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歌——农民中走出的国家领导人（45）

4.5   一起人为制造的“十月事件”

1964年10月发生在昔阳的“十月事件”是一起人为制造的整人事件。说起这一事件，还要从当时的地委书记对我和他对大寨的看法说起。

当时的地委书记因为我在大寨“反五风”问题上和他意见不一，发生过矛盾，对我一直有看法，总想找机会把我整下去。我调离昔阳后，新任昔阳县委书记完全摸透了地委书记的态度，到昔阳一上任，就想从根本上否定前一任的成绩。当时正处于反“五风”的扫尾阶段，新任县委书记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整治昔阳干部。

昔阳县的“五风”危害本来并不严重，几年来，县委大力推广大寨经验，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已经蔚然成风。因此，就整个晋中地区来说，昔阳县1958年到1960年间的“五风”危害是最轻的。

1960年全国的农业普遍歉收，昔阳这一年的庄稼长势却非常喜人。这年8月下旬，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黄志刚同志到晋中各县视察工作，所到之处看到的庄稼都因为管理不善、长势不好，减产已成定局。可是到大寨一看，是一派丰收景象。返回太原后，黄志刚在省委会上介绍了大寨、昔阳的情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天后，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陪同中央化工部部长彭涛来到大寨，看过大寨的庄稼后，池必卿同志高兴地说：“黄志刚同志向省委介绍了大寨的情况，我听了很受鼓舞，看了更是喜出望外。”

省委书记陶鲁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说，昔阳是个穷地方，这几年工作搞上来了。昔阳县的口粮可以高于其他县，留到350斤。当时其他县口粮只能留到三百三、四十斤。

为此，地委副书记刘焕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表扬说，昔阳县纠“五风”纠得早，“五风”危害不严重，并让我写文章向全省介绍经验。

我把文章写好后，新任地委书记却批示不让发，并完全推翻了原地委对昔阳工作和昔阳干部的看法，认为昔阳县问题严重。昔阳新任县委书记是新任地委书记的亲信，当然就把昔阳县的工作看得漆黑一团。为了彻底否定昔阳县前几年的工作，新任县委书记在昔阳县反“五风”运动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置省委和原地委的结论于不顾，又召集全县干部连续开了42天反“五风”会，并在会上大骂昔阳干部为了扛红旗，争上游，逼着群众多卖余粮，饿死了3000多人。这是无根据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昔阳县的确饿死过人，但根本没有饿死那么多，并且就整个晋中地区来说，昔阳县是饿死人最少的县。新任县委书记在大骂昔阳干部时，还特别提到赵壁公社，说这个公社的干部全是国民党。这样一来，新任县委书记就把昔阳县的大部分干部得罪了，特别是把赵壁公社的干部全都得罪了。

42天的反“五风”会议结束后，新任县委书记给省委和地委写了个报告，把自己对昔阳干部和昔阳工作的片面看法全部写了进去。省委、地委的领导看了这个报告，大部分人表示不同意。为此，当时地委书记在陪同陶鲁笳到文水检查工作时，曾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假惺惺地说，他对昔阳新任书记说啦，不能这么看昔阳工作和昔阳干部。我知道这一切全是地委书记在幕后指使，也就对他的说法没有表态。

这年秋后，昔阳县的收成本来是不错的，可是全县各社、队都不愿卖粮。挨了骂的干部们说，新任书记说我们是国民党，现在还能再当？这样一来，全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就很难完成。

新任书记给地委写报告，倒打一耙说：这是县长田根栋在其中作梗，现在他突破层层障碍，产量有所回升，统购任务可望完成。实际情况是新任书记一到昔阳，就跟县长田根栋闹不团结。因为田根栋能力强，在干部群众中威望高，新任书记觉得不好领导，想借机把田根栋排挤走。

地委接到昔阳新任县委书记的报告后，完全认同了他的看法，并转发了这个报告。为了支持新书记，地委把田根栋调到平定县当副书记，降职使用。把左权县委书记、原昔阳干部王贵科调回昔阳当县长。王贵科回去后，新任书记又觉得王贵科不好领导，地委又把王调走，调来一个外县干部李春当县长。

在新任书记当昔阳县委书记期间，四年换了三任县长，这在昔阳县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见。这样一来，新书记就在昔阳县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昔阳的多数干部，只有少数在我工作期间不甚重用的人支持他。

新书记用了几个我不太重用的干部，又用了几个外县干部，把大多数昔阳干部打入另册。从抗战以来到1960年一直团结一致的昔阳干部自此从县到公社分裂成两派，形成了以后派性的根源。新书记因为脱离了大多数昔阳干部和严重脱离群众，在工作中就感到很吃力。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却公开发牢骚说昔阳干部排外。

昔阳干部听了气愤地说：“到底是昔阳干部‘排外’，还是‘外排’？”

1963年9月25日，中共昔阳县委第五届党代会召开，361名代表出席会议。在大会投票选举县委委员时，新书记少得42票。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完全符合党内的民主程序。可是因为地委书记对我有成见，就认为是我在背后捣鬼。

一位和新书记观点一致的代表分析说：“这是有人搞小动作。如果他们不搞小动作，你决不会丢这么多的票。”

另有一位支持新县委书记的公社书记则上纲上线地分析说：“少40多票，肯定是有人私下搞串连。搞串连就是非组织活动嘛！”

当时是“左”的思潮不断升级的年代，搞非组织活动便有了反党的嫌疑。

新书记将选举结果上报省委和晋中地委后，省委因为对昔阳工作很了解，不同意新书记的分析。1963年底，省、地两级工作组到昔阳专门解决县委的不团结问题。工作组组长是省人事局局长李文亮，副组长是晋中专员谢子和。

12月前后，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县里召开了52天的县级机关干部代表会，帮助县委常委们“洗澡”。在这次会议上，对新县委书记不满的干部纷纷提出批评意见。

陈永贵在这次会议期间先后四次发言。他在批评新书记否定前任县委的工作基础时说：“谁都是做工作，辛辛苦苦干几年，一调走就尽错啦？”

在谈到不团结问题时，陈永贵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梁不正二梁歪。不团结的主要责任在新书记身上。”

在谈到党代会丢选票时，陈永贵也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党代会不是闹集团活动，也不是闹排外，是工作中的问题。”

最后陈永贵表态说：“我看，58年以来还是有成绩的，新书记把昔阳的成绩和缺点颠倒啦！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样做了以后，把58年以来热火朝天搞工作积极性高的人压下去啦！”

在众人异口同声的批评声中，新书记只好作了检查，前任干部们也各自作了自我批评。

春节前，李文亮回省委汇报调查结果，列举了昔阳县的十大问题，责任主要是在新任书记身上，是新书记工作方法不对头所致。考虑到昔阳有大寨这个典型，是全国第一个文化县、又创造了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是全省的重点县，为了有利于工作，省委决定调整昔阳县委的领导班子，派强有力的干部加强对昔阳的领导。就在这时“四清”运动开始了。

1964年9月，昔阳被确定为“四清”重点县。为把昔阳的“四清”工作搞好，省地共同决定，免去继任我昔阳县委书记者的职务，任命省人事局长李文亮为昔阳县委书记，兼“四清”工作团团长。李文亮在抗日战争中曾任昔阳县的区长，1963年曾和晋中地区专员一同回昔阳帮助县委整风，很有信心担负这项工作，可是还不等李文亮上任，晋中地委就炮制出一个“十月事件”，把李文亮也牵扯进去了。

当时，晋中地委为了把全区的“四清”工作搞好，就召集各县县委书记开了20天书记会议，学习“桃园经验”。在会上还有计划地揭发批判了地委副专员任井夫，地委副秘书长王振国，并以二人告地委书记的状为名，把任、王二人定为反党集团。这次县委书记会上气氛紧张，可以说是杀气腾腾。为了把任、王二人批倒，当时地委提出凡是跟任井夫、王振国有接触的人都要交待清楚，这一来，仅地委受到牵连的干部就达30多人。

我到文水任县委书记时，接的是王振国的班，王振国到文水上任，前后不到三个月就被免职，回到地委住在地委招待所检查错误。对此人们都觉得有点蹊跷。

我到文水后，经过了解，王振国并没有什么原则性错误，其奥妙不过是这位县委书记不合地委书记的口味。在事实面前，地委不得不给王振国重新安排工作，任命他为地委付秘书长。

由于我到文水后，没有反应王振国什么问题，地委书记对我更加耿耿于怀。

在这次揭发王振国的批判会上，地委点名让我揭发。地委书记还和我有过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他说：“怀英同志，原来地委决定让你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你这个人有主见，抓大事，稳当，细致，这是当领导干部最主要的条件。可是中央党校停办了，不办就不办吧！咱们地委现在没有几个人马。”

我说：“我这个人缺点不少，这几年当县委书记也很吃力。”

在批判王振国的会议上，我就地委公布的王振国的材料作了一些批判，没有揭发出新材料。地委书记对此很不满意，说：“张怀英对王振国是小骂大帮忙。”

地委组织部部长听了这话，便点名批评我跟王振国划不清界线，参与了王振国的反党活动。“任、王”反党集团一下变成了“任、王、张”反党集团。

其实，早在中央批转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后，一些同志就提醒我说：“怀英，地委书记对大寨和昔阳干部参加劳动一直持反对态度。现在毛主席对干部参加劳动作了批示，中央肯定了你的作法，在这件事上你胜利了，他肯定不会死心，还会从另一方面找毛病，你要当心。”

当时我对党内的政治斗争没有经验，认为肚里没病死不了人，就没有在意。根本不会想到会突如其来戴上反党的帽子。

昔阳县委书记在地委的暗示下，借机要求重新解决昔阳的不团结问题。地委接受了他的提议，决定把昔阳干部集中到地委开揭发会。9月25日，把昔阳县主要领导王贵科、赵满仓、李韩锁、王富元、张永顺等人叫到榆次，分别隔离在地区公安处、检察院、商业局等处，要他们交代反党罪行，同时也把陈永贵叫去参加揭发我的问题，交代党代会上他少得42张选票的原因。

这次会议是在先“戴帽”、后检查的不正常气氛中进行的，昔阳来的干部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首先是王金籽、李韩锁两人把县里对当时县委书记的一些不满言论糊糊涂涂的作了个检查，有些本来是实事求是的正常工作谈论，却马上就被地委认定为昔阳干部反党的罪证，一时间牵涉到昔阳县、社干部40多人。

昔阳县委书记在党代会上少得42张选票这时更成了昔阳干部“反党活动”的铁证，地区监委书记上纲上线的说，反对县委第一书记就是反党。

陈永贵刚到榆次参加会议时，地委领导和他谈话，要他揭发张怀英。陈永贵认为张怀英没有错误，不肯揭发。为了离间他和张怀英的关系，一位地委领导挑拨他说，张怀英反党的问题，他自己已经承认了，你死保人家，人家可是已经开始揭发你，说你作风粗暴，还逼死过人命。

地委领导这么一说，陈永贵一下就昏了头。毕竟他只是一个农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一无所知。这位领导一看陈永贵中了圈套，就又添了一把火对陈永贵说，昔阳的反党活动是很严重的，张怀英是幕后总指挥。张怀英有野心，想当地委书记，因此他反对地委。过去他鼓动你给新任昔阳县委书记提意见，这属于非组织活动，你是上当受骗。现在张怀英正在写书面检查，你是劳模，要自觉地和他们划清界线，积极参加批判，不要辜负了上级对你的期望，等等。

听了地委领导的话，陈永贵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更不能相信我会去反党。但是眼前的事实又是实实在在的，他也不能相信眼前这位地委领导会说假话。于是，陈永贵在听了“反党成员”王金籽、李韩锁二人的检查后，在第一次批判我的会议上，地委领导让陈永贵发言，他就顺着地委的调子开始批判我，并特别提到他去文水看我时我和他的一次谈话，说我挑拨他和县委领导的关系。为了把这一问题说清楚，有必要交待一下我和陈永贵的那次谈话。

1964年5月，陈永贵到文水去看我。他一见我，就委屈地说：“老张呀，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新书记去了大寨光算造地，不算退耕还林的面积。”

我听了对他说：“老陈，要注意，有些人看问题就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不作深入调查就做结论。”于是我给他讲了孔子和颜回的一个小故事。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被困在陈国和蔡国的半路上，7天没有吃到一颗粮食。跟随他的弟子颜回出去搞了一点米，回来给他煮饭吃，饭快熟了，孔子看见颜回在锅里抓了一把，塞到嘴里去了。孔子假装没有看见。他想，颜回向来诚实，今天怎么背着我偷吃？想必是太饿了吧！待颜回把饭端到他面前，孔子说，我方才梦见了我父亲，今天这饭要是干净的话，我就来祭奠他。颜回说：“不行，这饭不干净。因为饭快要熟的时候，掉进去一根柴棍，上面粘了好多米，我捞出来舍不得扔掉，就塞到嘴里吃了。”在弄清事情的原因以后，孔子感叹地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容易啊！”

讲完这个故事，我对陈永贵说：“孔子对颜回的人格产生怀疑是出于误会，而新任县委书记这样做是作风简单。”

陈永贵听我说完，恍然大悟地说：“噢，原来是这样。”

如今，陈永贵由于受到别人的挑拨，就把这件事说成是我在挑拨他和县委的关系，可见一个人在受了蒙蔽后，很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

会后，陈永贵一下就清醒了，他想，地委领导说张怀英在写检查，但会上人家一句检查也没有，也一点没有承认自己反党。唉，看来我不是上了张怀英的当，而是上了地委的当。想到这些，他气得一夜没睡，回想起我当初调动的原因和新书记刚到昔阳的做法，他终于认识到地委召开的这次会议大有名堂，而起因其实还在大寨和他自己身上。

于是，在第二天地委组织召开的第二次批判我的会议上，地委又让陈永贵发言，陈永贵站起来义愤地说：“我这一生流过三次泪，第一次是俺爹被地主逼死，第二次是张怀英调走，第三次是这回听说昔阳干部犯了错误。张怀英给我当过15年领导，五年区委书记，十年县委书记。反党分子头上没有号字，我认不得。”

陈永贵这么一说，整个会场的人都傻了。

地委一看陈永贵不再听他们的话了，怕他把问题闹大，下午就以接待客人为名，把陈永贵送回了大寨。

陈永贵回到昔阳后，晋中地委对昔阳县、社、大队的干部采取兵分两路、上下夹攻的战术进行分化瓦解。即把昔阳县的主要领导王贵科、赵满仓、王富元、李韩锁、王金籽等人留在地委继续围攻批斗，让他们交代反党罪行；另一路由地委1名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挂帅，带领1500多名工作队员，浩浩荡荡进驻到昔阳的县、社、大队搞“四清”。这样就把整“反党集团”和“四清”交织在一起，让县、社、大队三级干部既交代“四不清”问题，又揭发县社领导人的反党罪行，并划清界限。当时真是黑云压城，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昔阳大地。

在将近半年的搞“反党”集团与“四清”交织的运动中，逼死了45个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这在昔阳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残酷教训。最后由于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干预，否定了地委的结论，说这不是反党集团，只能说是宗派活动。地委书记表面上接受了省委的结论，内心并不服气，这就给文革开始第二次整我留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