰退和内忧外患迫使清朝统治者只能在原有基础上对园林进行修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对“三山五园”造成极大破坏，使得随后的同治、光绪两朝皇帝被迫放弃圆明园，将政务活动中心转入清漪园（颐和园）。从目前史料看，“三山五园”的建造始于1656年，顺治帝在玉泉山建造景名园行宫，从而拉开“三山五园”修建的序幕。1677年，康熙帝修建香山行宫。十年后，畅春园修建完毕，康熙帝移驻于此并开始在园内听政，开创了“三山五园”作为实际行政中心的历史。1707年，康熙帝将畅春园北面不远处名为华家屯的地赐给四子胤禛（即雍正帝），随后胤禛在此修建小园并获康熙帝提名“圆明”。圆明园最初作为胤禛的私园，面积约600余亩，直至雍正帝即位后扩建才大体形成今日所见包含正大光明殿等政务区和园林休闲区的格局。1722年，康熙帝病逝于畅春园，胤禛即位。第二年，圆明园迎来了巨大的转变，在原来基础上扩建至3000余亩，增加宫殿建筑“于园之南，御以听政”，取代畅春园成为实际的皇权中心。为此雍正还谕告吏、兵两部，称“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不可迟误。”此后，圆明园作为政令发布的政治中心，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直至1860年被英法联军破坏后只留下断壁残垣。乾隆帝作为清朝康乾盛世的最后一位皇帝，其在位时正是清王朝的鼎盛之时，故而乾隆年间也是京西郊皇家园林快速发展和修整时期。1738年，乾隆即位不久后就对圆明园进行了扩建，增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此外，乾隆帝还对三山及其园林进行了修整。1764年，万寿山清漪园建成，从而完成三山五园的整体布局，使得遍布京西郊的皇家园林正式形成一个以圆明园、畅春园为中心，以“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为花园及屏障的皇家园林建筑群。![]()
颐和园今貌
“三山五园”皇家园林作为皇权代表和全国政治中心，在清朝具有极高的地位，一直是民间难窥一二的“禁地”。从康熙时期的畅春园到雍、乾、嘉、道、咸时的圆明园再到同、光时期的清漪园，“三山五园”在两百余年的时间里迎接了清朝九代皇帝，不仅见证了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也见证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后，宣统帝发布“逊位诏书”，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清漪园（1888年修复后更名颐和园）在民国初年依旧归属于清皇室，作为日后皇室居住之所。其他园林则因为晚清国力大减而疏于维护，在辛亥之时已经衰败，故而名义上为清皇室的私产，实际上成为开放的园林。李大钊同友人在凭吊圆明园遗址时写下了《吊圆明园故址》的诗，称“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之中，唏嘘凭吊，感慨系之。”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及清室随员被迫迁出紫禁城。随后，中华民国政府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清室自行寻找居所。明清两代皇帝曾经居住的宫禁改为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曾经的皇家园林也随即对公众开放，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据记载，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开放后，许多市民前往参观，这里成为广大市民的休闲娱乐场所。部分曾经的皇家园林被用于建造校园，如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燕京大学（今为北京大学校园）都是在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建造而成。如今清华大学内的清华园和北京大学的燕园，最初都是皇家御赐园林。民国时期，燕园被教会从清室后裔手中买入用以建造校园，而清华园则因义和团运动被收回后改建为清华学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民国之后，由于曾经的皇家园林“三山五园”疏于管理，建筑、物品等遭到极大破坏。燕园内许多建筑材料取自圆明园等皇家园林，其园内华表原为圆明园内华表。![]()
圆明园今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三山五园”重新进行管理，将圆明园、颐和园等园林加以修葺，并将其部分作为人民公园对公众开放。周恩来总理曾指示北京市政府，“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1980年，在圆明园罹难120周年之际，以宋庆龄为首的千余人联名发出《保护、整修暨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建议“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以组织科学研究与园址的经营管理”，并主张将圆明园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圆明园整修工程开始，1988年正式对公众开放。颐和园因民国时期就已作为公园对外开放，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其作为公园的定位，修葺后依旧作为公园对公众开放。1956年，香山整体划为人民公园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作为皇家园林的“三山五园”已转变其职能和定位，大部分变成城市公共场所，为民众进行休闲娱乐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民公园，少部分由于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国家机关办公场所。“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均为闻名遐迩的“燕京八景”，从金代起就为无数文人墨客推崇。自清代乾隆帝御笔钦定，刻碑立传之后更是名噪一时。从历史上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地理上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具有较强的整体性。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依托“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潭柘寺等皇家寺庙和琉璃河西周燕都等遗址，通力打造人文、自然景观的交融，将中国古代燕地和京都文化打通，通过公园、博物馆等形式，将市民休闲娱乐与文化教育相结合。作为核心景观和文化代表的“三山五园”经历了从皇家园林向市民公园的转化，让曾经属于“禁地”的园林逐步融入城市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一批皇家园林、建筑通过修葺后纷纷向社会开放，使得曾经的皇家旧物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获得新生。统筹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不仅有助于加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有助于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作者：肖瑞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档案馆”，节选自《北京档案》；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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