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京津冀协同向纵深发展

在2023年5月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是党中央赋予京津冀的全新历史使命，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第一个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它在整个国土空间布局和区域战略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产业合作、生态联防共治、公共产品均等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有力促进和支撑了京津冀三地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样板和借鉴。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过程中，京津冀地区要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地区发展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加快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

创新：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目标

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影响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在所有的创新类型中，又以原始创新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最大。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加速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科技封锁持续升级。

在这种背景下，京津冀作为我国科教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理应勇当先锋，持续发挥自身优势，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整体提升作出应有贡献。

持之以恒地加强基础研究。北京是全国乃至全球高校和科研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基础研究力量也远强于国内其他城市。

在推进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北京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优势，携手津冀，以国家发展需要为引领，遵循基础研究规律，明确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确保政府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有序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以社会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参与，从而能够不断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

要率先推进人才评价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充分激发科研人才的创新活力。

加强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京津冀地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强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

要发挥开放程度高、国际化水平高的优势，积极推进国际教育和科技交流与合作。近几年虽然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国际贸易和产业关系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挑战，但也要看到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仍是大趋势，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仍然是提高我国教育和科技水平的重要途径。京津冀在国际交流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持续推动国际学术和科技活动交流，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

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水平。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需要依靠市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来吸引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原始创新活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就是加快构建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渠道。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优势明显，在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上具有坚实基础。以技术合同成交额这一指标为例，2022年京津冀三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都超过了1000亿元，分别为7948亿元、1677亿元、1010亿元，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北京市向国内其他地区输出了95062项技术，同样位居全国第一，是全国名副其实的创新增长动力源。

京津冀地区应充分发挥既有优势，加快推动科技体制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市场之间的通道，提高科技创新成果产业转化水平。

协同：以更高水平的一体化为目标

2014年以来，京津冀地区探索了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框架。2015年4月30日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形成了“交通—产业—生态”三维框架，其后陆续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思路，都借鉴了该框架。这充分证明了这一框架的重要现实和指导价值。

当前，党中央已经部署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任务，这对进一步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体系中的首个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地区应深入探索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和模式。

在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上继续作表率。在“交通—产业—生态”这一基本路径的指引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区域协同发展不仅仅涉及交通、产业、生态三个领域，还涉及包括政府治理、公共产品、营商环境等其他领域。

因此，深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既需要重视交通、产业、生态三个传统领域的一体化工作，也需要从区域制度与政策趋同、公共产品如何实现均等化等方面着手，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

在平衡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上继续作表率。作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肩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历史使命。

实施这一重大战略，就要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通过高水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着力处理好“一核”与“两翼”、北三县等周边地区关系，持续缩小地区差距，形成全面均衡发展、相互促进发展的良好局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增添强力后劲、开拓更大空间。

要立足全国南北区域差距逐渐拉大的现状，深刻认识到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加强与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的交通连接和产业合作，通过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领示范与辐射带动作用，为北方其他地区提供更大的发展动力，持续缩小南北区域发展差距。

在探索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继续作表率。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是确保京津冀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根本前提。

围绕这一目标，要以“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续”为原则，开展公共服务政策相关研究，统筹规划京津冀区域内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资源，研究制定实施统一的设施配置、建设及服务标准，推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

要抓住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强雄安新区与京津公共服务领域全方位深度合作，充分利用京津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机构向外拓展的机会，鼓励和引导优质资源优先向雄安新区及河北省其他地区转移。

绿色：以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为目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从各地实践及面临的挑战看，探索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仍是各地实现绿色发展的最大难题。

作为典型的完整生态系统区域，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不仅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关键问题，也是影响京津冀能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问题。

因此，在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京津冀地区应加快探索科学、可行、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率先探索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处理好生态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关键在于探索一条新的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京津冀地区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为方向，从主导产业培育、能源结构调整、运输结构优化等方面，系统性提高京津冀地区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要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度量难、变现难、交易难、抵押难等问题，加快开发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体系，在降碳产品价值实现和高排放企业碳减排之间搭建起市场化的转化渠道，探索出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相统筹的“两山”理念实践路径。

积极探索系统性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从过去十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从全国发展大局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对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样巨大，尤其对流域经济等处于同一完整生态系统内的地区而言，更是如此。

对此，京津冀地区要着眼全局，全面比较国际和国内典型地区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案例，充分借鉴各类补偿经验和做法，加快构建包含“补不补、补多少、谁来补、怎么补”的系统性跨行政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因生态补偿不平衡而导致的区域合作难题。

加快探索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决定“绿水青山”能否顺利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因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生态产品能够得到更多的市场回报，这是生态屏障型地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

一方面，要加快对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系统梳理各地区已有的优质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建立相关的产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路径，加大生态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提升生态产品的市场关注度，不断提高生态产品和生态产业的市场收益。

另一方面，要加快优化调整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提高生态产品价值考核在整个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和地位，探索建立运用绿色GDP等指标引导政府部门重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制度机制。

开放：以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目标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面对美西方国家挑起的贸易制裁、科技封锁等逆全球化潮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这是对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高度概括和精准把握，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根本方向。

京津冀地区要立足发挥自身优势，以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根本目标，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一方面，克服制约区域协同发展的短板和弱项，发挥京津冀地区区位优势，助力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国还面临一些短板，比如美西方国家对“卡脖子”技术的封锁制约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世界市场格局的变动对我国外贸企业提出新的挑战。

对此，京津冀地区要坚持全球思维、国际视野，抓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机遇，以有力的政策制度畅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循环大通道，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贸易协定、对外投资等方面，系统性构建内外联动新机制，实现进口与出口、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发展，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相互促进。

另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京津冀对外开放水平，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京津冀地区的开放平台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在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具有良好基础，要充分利用相关平台，加快建立以产业协同开放为核心的促进体系和合作机制，实现雄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之间的互补错位发展，推动京津冀区域在更高层次上协同开放。

同时，要建立京津冀自贸试验区深度合作机制，加强三地在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政府合作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措施全面落地，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和生产要素，不断增强地区发展活力，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共享：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共享发展程度不够是制约三地形成高度一体化发展格局的重点难题。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动共享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整体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北京要着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作为首都，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当之无愧的科技创新中心，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都应发挥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顶层设计上，要坚持把北京发展纳入京津冀战略空间考量，发挥“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津冀协同联动，携手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在协作布局上，要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以一体化为路径，促进节点城市产业圈强链补链，形成紧密分工协作格局。

在具体思路上，要唱好京津“双城记”，推动符合定位的北京非首都功能向河北雄安新区疏解转移，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天津与河北省要着力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区域协同发展，不仅要发挥首都大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要发挥天津河北的独特优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对天津而言，要把发展制造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到重要位置，以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不断向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全面增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核心竞争力。

从河北省地理结构看，既有沿海城市，也有内陆城市；既有城市化地区，也有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加快缩小省内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省竞争力整体提升。

区域协同发展要着力探索更加有效的共享发展机制。加强京津冀三地在规划、交通、产业、生态、创新等重点领域的深度对接，优化要素的空间布局，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建立完善深度融合发展的途径机制。

不断探索新的区域合作与互助模式，灵活运用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模式，充分发挥京津两市的发展能力优势和河北的要素禀赋优势，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格局，开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蔡之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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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前线》杂志2024年第2期

责任编辑：丁兆丹

网络编辑：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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