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公元596—658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 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因曾被封为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他以儒学立身，崇信守义，博学文史，鲠亮直谏，作为唐太宗、高宗时期的重臣，在文治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阳翟褚氏 家学渊源阳翟褚氏是一个在魏晋隋唐年间传承数代的世家大族，兴自两汉，两晋时期成为高门望族，联姻帝室，历宋、齐、梁、陈四朝而门第不衰。族中代表人物如东晋名士褚裒，其女褚蒜子，日后成为晋康帝的康献皇后。褚遂良的高祖褚湮，任梁朝的御史中丞；曾祖褚蒙，任太子中舍人；祖父褚玠，任陈朝的御史中丞，追赠秘书监，都是著名的文臣。对褚遂良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褚亮。 褚亮历仕三朝，陈、隋时曾任尚书殿中侍郎、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唐朝初年，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听闻褚亮大名，在攻破薛举叛军后，亲自礼待褚亮，授以秦王文学之职。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在宫城西侧设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兼任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褚亮是其中之一，以文学见长。李世民登基后，褚亮又兼任弘文馆学士，是李世民智囊团的重要成员，系唐朝开国初期重要文臣。褚遂良出身于这样的世家望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父亲褚亮与善于书法的名臣欧阳询、虞世南等素有相知，使得褚遂良在青年时期就能跟随书法名师学习。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十一月，褚遂良随父归唐，在李世民麾下任秦王府铠曹参军。家学熏陶，名师教导，褚遂良的学识修养和书法技艺都日渐提高。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禅让，李世民继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为纪念隋唐鼎革之际唐军辉煌战绩，向死难将士致哀祈福，特意下诏在昔日战场上广建庙宇，其中，在当年战胜劲敌宋金刚的晋州建起慈云寺，由褚遂良书碑。可见，其时褚遂良书法艺术之盛名已蜚声朝野。 褚遂良不仅以书法见长，更有经世之才。有唐一代，他历任秘书郎、起居郎、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等职，成为唐太宗最终选择的托孤重臣。高宗时期，他官至宰相，被册封河南郡公，终成贞观、永徽年间的一代名臣。耿介直谏 托孤重臣褚遂良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不惜己身，忠心直谏。早在秦王府做铠曹参军时，李世民对他就有过评价。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他上书言事重民生、节物用、守信义，是继魏徵之后，又一以谏闻名的重臣。特别是当朝廷上人人皆观望的时候，只有褚遂良坚持原则，敢于直言，不随波逐流，正史赞之“人皆观望，我不浮沉”。褚遂良倡导先秦以来史官秉笔直书、鉴戒君王的传统。早年间，他曾担任起居郎，负责记录帝王平日里的一言一行。有一次，唐太宗专门问他：“你担任起居注官，记录何事，我可以看看吗？”褚遂良答道：“现在的起居郎，就是上古的左史右史，记录人君的言事、善恶，以为鉴戒，没有听说过帝王自己过目起居注的。”褚遂良以“君不观史”的传统直接拒绝了太宗。太宗又问：“那朕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卿也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接着回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的职责就是据实记录，君主的行为我必须记录下来。”他的言下之意就是秉笔直书，不隐晦、不曲笔。唐太宗和褚遂良的这一番问答成就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由此可见，太宗有“容直之美”，而褚遂良也做到了不卑不亢、恪尽职守。贞观初年，大臣屡有奏请封禅泰山，但也有一部分大臣反对帝王封禅。名臣魏徵曾苦谏、力劝唐太宗居安思危，上疏曰：“要明了治乱兴衰的关键，节制奢欲，减少游猎，摈弃华丽的、不紧急的事务。”到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海内升平，又有百官臣僚奏请太宗封禅。太宗议准，下诏次年二月举行，并开启一系列准备工作。在群臣讨论封禅具体事宜的时候，褚遂良站了出来。他一反众人，上疏奏事，恳请太宗停止封禅、节省物用。他的谏言，鞭辟入里、言辞恳切，太宗闻之，深以为然，便立即下诏，停止封禅。另有一次，太宗询问褚遂良：“舜制作精美的漆器，禹雕饰祭器。当时进谏舜、禹的官吏不下十多人。这些不过是器皿而已，大臣为何如此较真呢？”褚遂良回答道：“奢淫往往是危亡的开端。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把精力放在制造奢侈器物上，必会妨害发展生产。要是漆器不满足，就必须用黄金；金器还不满足，就必须用玉石。所以诤臣一定是在奢靡之风初起之时就上谏，如果任其发展，无论怎样劝谏都于事无补了。”太宗对褚遂良的这个回答非常赞许，频频点头。作为深受太宗倚赖的重臣，褚遂良为国家社稷着想，“前后谏奏数十次，多见采纳”。不仅如此，在皇子的教育和培养上，唐太宗也十分重视褚遂良的意见。比如，他曾建议任职于王府的官僚不能连任超过八年；皇子年幼时留在京师，教以经学；帝王要守礼制、毋偏爱。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重，弥留之际，遣使将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召入卧室，于床前对他们含泪嘱托：“两位爱卿忠心耿耿，一直是朕最信任的人。正如当年汉武帝委托霍光，刘备托付诸葛亮，朕的后事一并托付给两位爱卿。太子仁孝，你们向来知道，必须尽心辅佐，永保宗社。”又转过脸对太子李治嘱咐：“有无忌、遂良在，国家的事，你就无须担忧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传位诏书。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李世民驾崩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六月，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继位，褚遂良被封为河南郡公，又升任尚书右仆射（宰相）。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宗欲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坚决反对，甚至将笏板放在殿阶，除帽长跪，叩头不止，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进谏。然而，高宗终立武氏为后，褚遂良遭贬，卒于任上，谥曰文忠。唐书褚风 承上启下褚遂良不仅是唐朝初年治世之能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他为人刚直耿介，但书法却有妩媚之姿，张怀瓘在《书断》中云：“褚遂良善书，真书甚得媚趣，若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甚有余态，欧虞谢之。”褚遂良以其独特的“褚体”“褚风”，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不绝。在书法史上，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其中，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曾教导过褚遂良书艺。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即位后，于弘文殿聚书二十余万卷，设弘文馆，负责馆务的正是褚遂良，号为馆主。次年，虞世南、欧阳询奉诏入馆专门教授楷法，三人相聚，尽兴论书。有一次，褚遂良专门请教虞世南：“我的书法和智永禅师比怎么样？”智永禅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答道：“我听说他的一个字值五万钱，你的字能值这么多钱吗？”褚遂良又问：“那和欧阳询相比呢？”虞世南说：“听说欧阳询写字不挑剔纸和笔，无论用什么样的纸和笔都能称心如意，你能够做到这样吗？”褚遂良感叹道：“那可怎么办啊？”虞世南这时说：“你呢，若是手与笔配合得好，那也是很不错的。”褚遂良闻后大喜。在与多位书法名家的互动交流中，他的书艺逐渐成熟。虞世南去世后，太宗作诗纪念，令褚遂良到虞世南灵帐前诵读焚祭，可见太宗将其看作是虞世南书艺的继承者。褚遂良书法之进益，既源于他年轻时从学于虞世南、欧阳询等，更在于他对王羲之书艺的承袭和师法，所谓“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虞监指虞世南，右军就是王羲之。王羲之是唐太宗最为推崇的书法大家。太宗曾对魏徵感慨道：“虞世南死后，没有人可以与朕讨论书法了。”魏徵回答道：“褚遂良下笔遒劲，颇有王羲之的风格。”太宗听后，当即令褚遂良担任侍书一职。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褚遂良作为侍书参与了这次整理工作。众多的王羲之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从此，他开始朝夕揣摩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唐太宗出重金求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献，但真伪难辨，只有褚遂良能够一一分辨，备论所出，无一舛误。褚遂良对王羲之书法技艺的学习并不是恪守规范、死摹硬套，而是一方面把自己纳入王羲之的书风中去，另一方面又顽强地表露自己的个人趣味，最终形成极具个性特点的书风。在学习前人、融汇南北书风的基础上，褚遂良兼善各体，自成一格，其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等。他的书法作品不仅开启了初唐楷书的一代先锋，被历代书家临摹学习，还引领了新的时代艺术，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习“褚体”的莘莘学子，培养了一批批新生力量。后人称赞褚遂良的书法成就：“自褚书既兴，有唐楷书，不能出其范围。”可见影响之深远。刘熙载曾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今天细品褚遂良的书法作品，从其刚柔并济、方圆兼备的“褚体”中，既能直观领略到大唐气象严谨有度又劲健多姿的审美趣味，又可借此感受书写者几十年从政之路上历经磨炼、不改初心的笃定与持守。书如其人，见字如晤。作为书法家的褚遂良，其书法成就丝毫不逊色于其作为政治家的建树。正如《旧唐书·褚遂良列传》谓之：“褚河南上书言事，亹癖有经世远略。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彩，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
作者：王鸿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3年第6期，原标题“名臣事业 书法传世”；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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