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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才创业,如今每年赚下一个半华为两个腾讯

2017-08-19 国际电子商情

在半导体产业不知道张忠谋,相当于在软件业不知道比尔•盖茨。



56岁创业的张忠谋,不但一出手就改写半导体产业格局,而且一手缔造了最会赚钱的华人科技公司:

2015财年,他的台积电以1671亿营收获得净利润604亿,其利润规模是台湾最大企业、营收8872亿的鸿海精密231亿净利润的2.6倍;是营收3950亿的华为369亿净利润的1.6倍;是营收1028亿的腾讯288亿净利润的2倍多,也领先阿里2016年财年(营收1011亿)427亿净利润将近180亿(注:货币单位均为元/人民币)。获利能力可谓冠绝群雄。而这样的获利能力,对台积电来说,已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保持了几十年。

2005年华商韬略第一次请求张忠谋先生,让我们写写他的故事时,他寄给我一本他只写到1960年代的自传。飞快读完后,我的第一感觉是:

这个人的人生,只能用从卓越到极致来形容。

张忠谋1931年生于浙江宁波。他的父亲张蔚观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在他出生时,已是宁波的财政局长,后来到南京转战金融业,再后来则辗转重庆、上海、香港等城市并移民美国,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初到重庆时期的张忠谋(后排右五,右四为父亲张蔚观)

成人之前,张忠谋已居住过6个城市,在10个学校念过书,体会过去家离乡,不知归期的无奈与悲哀,澎湃过慷慨激昂,救国救民的大情怀。几十年后,他还在感叹: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其悲哀与激昂,都不是非过来人可以理解与想象。

在打得人仰马翻的科技界,张忠谋是最安静也最文艺的人之一。这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据他自己回忆,10岁前他已读完包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在内的全部“儿童文库”书籍,由此养成爱阅读的习惯并贯穿终生。



小小鲜肉时代,张忠谋文采出众,是还曾立志当作家,直到父亲受不了他兵荒马乱还搞天真烂漫,警告说“当作家要饿肚子”,他才收住念头。

不过,他的生活依然文艺而多彩,音乐会,小提琴,网球,电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特长班都报吧。不同的是,他折腾这些,纯粹是因为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张忠谋少时在上海的家

高中毕业时,张忠谋被父亲诱导考入自己的母校沪江大学银行系。至今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一番情景:高中毕业的那晚,和几个相熟同学庆祝,大家喝了不少酒,尽情地叫喊,尽情地欢乐。

“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埔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张忠谋说:“这样的豪情,以前、以后都不曾再有。”

两个月后,内战爆发了,逃到香港的张家决议:张忠谋要去美国读理工,以防万一,将来好在美国安生立命。

“油然生起饱历沧桑之感觉”的张忠谋于是坐上前往彼岸的飞机,并在记忆中写下这样的心情:“旧世界已经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自己必须鼓足勇气。”



在美国,张忠谋的条件也不差。

他的三叔,已从哈佛拿到电信硕士学位,之后还拿到应用物理博士学位的张思侯先生,已是美国东北大学的教授。张教授自己学理工,却不主张让张忠谋直接学理工,他认为小张同学从小兴趣广泛,应该再让马儿跑一会儿,看看他到底适合做什么?

一番运作后,张忠谋被送进哈佛大学。当时的美国,以全世界5%的人口创造着全世界40%的GDP,正值最黄金时代。虽然大人们把张忠谋当作只需被安排好的小毛孩处理,连话都不跟他多讲,但他却好像什么都懂一样,并很快被“只要肯努力,你就能出头”的美国精神感染,也很快在哈佛如鱼得水。



哈佛时的张忠谋,皮带系歪了点但整体较为飘洒

回忆哈佛的经历,张忠谋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

一是,入学时一个才刚见面聊了几句的美国哥们,热情地要他退掉学校安排的室友与自己合住,但他并没有答应。他说自己不想得罪那位被学校安排,连面都还没见的室友,更对这美国哥们的不含蓄有点受不了,称“他的邀请可谓是相当的唐突”。

二是,他从小就喜欢的文艺和浪漫,在哈佛得到更好的培养,他在那里耕读西方经典,听歌剧,看戏剧,参加国会大人物和名流大师的演讲与辩论会,全方位地陶醉在西方文明盛宴之中。这让他好生喜欢,也对哈佛格外有爱。

还有一件事,是游泳考试。哈佛规定大一学生须在学年结束前通过游泳考试。张忠谋说,等他这只旱鸭子好不容易划及格时,游泳班已只剩下一个还没合格的人。“当我对哈佛游泳池做最后一瞥时,只见他手舞足蹈地在水中挣扎。”

哈佛第一年,张忠谋的成绩位列全年级前10%。此时,国民党彻底溃败,父母也从香港去到美国,并在中国是回不去了的悲观中,根据当时华人在美的就业发展情况再次决议,张忠谋必须转学理工。

他在哈佛的第一年也成了最后一年。



张忠谋的父亲张蔚观先生——他44岁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工商学院就读,并在47岁获得硕士学位。张忠谋说,父母在美国的老年生活是安定的,但父亲一直不能摆脱流亡异国,壮志未酬的忧虑,进而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独生子身上。

学理工,最理想的就是去麻省理工了。

张忠谋想去,就去了。

1950年的麻省也正处于黄金时代,拥有众多世界级大师,在机械系学习的张忠谋成绩依然优异,还帮教授打点工,挣点碎银子,但却过得并不快乐。他形容自己对麻省“虽有十分的敬,却只有五分的爱。”

对搞机械这件事,他也是始终兴趣缺缺。

不知是不是麻省小心眼,看出了张忠谋只有五分爱的心思,当张忠谋硕士毕业申请读博士时,他连续两次落榜了。当时,他已结婚,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如今却被再一再二的挫败。他被弄蒙圈,整个人都不好了:

“呆呆地望着没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灭。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嘎然中断,下一步做什么都还没有想到,我何以对父母?对我新婚不久的妻?”



成为大人物之后,张忠谋曾骄傲但实事求是地,把麻省博士落榜说成自己一生最大的幸运。但在当时,这却让他郁闷、惶恐了好长一段时间,是他人生最大的打击。


麻省不留张爷,何处可留张爷呢?

答案是,大致上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到别的学校去读博士,这不难。我可是麻省的硕士,到你们这里读博士是看得起你们。第二,找工作。

找工作比较难。按照所学,结合实际,他只能进公司上班,或者到学校找个教职。这两个领域,一般的工作,麻省的张硕士看不上;好点的工作,则不一定看得上麻省的张硕士。尤其进公司,当时整个中国人进入大公司的成功先例都是少之又少。

中国人成功的先例很少,但谁规定我不能做个先锋呢?

被落榜羞辱的张忠谋,带着雪耻的怒火,把简历一封封地寄给了心目中的大公司,以及万一大公司不成,先将就一下的备胎们。

后来,张忠谋把这个过程形容得颇具诗意、理性与规划性:“一个阳春的工程师,5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人,要去闯出自己的新天地。”

但当时的他却是个相当意气用事,比较不够理性与规划的人。然而吧,牛人之所以成为牛人,很大一个原因是,哪怕意气用事,甚至当时看来做错事,他们也往往歪打正着,狗屎运特好地踩到了更加正确的点上。

发出简历两个月内,张忠谋获得了4家公司的工作机会。其中两家令他满意,最满意的是鼎鼎大名的福特汽车,专业对口,待遇也好;比较满意的是一个叫“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公司不怎么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一美金不多,但张忠谋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福特凭什么少给一美金的问题。于是,他自信满满地跟福特讲价:“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起薪?”

结果,那个在面试时跟他谈笑风生的人事专员,态度180度大转弯:我们这儿不讨价还价,你要来就来,不来,拉倒。这一作,让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去福特,但也死要面子的张忠谋覆水难收了。挂完电话他就决定,别了,小气而无情的福特先生。

1955年5月,年轻气盛的张先生,一气之下,去了多给他一块美金的“希凡尼亚”,进而一脚踏入半导体产业,并一路走到今天。

这也让他在后来屡生感叹:“人生的转折点,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短短的一个电话,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进入陌生的半导体,让张忠谋给自己找了麻烦事儿。

什么都不懂,唯有夜以继日地加快学习。他找到晶体管发明人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经典著作——《半导体之电子与洞》来研读。这是他在半导体的第一本教材,他说,这有如读荷马古诗一样的困难,但还是“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读,读了又想,想了又读。”


威廉•肖克利

读了想,想了读仍不懂的,临时住在一个旅馆的他,就去请教一个几乎夜夜喝酒,但很懂半导体的人。每天吃晚餐时就和他坐在一起,不学他喝酒,学他怎么搞半导体。同时,他还大量学习了行业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论文或动态信息。

张忠谋的厉害在于学东西飞快,更厉害则在于他非常善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而且非常主动地去学以致用,并在用中继续学习。

当时,他的工作是负责锗电晶体产品生产的改良及设计,进入公司不到一个月,他就捯饬出一个改良传统铅焊技术的小成绩并被全公司推广,大大提升生产良率。

这让他很受鼓励:“学校外面的世界,并非那么充满荆棘。”之后一年左右,张忠谋被提拔为非正式的小主管,手下也有了4个小兵。

但这4个小兵中的两个,让他又一次意气用事,犯下外人看来不值当,也不应该的错。新来的外行上司因为公司一直烧钱,要他辞退这两个勤奋上进的小兵,他不服,也不能把上司说服,于是果断负气走了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一次负气对了,而且太对了。离开“希凡尼亚”后,带着在半导体产业的小资历,张忠谋加入到另一家公司——德州仪器(下称:德仪)。



德仪当时只是个小公司,但已是半导体业生猛成长的新势力。在张忠谋进入之前,它已通过发明硅晶体管改写了半导体市场的格局。




在德仪,张忠谋真正感受到美国科技公司的创新精神及力量:“‘疲倦’简直是听不到的形容词。加班是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全都是自愿,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被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作重来,如再有挫折,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大家一起赌,一起输,一起赢,一起往前拼。”

身处此境的张忠谋也立即成了邻居眼里“疯狂的工作者”,一进去就立下一大功。当时,德仪替IBM生产着四个电晶体,其中一颗电晶体在IBM生产的良率10%,但到了德仪,做出来的基本上都成了垃圾。张忠谋点子很正,被安排来搞定这最难的一颗。

在“每天早上8点上班,直到半夜第三班开始后才回家”的努力下,他让产品良率超过了IBM本身,最高达到惊人的20%,也赢得“27岁人生中最喜悦的一天”,并因此进入大老板的视野,获得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管理职位:锗开发部门经理。

后来主导了半导体产业诸多技术革命的张忠谋,到今天依然不是技术专家,他希望也一直在走领导技术,驱动产业变革的角色,这个小经理则是重要的开始。




担任德州部门经理时获客户嘉奖,与客户及销售人员合影

张忠谋走上管理岗位时,他的一个同事也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加入德仪不久,张忠谋就认识了这位身材出奇的高,瘦削,而且拥有巨大头颅的老兄,并很快因为同样来自东部,年龄也差不多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基友。

他们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天。交谈中,这位老兄告诉张忠谋,自己正计划把好几个电晶体、两极体,加上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他还跟张忠谋得瑟:公司最大的老大对他这个想法也很赞,并问张忠谋怎么看?

张忠谋不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此时独立做个电晶体都非常困难的他,觉得这位老兄侃侃而谈的,把几个电晶体、两极体,加上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的计划,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匪夷所思”,不切实际。

让他意外的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兄却告诉说,他已经把那玩意儿弄得差不多了,而且还饶有兴致地显摆了一番。有点被震到的张忠谋,为这老哥感到高兴,但也替他操心:你那玩意儿就算弄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离实际应用是那么的遥远。

但最后,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震撼了。当他正式获悉这位老兄已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时,这件事情已经震撼了整个半导体世界。



这位老兄就是改变了世界半导体产业的杰克•基比(Jack Kilby)。当他希望张忠谋欣赏自己倒腾的那玩意儿时,他事实上是在让张忠谋见证人类史上的一个重大科技进程:眼睁睁地看着世上第一个集成电路诞生。

后来,杰克•基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被认为和他同时搞出了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大仙诺伊斯,则在此后带着一个叫摩尔的同事,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并很快在电子业掀起一股股惊涛骇浪的革命。

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领教了前瞻技术的力量,而这些在他当时看来跟自己不太有关的人和事,也都通通在后来,成为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1961年春天,张忠谋再次赢得好机运。“总经理召见我,夸了我一番,说我有足够潜力角逐未来全公司研发副总裁之职。”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后,他还得到一个公司从来没有给过别人的机会,支全薪去读博士,公司负担一切学杂费。

之后,张忠谋通过了半导体业内第一学府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博士考试。“在麻省理工落第的耻辱终于洗刷,这又是人生中喜悦的一天!”放榜当晚,他和妻子带着2岁的女儿到旧金山中国城大吃了一顿,还打了决定读博士以来半年内的第一次桥牌。

1964年初,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德仪的张忠谋,被提升为锗晶体管研发经理,统领将近3000人的队伍,斗志昂扬地朝着心中的殿堂狂奔。

方才33岁的他,收入已达到美国的中上阶级,拥有哈佛、麻省、斯坦福三大世界著名学府的学习经历,也受到世界最大半导体公司最高领导的信任和赏识,春风拂面中,他觉得自己的未来,如同德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限宽广。





41岁那年,张忠谋登上了新高峰,成为德仪统领3万多员工和全球半导体业务的副总裁,也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三号人物,以及美国大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

之后,世界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中国人Morris Chang(张忠谋英文名)参战、发起战争,并不断赢得战争的新时代。

其时,被诺伊斯和摩尔飞速壮大的英特尔,已是德仪半导体业务最强劲的对手。坊间甚至传闻,英特尔已把中国人当政当作击败德仪半导体业务的最佳时机。而刚刚“登基”的张忠谋则是另外的想法:

他要打掉英特尔的威风!




内存是英特尔当时最强的业务,并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大,甚至英特尔已成为内存的象征,许多公司都在其攻势下落荒而逃。

但张忠谋却决定,就从英特尔的内存开打。

他不但决定大干内存业务,而且决心夺下英特尔在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打掉它的这个象征。这个目标吓到了德仪的宝宝们,但张忠谋态度坚决地推进。他的看法是,混科技产业的大企业,一旦决定去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世界第一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并获得理想的利润,否则,就是赔钱去陪第一名耍。

当时,整个市场以及英特尔的主力产品都是1K,为了夺第一,张忠谋开足马力,痛下血本,直接从4K产品开打。这个大胆决策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但他以更强的力量勇往直前。结果,4K新品出来不久,就把英特尔打成了手下败将,也打出一个张忠谋地位。

此后,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直到彻底退出,转型成为CPU巨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忠谋也算是英特尔的恩人,为逼迫英特尔转型立了功。

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你出一,我不出一,而是直接跳空高开、一剑封喉,打天牌,这也是张忠谋在科技界打赢关键战争的核心制胜策略。

在最近几年带领台积电与三星争夺iPhone芯片处理器的残酷战争中,他更是将这一策略应用到极致。

半导体发展史上,行业技术更迭一直都谨守着上面提到的那个摩尔所创建的摩尔定律──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电晶体最小尺度的线宽(half-pitch)缩小至0.7倍(面积缩小至0.49倍,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并由国际组织──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联盟(ITRS)统筹,领着业界一二一,齐步走,90纳米、65纳米、45纳米……数字越走越小,成本越走越低,性能越走越先进。




但2010年,张忠谋却突然出奇兵,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节奏把台积电推向巅峰。他不露声色,默默跳过当时应该推出的32纳米,直接推出28纳米技术,去与包括三星在内的32纳米技术竞争,不但赢得iPhone6及后来系列产品芯片处理器的战争,还一举创造了台积电历史上最赚钱、称霸时间最长的新产品。

据行业权威媒体报道,台积电目前还已凭借再次高开的16纳米技术打败三星,独揽了iPhone7的A10芯片处理器大单。市场预计,该处理器将带动台积电16纳米制程芯片进一步攻城掠地,甚至达到70%的市场份额,进而远远甩掉三星。

而今天早晨获得的最新情报则显示:苹果已开始准备iPhone8的A11处理器,而这个以第二代10纳米工艺为核心的艰巨又诱人的任务,依然成了台积电独家饕餮的盛宴。三星方面,则在拿出吃奶的力气,学习张忠谋跳起来、隔代打的策略,全力攻克7纳米技术,意图抢回丢失的领地。

话再说回来,张忠谋执掌德仪时的半导体市场,群雄四起,硝烟弥漫,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但整个行业却处于混沌状态,犹如任正非所说的迷雾中航行。稍不留神,今天的领先企业,明天就被视线内外的对手拉下马。

站在最高处的张忠谋,为了保住德仪的绝对优势,不但在技术上持续领先,而且还率先革命掉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主动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打得产业同行们一听德仪又出招了就一脑子们的汗,甚至丢盔弃甲,主动落败。

张忠谋跟客户签订协议:每当公司开发出新产品,他就以每季降价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这一看上去是打击对手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箭双雕,让他逼迫德仪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迭代,进而持续巩固技术竞争力。

这一主动降价的价格策略在当时的高科技界,是前无古人的颠覆性大创新,具有超强的杀伤力。在此诱惑下,同行手里的客户纷纷转向德仪,和张忠谋“一起赌,一起赢”。




他在此间推出的诸多最新半导体制程,也因此迅速席卷全球,不但占有世界50%以上的市场,更成为引领产业向前的标准。


德仪工作的张忠谋

靠着技术、价格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在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的将近10年里,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张忠谋主打的战争,除了他自己,似乎没有人可以凯旋,包括英特尔、摩托罗拉也不例外。德仪在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第一”,也始终被他紧紧握在手里。

甚至,早在1974,《电子》杂志就将刚刚执掌德仪不久的张忠谋,形容为“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德仪的威武下,张忠谋肇始的大跨步的技术创新,自杀式的价格战策略,也逐渐成为整个科技业的新打法。因为不降价被张忠谋击败过,并著有《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英特尔总裁格鲁夫,曾是价格战策略的主要与坚定反对者,他曾多次当着张忠谋的面,偏执地表示不接受降价的策略,但最终也都放弃偏执,接受现实,加入了价格战阵营。只不过,那时,已不在德仪的张忠谋和已不做内存的格鲁夫,已是很好的伙伴和朋友。

1978年,有着辉煌战绩的张忠谋,被加大力度向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型的德仪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仪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德仪原本希望他在半导体之外再造一个消费电子王国,但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是,对张忠谋,对公司而言,都是个错误。

在消费品集团,张忠谋带领团队发明了好莱坞大片《E.T.》衍生产品——ET拼音玩具“SpeakandSpell”。这是全世界第一个用语音单晶片做出来的玩具,这个晶片也被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的旗舰出版物《IEEE Spectrum》评选为“改变世界的25颗晶片”之一,可谓是获得了耀眼的成绩。


德仪工作的张忠谋到车间考察产品制程

但已在半导体产业干上瘾的张忠谋,从内心不认同德仪的转型战略,他坚信半导体才更有发展前景,所以这个职务他做得认真,但并不愉快,也缺乏感觉。

甚至,他还经常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声疾呼德仪应该加大半导体投资,进而与一门心思要搞消费电子的集团新总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渐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张忠谋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离职的消息一传出,很多很多的新工作便找了上门。再三考虑后,他选择了前往纽约,出任通用器材的总裁。

但当时,他已是52岁的人,重复职业经理人的道路对他而言,显然也只是可接受,不愉悦,更不刺激。在他心中,他还需要一个其他意义上的崭新开始。

不久,这个开始就来了。



一个56岁的人,接下来要操心什么事?

继续把当前的事业干好干到底?准备退休并在退休前捞一把?还是已知天命,还谈个什么接下来?

1987年,56岁的张忠谋给出的答案是,重新出发,干出一番全新的事业,而且设定出伟大目标:“当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当然要它长期繁荣。那只有一条路——世界级。”如今的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代工公司——台积电因此诞生。




在这之前,作为德州仪器三号人物的张忠谋已把持半导体世界第一将近10年,54岁到台湾后,他还当了工研院院长,引领台湾科创整体前进。

这个基础让他有了在半导体业继续追求世界级的视野、底气和能力。然而,不是有句话叫“离开平台你以为你是谁吗”?没了世界级的大平台,从零开始再干一个世界级,而且是在最烧脑也最烧钱的半导体行业,张忠谋的难不次于上青天。

但张忠谋还是很快干成了——成功来自他在半导体业征战多年之后的观察力、思考力,最重要的是:改变现状、预测未来的判断力、想象力。

当时,全世界看得见的半导体公司,走的都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脚踢的路子,也就是从上到下垂直整合,什么都干。德州仪器、英特尔都是典型。

半导体的设计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制造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一个制造厂的建造成本动辄就是数十亿美元。这种一脚踢的模式,把半导体搞成了一个智力与资金双密集,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一般业者几乎水泼不进。

即使有不怕死的在“几乎”里面零星地冒出来,从资本要求低的设计干起,试图从寡头那里分杯羹,但他们搞不起制造厂,只能租借大公司的产能,因而也是活在有上顿没下顿的不安中,更难谈得上长远规划:大公司不忙就租给他们,忙起来就不租了,而且还经常偷窃或雷同他们的设计。

要是有一家能替我们保护好商业秘密,不跟我们抢创意抢生意,只帮我们专业搞制造的半导体工厂就好了——艰难求存的芯片设计公司们都在这么想。张忠谋也是这么想的。不同的是,他决定自己成为那个专门搞制造的人。

投资这么大,只去搞制造,谁能给你那么大而且稳定的订单?这在当时是个疯狂的想法,但张忠谋坚信这会成为现实,并且得到投资人的支持。他断定,半导体的设计和制造一定会产业细化与分工,因为这样干的好处显而易见:做设计的可以更专注设计,做制造的可以更专注制造,进而合力推动行业更高更快更繁荣。如果行业繁荣,订单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否能够抢到这些单子?

已经做过十来年世界半导体老大的张忠谋当然有这个自信,而且相信自己专攻制造,一定比那些一脚踢的大公司搞得好。于是,他就干了,而且决定干成世界第一(上篇我们谈到,要搞就搞成世界第一,这也是他的老套路了)。

可能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搞设计,而是搞制造?我的看法是,相对设计,制造市场规模更大,技术难度更大,竞争门槛也更高。一个已经习惯干最难最大最高的人,老骥伏枥再开始,当然会从更大更难门槛更高而且自己擅长的事干起。



纵然曾经辉煌,真正重新开始,张忠谋还是经历了相当的低潮。首先是人才难找,尤其一将难求。

要干世界级的事,自然要世界级的人。台湾当时没有这种人,他就到国际上找。那时的半导体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么是他过去的对手,要么是他过去的下属。对手比较难搞,他从下属找起。

他找到包括英特尔一位副总裁在内的几位老部下说,兄弟们,来台湾跟我一起改变半导体产业吧。这些人看好他,却不看好台湾,也不看好他搞“制造代工”这个馊主意。最后,好一番努力,才把通用电气半导体总裁戴克挖来做了总经理。

班子和厂子好不容易建起来了,张忠谋真正的考验却才开始:订单从哪里来?

当时的订单不好来啊。台湾是一片荒原,还得回头去求美国佬。一些专业的设计公司比较痛快,但他们规模不大,喂不饱台积电的产能。那就去劝那些又搞设计又搞制造的大公司,给点制造订单过来吧——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些人根本不把张忠谋发明的代工模式放在眼里,“让我把我的生意给你,你是来逗逼的吧?”另外,他们也对张忠谋心存芥蒂,把你喂饱了你反过来打我,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最后一个更可怕,那时的半导体也是行情低迷,这些大公司就算相信他的模式,也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差不多一年,台积电派到美国抢单子的人,每次跟张忠谋汇报,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确”,然后就“但是”了。再一再二的“但是”下来,张忠谋也“捉鸡”,但只要往办公室一座,他的信念就又澎拜起来,把“但是”换成了“坚持”。

只坚持了一年,张忠谋的第一个胜利就来了——这是个伟大的胜利。

1988年,张忠谋和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对手——刚刚上任英特尔总裁的格鲁夫,连哄带骗地弄到台湾参观了台积电。




新官上任的格鲁夫正大刀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并制定出宏伟目标:要做出强大的CPU,创造和引领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进而从电脑厂商的配件商成为掌握电脑产业的主人。

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要转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发设计的心思,努力说服他:老兄啊,你应该把一些制造业务交给我们,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精力去搞CPU啊,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我们的厂就是你自己的厂,一样一样的,甚至更好。

格鲁夫知道张忠谋看穿了他,也认同其想法。随后,英特尔对台积电的制造进行了认证。再随后,台积电通过认证,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从古至今,“傍大款”都不光是个体改变命运的捷径,也是集体更快成功的捷径。在英特尔这张世界通行证的助力下,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1994年,张忠谋辞去了他还兼任的工研院董事长职务,全力投入企业经营。此后,台积电一路向上,连连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公司并保持至今。

到2015年,台积电拥有及管理的产能已超过900万片12寸晶圆当量。当年,公司获得净利润604亿元人民币,其利润规模是同期华为的1.6倍、腾讯的2倍多,继续稳居全球最大、最赚钱半导体制造公司及华人科技公司宝座,并继续把持台湾最大市值上市公司地位,目前市值约为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选对了路子。

任何产业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个继续分工与细化的过程,并培育出新的行业龙头。张忠谋不但以前瞻和远见,抓住半导体产业分工细化的机会,而且是亲自缔造了这个机会。

因为有了台积电制造代工的支持,越来越多无力搞制造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依托制造代工的后盾,众星拱月地推动整个行业大踏步地前走,也让台积电与他们成功双赢。

微处理器厂商AMD就是个例子。AMD没有雄厚的实力去搞制造,如果一脚踢肯定无法跟英特尔竞争,但它专注研发设计,用台积电弥补制造的不足,硬是活生生地跟英特尔缠斗至今。不光是AMD,包括高通、苹果也都是受益了张忠谋代工制造的模式,让自己得以聚焦研发设计并快速成长。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也盛赞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和成就了两个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对台湾而言,台积电则让其从半导体荒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模仿台积电代工的台联电、背靠台积电搞设计的联发科,都是其中的典型。




郭台铭,也是推动了制造、设计两个产业的人。正是有了鸿海这样的制造大厂,才有小米等无厂品牌的崛起。

这里顺便多一嘴。上期有读者问,出生成长都在大陆的张忠谋当初为何去台湾,而不是到大陆?我以为,如果你用心去看同时代大陆和台湾都在忙什么,就能自有答案。还要再多一嘴的是,我们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依然是硬道理,科学技术依然还得是生产力啊。还有,科学技术一定要有科学,要有技术啊。

台积电搞的是制造代工,但却绝对重视科学和技术,而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搞竞争。这是它能持续赢得成功的核心原因。

张忠谋一开始就在按世界顶尖科技水准操作台积电。当年,英特尔认证时一口气提出了200多个刁钻的问题,台积电24小时不眠不休地克难攻关,所以才把单子搞定。2015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高达20亿美元,相当于营业收入的7.8%,这么大的投入,只为制造技术一件事,其力度可想而知。

但代工是有人给你单子才会有生意,因而你的技术多半是跟着客户走。跟着走,你可能就落后最先进一步。当台积电成功后,不少人也打起制造代工的主意,甚至希望取代其地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度也让台积电处于被动。

如何走向主动?张忠谋给出四个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而其中的核心突破口,也是被他锁定在了技术创新上,而且同样是你出一,我不出一,我直接出天牌这么打。

张忠谋的打法是,不等客户招呼我、需要我,我就先按自己对行业趋势的预测,把更领先的制程和技术搞出来,然后用这个“更领先”让你主动选择我,进而也建立起品质、技术、成本,都逐步优于一脚踢半导体大厂的综合竞争力。




也是有了这个综合领先的能力,台积电才持续稳坐老大位置,并对代工制造模式更有信心。这也是张忠谋至今踏踏实实只搞代工制造的原因。他预计,将来全球的半导体制造都要走代工的道路,而他的战略就是:为那一天而奋斗。

一直紧跟甚至引领着半导体产业技术变革,不但让台积电获得持续成功,还让台积电推动行业的大跨步发展。最近这些年,移动智能浪潮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台积电则是重要的推动者。东、西半球引领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大巨头——高通与联发科,都是靠台积电的制造迅速崛起的。

最近这两年,台积电还搞出一个“夜莺计划”,在之前三班倒、连轴转、24小时生产不间断的基础上,推行三班倒、连轴转、24小时不间断的研发。这让一些员工甚至旁观者都受不了,但已经80多岁的张忠谋并没有丝毫手软的意思。而且,他不但要求三班倒,还要求班班都要做出最高效率。

他说,工作产出来自“投入”乘以“效率”,效率才是关键。“别人工作50小时,你比他多做20%变成60小时,但他的效率比你高30%,成果还是比你好。”这样既勤奋又有效率干下来的结果就是,台积电将独享iPhone7、甚至iPhone8的订单盛宴。




高举高打,追求完美,铁腕强势,坚持目标不放弃,这也是张忠谋一贯的作风。

他不容下属不思进取,更不会在你咬牙坚持时同情说,哎呀,这么辛苦啊,那算了,慢慢来吧。在台积电,不少人跟张忠谋开会,进门前是要深呼吸、压压惊的,甚至有人带着药上阵。他认为错误的报告,会直接给你摔到地上。

舍得分钱分利,是张忠谋这么强悍,还有人拼命跟他干的原因。早年,他就争取到董事会每年拨出利润的20%作为员工红利。2013年,他还废除以股票形式发放分红的规定,改为100%用现金。除常规性激励,每个重要战役,张忠谋还采取特别措施重赏勇夫,比如上面提到的“夜莺计划”,所有加入该计划的员工,都是底薪加30%、分红加50%。

有人问他,你如何留住人?他说,善待员工而已。



张忠谋是如何制定策略,又如何看待策略的?还有,他对世人如何获得成功,又有什么经验或建议可以分享?甚至,工作之外,他是怎样的人?

先说策略。张忠谋认为,企业的策略分两大部分。首先是大策略,这大概接近大陆常谈的定战略;接下来是小策略,这大概相当于大陆常讲的套路或打法。张先生说,大策略要看趋势,到大“红海”之外寻找大“蓝海”;小策略则要看客户和对手,要从竞争中找准客户需求和对手软肋对症下药。

张忠谋认为,大策略要靠领导人的洞见,洞见则来自于不断地想未来、规划未来。他说,“居安思危”不适用于科技业,因为科技业永远没有“安”这回事,必须时时刻刻都思危。台积电的思危,思的就是未来会怎样,我要怎样赢?

但和很多一谈未来就要做百年老店的企业家不同,张忠谋对未来的定义并不那么遥远。他说:“在科技界,你不能不为将来想,但也不能为太远的未来打算。如果为太远的将来着想,往往是徒劳无功,白花很多钱、很多精力。”他的结论是:“所谓前瞻性,台积电顶多做到未来五年。”




张忠谋的小策略是从客户和对手中找关键痛点然后精确打击。台积电初创时的竞争者,是东芝、日立等日本企业。其产品及合格率和台积电不相上下,但有大弱点:以代工为副业,还要求客户技术授权,在市场上跟客户竞争。张忠谋据此定出两个小策略:对外,不和客户竞争;对内要有弹性,尽量配合客户需求,并且把这两个都针对不同客户做到极致,进而快速建立了相对于竞争者的优势。

大策略、小策略,都需要创新的支撑。如何才能有创新的思维?张忠谋的办法是,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尤其是多联想——遇到什么事情,要把自己带入其中去设问:这对我会产生什么影响?那我该怎样?

他说:“联想”是创新的开始,联想能力丰富的人,创新的可能性就大。

张忠谋与任正非有不少相似:强势、铁腕、壮志雄心又脚踏实地,而且也都比较我行我素,不喜欢混圈子逗闷子,也不兄道弟、拉帮结派、走后门搞政商关系,更不投机倒把或钻法律的空子。和任正非一样,他也有点知音难觅。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但我并不准备改变”。



坐地铁上班的张忠谋。只不过,台湾同胞很淡定,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你看他旁边的女生,多么无视他的存在。

和任正非不同的是,张忠谋不拒绝媒体或公开自己的见解,而且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甚至他讲几句对台币汇率的看法,也会惊动台湾“央行”出面补充说明或者澄清。他一个字一个字手写了一部自传(上),据说正在准备自传(下),并且依然保持着从小就有的文艺爱好,看文学典籍,听古典音乐,看歌剧、话剧。他还到大学授课,认认真真准备教材,每次开课座无虚席。

张忠谋说,自己对金钱、权力和荣耀并不轻视,但也不把它们看得很重。“老实说,荣耀也是过眼烟云,鼓掌很快就会停止,这种情形,我看得很多。”有人问他眼中优秀的企业家是怎么样的?他说:第一要求是诚信、道德。能力当然重要,但没有道德,就算成功也只会成为社会的祸害。

企业家如何成功呢?他的回答是:方向、策略对了以后,雇对的有能力的人,把好的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他们,让他们相信你的方向,让他们去做。

与很多人强调依靠文化推动公司管理不同,张忠谋强调通过管理来建立企业文化。他说,文化只是结果,核心还是management(经营管理)。


十一
最近这些年,大陆半导体市场迅速发展,并成为台积电业务成长最快的市场。张忠谋一直在谋求布局大陆的机会,并于2016年3月迈出重要一步:与南京市政府签订了投资设立一座12寸晶圆厂及设计服务中心的投资协议。

6月7日,该项目举行了动土典礼。张忠谋亲自出席,他表示,台积电要将“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统导入大陆,对大陆半导体产业助上一臂之力。




但今天,张忠谋真正操心或者担心的,恐怕已不是产业布局这些事,而是另外的大问题。他曾说——任何组织,领导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今,台积电的这个因素越发重要,甚至有些迫切了。

在华商韬略第一次写张忠谋故事的2005年,我们当时找到的74岁的他就开始了交班:辞去台积电总执行长职务,并任命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干将蔡力行接任,但这次交班最终让他失望并以失败告终。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蔡力行不但未能领导台积电应对好形势,甚至还一度滑向深渊。2009年第一季,台积电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季跌了差不多40%,毛利率跌到20%以内。更惨的是,整整一季,台积电的产能利用只有4%。




张忠谋受不了这个,于是动议董事会,罢免了蔡力行,将权柄重新收回自己的手中。而据台湾媒体报道,真正让他下决心的,并不是业绩不好,而是蔡力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他是因为接到一封被辞退员工的父亲写给他的信。

台积电长期推行一项人力优化计划,每年针对绩效考核最后4%的员工特别管理。蔡力行上任后,渐渐将这项原本旨在提高人力素质的制度,变成将最后5%员工“自愿离职”的“变相裁员”,甚至还为达到裁员目标,简单粗暴执行的形式主义。

张忠谋接到的那封信中,这位员工的父亲恳请他不要裁掉自己的儿子。一番调查后,张忠谋了解到这位已服务台积电10多年的员工一直表现优异,还曾进入前10%的奖励计划。这次是部门为了必须完成“淘汰”5%的任务,所以因为妻子怀孕,需要处理很多家务,而被主管加入到淘汰的名单。

人才和团队素来是张忠谋最关心的事,交班之后他也曾专门叮嘱蔡力行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裁员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但现在,他毫不知情,员工就这样被强制裁员,而且还是假借考核、实为裁员,有违诚信原则的错误做法。

诚信,是张忠谋在台积电强调的第一伦理。于是,毫无商量余地,他把蔡力行撤掉了。甚至是,在了解到真相后的10分钟内,就做出了决定。

再上前线之后,张忠谋成功在危险中找到机遇,通过大手笔投入研发向移动智能火速推进,开启了台积电与手机芯片设计商共同领着智能手机快速发展的时代,也为台积电赢得了崭新的未来——苹果大单的关键战役,就是从那时开打。

但岁月不饶人,转眼已是80岁的人了,这个棒还得交下去。于是,2013年,张忠谋再一次交班,提拔干将刘德音与魏哲家同时出任台积电总经理暨共同执行长,也让台积电进入“两个执行长”的时代。




被问到为何这样安排时,张忠谋回答,要领导这样一家公司,一个人是不行的,至少要两个到三个,并强调最终还是董事长最大,董事长只能有一个。华商韬略则认为:恐怕这是他要上个双保险,既最大限度启用人才,让人得到锻炼,又最大限度来考验干部,进而最保险地为选出真正接班人伏笔。

张忠谋认为,优秀的CEO要“先器大识广,再选择地方深。”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如何“做生意”。“因为商业社会,讲好听是‘高度竞争’,讲难听是‘人吃人’。”对于希望下属成为什么样的领导?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建议过,也不会去建议,因为害怕刚刚讲完就有人“东施效颦”进而看不到真相。

如今,两位共同执行长已经做了3年,台积电这些年也可谓形势大好。但张忠谋是否满意?若最终交班会选择谁?这都还是疑问,也只能是疑问。

一旦强势有为的创始领袖落幕,企业便落于平庸甚至衰退,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无论对台湾的张忠谋,香港的李嘉诚,大陆的任正非,甚至整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创一代而言,这个问题都是越来越严峻了,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开创了王国的人如何让王国继往开来,永续光辉?这对缔造者们的考验,比开创还要来得大。

作者:华商韬略(hstl8888)毕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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