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心中的“有脚阳春”
如果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那么宋璟则“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宋璟的这种为政风范，在秉公用贤方面尤为明显。他为官遵循法度，恪守正道，玄宗赞其“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科举入仕 遵守法度
宋璟天资聪颖，史书称其“博学，工于文翰”，年仅十七岁就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一直到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以年老请求致仕，为官五十余载。他才干超群，为官正直清廉，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政绩卓著，誉满当朝。
入仕时，宋璟初任上党尉，后升监察御史、迁凤阁舍人、左御史台中丞。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武则天病重，宠臣张易之涉嫌谋反，被人告发。在处理此案件时，宋璟不顾武则天的偏袒，坚持以国法惩之。宋璟此举，受到百官称颂。
中宗复位后，宋璟因为官正直、执法严明而受到重用，升任为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不久拜黄门侍郎。当时，武三思权倾朝野，扰乱朝纲，在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被京兆人韦月将告发“潜通宫掖，必为逆乱”。武三思挟私报复，令手下反诬陷韦月将谋反。中宗听信诬陷，不经审讯，下旨立即处死韦月将。宋璟坚决不奉诏。他秉持依法办案的理念，坚持要先查实，定罪后再判刑。最后中宗只得改判韦月将流放岭南。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睿宗即位，迁宋璟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宋璟第一次担任宰相，与姚崇一起致力于革除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开创了法纪有序的新局面。可惜好景不长，宋璟因反对太平公主干政，被贬为地方刺史。
玄宗即位后，选贤举能，知人善任，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重新起用宋璟为相。他忠心辅佐，始终不忘维护国家法度，为国家的安定作出重要贡献。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她的哥哥请求按照特例进行厚葬，建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坟墓。玄宗奏准，但宋璟坚决反对，认为应守朝廷成制，臣子的陵墓最高不得超过四丈，如果开此先例，国家礼制法度必将荡然无存，社会奢靡之风也将盛行。玄宗闻之，虚心纳谏并称赞宋璟“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对他进行了赏赐以示褒奖。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在玄宗移驾东都洛阳之时，长安发生了一场叛乱，但很快被镇压下去。玄宗令宋璟兼任京兆留守并审理此案。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宋璟依律而断，除把少数叛乱的主犯处以死刑外，释放了大量无辜受牵连的人，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玄宗任命宋璟为尚书右丞相，这是宋璟第三次担任宰相。每逢奏事，玄宗必起身迎送，给予宋璟特殊礼遇，可见玄宗对他的看重。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宋璟辞官，五年后病逝，玄宗追赠其为太尉，谥号文贞。
宋璟在五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不论经历何种打压，都做到了“守法持正”。为此，玄宗赐给他“金筷”，褒扬他像筷箸一样耿直刚正，不畏强权，执法严明。“金筷表直”的典故由此而来。在宋璟的直谏下，玄宗也注意遵守法度，起到了表率作用。上行下效，君臣协力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
革新官制 不徇私情
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宋璟为官期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一面采取措施整饬官吏制度，弘扬正气，一面坚持以身作则，不徇私情。
中宗时期，官场腐败，“斜封官”人数越来越多。所谓“斜封官”，即不管身份、学识如何，只要肯出钱，都能特召为官。很多富豪商贾或者纨绔子弟，没有能力通过科考入仕的，纷纷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官。这些人大多欠缺治国理政的才能，坐享俸禄。
这种选官风气愈演愈烈，既容易造成官员队伍迅速膨胀、财政负担加重，又会大大降低官员整体的素质。更有甚者，有的人为了当官，大肆搜刮、欺压百姓，官场风气日益污浊，一时间民怨沸腾，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
景云元年（公元710 年），宋璟上书睿宗，请求废除“斜封官”。得到批准后，他不惧得罪权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罢免了数千位不合格的“斜封官”，并以“德”“能”作为今后官员考察录用的标准，官场风气为之一振，百姓负担得以减轻。
选拔出官员后，如何任用官员，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宋璟用官，随才授任。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是很有才略的人，但是性情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合进入朝堂。宋璟不想浪费他们的才华，便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取其长避其短，分别授任渝州刺史和硖州刺史。
当时的大理卿是元行冲。很多人都认为他才德兼备，结果考核发现他并不称职。宋璟果断调整他的职务，降其为左散骑常侍。而李朝隐为人严谨，公正廉洁，经宋璟考核合格后，被任命为大理卿，代替了元行冲的职务。宋璟凭借他的识人之能，将合适的官员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避免了人才浪费，提高了行政效能。
选拔好官员后，如何防止官员腐败，也是宋璟十分关注的问题。为此，他时常提醒玄宗率先垂范，莫开奢侈之风。自南齐北魏以来，皇太子行冠礼时，准许百官献礼。这种现象，到武则天、中宗时期盛行开来。
宋璟认为，献礼行为并非古制，百官很可能会借机取宠，横征暴敛，因此奏请革除此弊。玄宗准奏，堵住了大臣借机贪污的一条渠道。
在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方面，唐朝也存在着弊政。在玄宗之前，按照唐朝旧制，各地方长官，每年年底要派人进京述职。这些人进京的时候，都会携带很多贵重物品，四处疏通关系，贿赂官员，以求在政绩考核时得到好评，获得升迁。到玄宗时，这种送礼的风气愈演愈烈，不仅老百姓怨声载道，还严重扰乱了朝廷的选官用人制度。宋璟深感担忧，上奏玄宗。玄宗勒令收礼人悉数退回礼品，革除此项弊政，阻断地方官吏通过贿赂得到晋升的捷径。
为了净化官场风气，宋璟坚持以身作则，不徇私情。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有人向宋璟推荐了一个叫范知璿的落榜文人，并献上他的文章《良宰论》，希望宋璟能给他一官半职。宋璟坚决拒绝了这种走后门的行为，对文中的阿谀奉承之言深恶痛绝。他在文章末端批示：“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认为若真正有才，就应该通过科考的方式进入官场，而不是通过吹捧他人来为自己谋取官职。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朝廷依例选拔官员，宋璟的堂叔宋元超是候选官员。为了得到优待，宋元超特意说明了自己与宋璟的关系。宋璟知道后，给吏部写了一封信，说道：“宋元超是我的堂叔，我现在既不能因自己是宰相就隐没亲戚，更不愿以公害私。堂叔如果没有讲出我们是叔侄关系，选拔时自应公事公办，量才录用。现在他说明我们有这一层关系，那只好矫枉过正，把他的名字从吏部除掉。”宋元超原是满心希望得到侄子的关照，殊不料适得其反，弄巧成拙了。
同年，担任岐山县令的王仁琛，因为是玄宗登基前的藩邸故吏，所以没有经过吏部考核，由玄宗直接下令授予五品官。宋璟认为此举不合规制，上书请求玄宗收回成命，按照正常的程序来任命。玄宗最终接受了宋璟的谏言。在用人问题上，宋璟坚持任人唯贤、秉持公正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
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
从古至今，民生问题往往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甚至国家的存亡。宋璟始终坚持爱民恤物，竭力为百姓办实事，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贝州水灾，百姓受困。当时，宋璟任贝州刺史，而贝州是武三思的封邑。武三思不顾灾情，执意派专使去征收租赋。宋璟不畏惧武三思的权势，帮助百姓拒绝缴纳，保护了百姓的利益。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宋璟任广州都督，看到当地百姓用竹子和茅草建房子，极易引发火灾，就教他们用烧制的砖瓦来盖房，有效预防了火灾等问题，改善了当地民生。百姓感佩他的功绩，立了遗爱碑。宋璟不愿百姓对他歌功颂德，上书说：“臣在广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下敕制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禁止各州立碑。此举对制止官场中阿谀奉承的恶劣习气，产生了一定作用。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宋璟在随同玄宗巡视东都洛阳时，行至崤谷，因为山高，道路狭窄，车骑拥堵，迟迟不能往前行进。玄宗非常生气，当即下令，要将河南府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撤职查办。宋璟劝谏说，陛下第一次巡幸如果就因为道路不好治罪两位大臣，很可能会造成各地官员征调大批劳役凿山开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损害陛下恤民兴世之明。玄宗听后，冷静下来，最终免去了两人之罪。宋璟此举，尽到了辅佐玄宗之职，也体现了他时刻为百姓考虑、体察民情的高贵品质。
同年，河北一带遭遇了严重的涝灾和蝗灾，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百姓生活陷入绝境。宋璟了解情况后立即奏请玄宗打开皇粮国库赈济百姓，并同时减免百姓租税。玄宗准奏，不仅通过赈灾缓解了百姓饥饿之苦，还下诏免去河北百姓一年的租赋，为百姓休养生息提供了政策支持，促进了当地的灾后重建，赢得了民心。
宋璟作为开元盛世的重要参与者，心里装着社稷与百姓。他不畏强权，执法严明；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百姓盛赞他为“有脚阳春”。此语出自《开元天宝遗事》：“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意思是宋璟所到之处，皆阳光和煦，春光明媚，可见百姓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作者：冯婷婷，河南省焦作市温县第一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版式：刘卫东
责任编辑：金蕾蕾
图片来源：《前线》杂志、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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