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八零后已经快四十岁了
主题：DK-12（北京站）
时间：2017年11月26日
地点：百老汇电影中心
台上的人：张立宪 白岩松
现场速记：李京威 王 静 徐 湛
现场摄影：郜华欣 袁 越 田 歌 杨 正
白岩松：读库的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的到来。
张立宪：大家好。读库十周年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下大场地，结果发现有些hold不住。我不是罗永浩，也不是罗振宇，在那种大场地独自说话，没人激发，就发挥不好，而且大场地完全没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所以今年很自觉地又撤回到小场地。感谢百老汇电影中心为我们提供这个场地。场地小了，票就显得不够用，向那些不能前来的朋友们说声抱歉。
白岩松：先不谈读库，今年张立宪同学当爸了。
张立宪：一孕傻三年，我现在很多时候反应不过来，智商有点欠奉。
白岩松：他把这个当自己的事了，其实他没起多大作用。
张立宪：六嫂一再跟我说，不要拿孩子做文章，所以今天关于孩子的事不多说。
白岩松：这是个好消息，得告诉大家。读库十二年了，这一年不是什么大转折，有哪些新生长出来的东西么？哪些是你觉得还蛮骄傲的？
张立宪：我刚才在台下问老白，你的本命年经历过什么？今年对我来说，除了初为人父这个天大的喜悦，其实并没有上一个本命年那么好。2005年的时候，我三十六岁，产生了做《读库》的念头，一帆风顺就做下来了。到今年确实感觉有很多困境，有很多很吃力的地方。
困境是什么呢？主要是许多事情需要刚性兑付了。做到现在，慢慢从原来的柔性兑付转成刚性兑付，原来某一期书出得晚一点，跟大家说一声就得了；现在你出晚一点，好几万读者挨个解释一遍，客服都要累死。大家不再希望看到你是一个没有章法、不能给人带来确定感的机构。
原来我主要是做业务，就是编务、案头编辑，现在还要承担管理、经营职能，许多都是刚性兑付。员工的工资到时间就得支付，六十多个家庭等着花销；纸厂、印厂的钱到期就得支付，房租不给也不行。
这种经营压力随着我们规模的扩大，自然就增大了，到什么时间就必须做什么事。原来我老觉得，有质量的生活就是不用承担那么多“必须”，曾经一度还真是这样。
白岩松：老六以前相当自由，也正是在自由中，才有《读库》的诞生。去年的前天，2016年11月24日，我领着一帮年轻人去读库办公室，倒吸一口凉气，当然是面对热情时倒吸一口凉气。几十人坐在办公室，月月是要开工资的，我就越来越理解“读小库”为什么越卖越好了。
张立宪：老白当时说，看起来是大家为你打工，其实是你在为大家打工。我认为这是大家相互成就的过程，我们的员工得到的工资、奖金是他们应得的，这个工作机会不是我给他的，是他自己把握的。但刚性兑付的压力，和你年轻时所经历的痛苦烦恼、饥寒交迫、失恋失业都不一样，我和小伙伴们面临着到什么时间点就得出什么活，到什么时间点就得挣出多大的一笔钱来，否则就过不下去。这种不自由的感觉是几年前没有的。
白岩松：《读库》现在是几万名读者，规模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因为办公室里人多了，想没想过你得把《读库》的读者再增多一点，码洋再增多一点，其他书也得再挣钱一点？
张立宪：这两年我反倒更老实，没有那么多野心了。前些年甭提我们内心有多少狂野的想法了。看到这个茶几就想，以后要出读库牌茶几，觉得什么都和我们有关系，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能卖，从台灯到阅读椅，我们都能干。后来发现我做不到这一点，并且我个人的生活过得那么糙，怎么可能给大家提供优质生活的样板呢？渐渐发现我们只能做《读库》，跟纸有关的，跟文字有关的东西。
白岩松：十二年前的《读库》读者，假如当初是二十四岁，今年都三十六了，假如当初是三十的话，今年都四十二了。这两年又有很多新的小伙伴成为新的读者，他们之间可以叫叔叔和阿姨了。产生了不同年龄层的读者，一个读库大家庭会产生一种变化。
张立宪：是啊，我们应该意识到，最大的八零后已经快四十岁了。每月月底，员工会给我发一封邮件，今年我接到一封邮件，向我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六哥你想没想过，万一你死了，读库怎么办？
我跟我父亲聊天，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很多人，尤其是男性，五十多岁就挂了，那时候的医疗、生活条件就是那样。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这个岁数，至少，人生的下半场开始了。
《读库》有一位作者王昌改，本来今天要来，没想到临时出差。他是1993年生人，《读库1404》发过他的文章《勐龙河畔》。
白岩松：也是属鸡的。
张立宪：当年他刚从西双版纳考到天津师范大学，写他的家乡，在《读库》发表了。如今他已经毕业，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我一直没想到他和《读库》还会有什么关联，文章发完了，稿费拿到，就结束了，没想到还会重逢，并且成为同行。我们现在最年轻的作者还不是他，是1998年的。
白岩松：不是读者，是作者。1998年的。
张立宪：《读库》的作者里有父子俩、母女俩，有夫妻俩、翁婿俩、师徒俩。
白岩松：迭代了。但是读者出现了年龄差别，会不会对《读库》有影响？我觉得《读库》就像春晚一样，让一家四代人都能看，有点儿费劲，所以春晚越整越烂。
张立宪：这个我想得很少。可能《读库》读者代际之间的特征也没有那么明显，六零后爱看的，八零后和九零后也爱看，人性中的某些东西变化并不大。
白岩松：读库第一个本命年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回答，第二个本命年就没戏了，新读者二十四岁，老读者四十八岁。
张立宪：老读者确实在减少。像我现在，除了看书稿就很少看书，因为眼睛已经花了，手机也看得少。新的读者有像海绵一样旺盛的阅读需求和吸收能力，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我确实没有你那种体会，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情，不需要哄着你、求着你、顺着你，你才去读，它不像其他消费品，以用户为导向。阅读有一种不变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去遵守它，读者也去遵守它，慢慢做下去就好了。
白岩松：所以这就是《读库》能做得长，电视节目就要考虑，一代人差十二年可差出不少。
张立宪：我们的电视节目在这方面恰恰做得不够，BBC十二年前的纪录片到现在也能看。
白岩松：2017年的《读库》，我发现理工类、科学类的文章数量开始增长。坦白说，《读库1705》的第一篇《未来的人会是怎样》我没看下去，虽然里面出现了熟悉的企业家的名字，这是跟你的个人爱好有关，还是觉得我该干这件事了？这一篇你看懂了吗？
张立宪：我看懂了，并且还看得心潮起伏。一期就那么多页，科技的多了，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的就会少。这种变化我不知道是从何而来，可能我觉得人文社科的已经说得太多了吧，并且说多了也没有太多用。
说一句很灰心的话，我觉得我们做书没有多大意义。今年有一次和梁文道一起吃饭，他也有这种感觉。你自己认为一件很了不起、很有意义的事，最后发现没有多大用。原来老以为，我们做书，能给大家提供加油站或者弹药库，大家通过阅读得到勇气、武器，去面对这个世界，了解它，对抗它或者改造它。但现在发现，你最多提供一种避难所，或者叫钟点房，大家在里面读一会儿，出来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多大意义，自己做的也没有多大意义，外面的世界依然如故。
白岩松：反过来支撑你一下，做书的人有这种说法，读书的人也有这种想法。我也越来越爱读那些没用的东西，本来没用的时光也需要打发，还看了一些有趣的文字、好玩的东西，这两个小时也过去了，比看手机强。
张立宪：我们这一代四五十岁的人，能够自觉地做知识更新、知识迭代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和愿望，他们过得可能更好。对我来说，唯一有点儿担心的就是，我们拥有的晚年，将与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父辈基本都六十岁退休，带孩子，跳个广场舞，看自己慢慢老化。但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不一样的，人生的下半场才要开始呢。怎么过好下半场？我觉得很多同龄人并没有想过，大家现在还忙着风花雪月，或是房贷股市什么的。但凡多想一下，都会和现在不太一样吧。
白岩松：2015年苏州诚品书店开业，我和台湾来的杨照大哥聊天，我觉得人生下半场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学会跟自己相处。
张立宪：我相信有些人是有这种意识的，恰恰《读库》比较模糊地让这些人互相找到了。
白岩松：唐诺写了一篇文章《更多好东西不在你的习惯里》，发在今年第六期的《收获》上。很多好东西在我们的习惯之外，我说要喜欢“不喜欢”，要喜欢“别扭”，因为新东西一定在“不喜欢”和“别扭”之间。唐诺说，他在一次书展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读者分成三圈，靠里的一圈是真的读者，第二圈是假装的读者，第三圈是买错了书的读者。他说他特别看重假装的读者，因为假装一会儿就成真的了。
张立宪：这确实是流动的。真的读者也可能因为你的怠慢、冒犯、伤害，而对你失望，离开你；或者你和他在某个年代是合适的，但过了两年之后彼此不相爱了；假装的读者也许慢慢会变成真的。这里面有一种不言而明的东西。其实对于《读库》和《读库》的读者来说，维持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大伙都不爱说话，更不喜欢表白，看似宽容，其实心理门槛很高。我很难概括出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但是它又存在着，这种存在让我们心里可踏实了。
现在到年底了，需要准备出很多钱付给各方，确实有这个压力，但心里又很踏实。每年我们收到那么多土特产，连谢谢都不说。今年终于回过味来，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人家越寄越少。我们应该这样：这人寄来两盒茶叶，我们留一盒，另一盒寄给下一个哥们儿；那哥们儿又寄来了四箱芒果，我们吃三箱，另一箱再寄走；那哥们儿又寄来八只大闸蟹，我们吃六个，留下两个再寄给另外一个人，这样我们才能越赚越多。
这是开玩笑，但真的有一种大伙儿都不怎么说话的默契。
音乐剧《悲惨世界》上演已经三十多年了，它的监制卡麦隆·麦金托什（Cameron Mackintosh）在一本书里回忆自己怎么做这部剧。他的一个体会是，人与人之间，拍档之间，最好的关系、最好的状态，需要多少年才能孕育出来？二十年到二十五年。我一想，我们还远远不够，读库团队的小伙伴们，到现在最长的也才工作了十年。我和六嫂结婚二十一年，也才刚刚到最好的状态。
照这个看，读库现在还不到最好的时候，而是在通往最好的过程中，其间有人离开，有人加入。所谓的下半场，还好可以有这种期待。到读库二十四年的时候，咱们再坐在一起，都不说话，默默坐一会儿，彼此散去。
白岩松：仔细一想，也挺吓人的。
张立宪：卡麦隆和《悲惨世界》的编剧、作曲都是多年的老哥们儿，逐渐打磨出一个完美的剧，这个过程一直没有断，渐入佳境，每一刻都妙不可言。
白岩松：我的感觉是，《读库》的确是一个挺适合一个人独处时的伙伴。我不知道在座的读者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读库》上的好多文章不必去分享，不像有的书看完之后，一定要让别人也看看，《读库》上的文章好像就是自己看完就蛮好。
张立宪：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读库》和《读库》之外的书，都是书。我现在可禅了。
白岩松：但凡你听懂了老六说的话，那你一定是听错了。
读库在向前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正在形成习惯，还是想打破习惯？
张立宪：习惯和打破是互为表里的，我们越来越习惯了这种改变，或者说，我们在逐渐改变我们的习惯。
白岩松：我看到了一些改变，人文类文章减少，而新的科学、人工智能，包括人类的未来会是怎样等等内容增多。
张立宪：因为这个新的时代已经不可抗拒地到来了。去年英国《新科学家》创刊五十周年，四十余位世界级科学家对人类五十年后的未来生活展开预测，其中一个说法是，未来五十年，是一个稀缺性逐渐丧失的年代。
现在谁还稀罕家里有几盒月饼呢？小时候拿几块月饼高兴得什么似的。现在，满大街的自行车已经没人要了。其实现在买书也跟不要钱似的，也许再过三五年，读库的书会被某个大机构买单，免费送给大家看，这都有可能。
稀缺性在逐渐丧失。由此，我们从周围的人际关系中，或者从父母、从家族那里继承来的紧张感也会丧失。
但是现在大家还在习惯这种紧张感，兜里的钱永远不够，永远得防备被别人骗，永远要跟别人争，提防着有些东西被别人抢走我就拿不到。我们还没有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去迎接稀缺感丧失后的从容感。尤其是我们这代从小穷惯了的人，心理的调整是需要尽快学习的，否则可能变得越来越low。
白岩松：大家总说有两样东西在变化。比如从新闻这行来说，突然意识到资讯本身、新闻本身已经没什么价值了，因为你想不知道都不可能，人工智能都可以去写这样的一个“知道”。因此，现在新闻真正拼的是更多的知道，还有整合、调查、评论等等，资讯本身没价值了。我们三十多年前当学生的时候，学的是资讯本身最有价值。
同样的，知识没有价值了，因为获取知识太容易了，老师讲到三，底下学生已经上网查到八了。网上到处是问答的时代，《读库》是不是要提供高于知识的这些东西？我的个人感觉是。我在《读库》里最喜欢的文章往往是那些我知道的，但它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在另一个位置。
张立宪：知识就摆在那儿，但是你怎么解读这些知识，怎么把这些知识与你相容，这个过程是需要学习的。并且往往是看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这个过程通过阅读才能得到。
现在我们在编稿子，或者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自觉地顺应这种新的潮流，就是尽量让大家把内心的紧张感减轻，不要老拿自己当一个穷人来对待。这个社会需要数据化，需要计算，但不是算计。
有那种特别会钻空子的人，钻来钻去，自己的身姿就变得很猥琐难看。还是尽量让自己堂堂正正一些。
白岩松：你说当爹之后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晚上看碟的时光没了。
张立宪：对呀，我已经问过其他爸妈，三年之内基本上不能再完整看一部片子了。最近公映的片子，我想看《银翼杀手2049》，当然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悄悄去看片，但自己内心会很愧疚，所以真的是没有心思了。
我看电影，喜欢电影之外相勾连的那些事。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不是一个新闻发生后，那些正常人的反应，而是小粉红和五毛。非常遗憾，这个群体没有被挖掘，我特别希望有调查记者能够好好地去记录、呈现一下这些人。
白岩松：你觉得他们有趣在哪儿？
张立宪：何以如此？何以至此？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和别人的关系。
你看《战争风云》，沃克总结说，同盟国像轴心国，轴心国像同盟国。德、意、日这三个国家，表现得就像民主国家一样，各行其是，自由自在。轴心国的元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乱成一团，一盘散沙。同盟国反倒表现得高度统一，动不动就开会，协调协同。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我又看《山本五十六》。他在海军省，被陆军省的人恨不得拿枪指着打。为什么要打他？因为当时甚嚣尘上的言论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应该和德国的希特勒老师结为同盟，山本五十六不同意。他在海军省里也有兄弟认为日本应该和德国结盟，他忍不住了，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和德国好？希特勒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兄弟们说，知道啊，《我的奋斗》我们都看过，很崇拜他。山本五十六就让那些傻兄弟拿出《我的奋斗》。当然，这些人看的是日文版《我的奋斗》。而德文版里第十一章，希特勒对大和民族有一番评论，大意是，日本是一个毫无创意的劣等民族，德国未来也许会和日本结盟，但我们只会利用他们这种执著精神……结果，这几句话在日文版里被删掉了。
如此重要的信息被屏蔽，导致一帮被希特勒鄙视的人还拿希特勒当亲人，一股劲儿地要跟德国好，最后酿成了大悲剧。
白岩松：其实德国人也特别讨厌墨索里尼。德国的媒体跟我说，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唯一的合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墨索里尼救出来，他就没打过一次胜仗。
张立宪：我还看到一个统计，大概是说，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人总的死亡人数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山本五十六死之后死的。一个人在一个大潮流中，他也不得不把自己绑上战车，与之殉葬。我们真正有兴趣了解山本五十六的人有多少？我凭什么要看一个日本鬼子？看了之后吸取教训的又有多少？
白岩松：编《读库》时间长了，会不会越来越是一个职业的编辑？还是一开始就是，偶尔有一些文章让你突然又觉得自己是个读者？
张立宪：我还是作者、读者和编者三合一。拿到一个稿子，先从编者的角度看它适不适合我们，再从读者的角度看它有什么问题，然后再从作者的角度，看有没有可能帮助原作者一起把它磨得更好一些。
白岩松：今年第五期里，我比较喜欢那组布达拉宫的照片。布达拉宫单个的照片，我看过一些，但是把它从1901年，一直到2008年摆在一起，我没见过。看完这篇带多媒体属性的文章，我突然有个感觉，其实布达拉宫一直就像一个人在那儿，看着广场上各路人马。拿到这样的稿子的时候，你还要去做什么？
张立宪：这篇稿子其实是作者有心，他做了这些工作。我不知道他做了多长时间，可能在《读库》之前他就在做。
白岩松：而且还花了不少钱呢。
张立宪：他就喜欢这个，他在知道《读库》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对我们来说，就是把他这个非常好的研究成果转述给大家。这个过程完成了，其义自见。
2013年，我去韩国参加东亚出版人会议。东亚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还有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越南、菲律宾等。诚实地说，我认为日本出版人是最职业的，是最让我佩服的。
只要是去参会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里非常优秀的人。我们看中国的出版人，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感觉每个人也都很优秀。但你看过日本出版人之后，会发现他们在意境上有很大的差别。我个人的总结是，日本的出版人，他们做一本书从来不去想意义，意义是属于读者的。所以他们把每本书都做得非常好，做得自己都很骄傲，然后就拿着自己的书，冷峻地向大家一本本展示，那意思就是你识货你就读，你要是不识货、不喜欢，不读就得了。不像我们，先说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这本书要表达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等等。
那次会议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相对来说，内地的出版和香港、台湾地区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但对我来说，那个差距还没有弥补的时候，我正好又看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
白岩松：老六在做《读库》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骄傲。这几年，华语地区的出版人和写作者都变成了销售员，空气中充满着“你买吧，你买吧”的迎合。而在日本，恰恰有些局部——日本现在也在弥漫“你买吧，你买吧”，始终保有一种“我的尊严”，我还要要求你呢。比如日本有一些小旅店，叫两餐一宿，规定好到这儿没得选，按我今天买了什么最好的，得按我这儿吃，而且您住到第四天，对不起，我劝您不要住，您去其他宾馆，我们这个宾馆只能做到三天不重样。其实《读库》也是有这种骄傲的，起码老六有。
张立宪：抱歉，这个意义恰恰我认为是不属于我的。
白岩松：所以是我说嘛。
张立宪：有这么一群人，觉得读书、买书、阅读，不需要非得哄着，非得顺着，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爱读不读嘛，爱买不买嘛。我觉得就是这样，何必说那么多呢？你说那么多，也许误会会更多，错觉会更多，错爱也会更多。
白岩松：外圈的读者会更多。
张立宪：错爱一旦让人识破之后，会跌得很惨。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因缘巧合，突然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怎么办？当然，数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但也许数完钱之后你还要恢复到常态。怕的是突然一天我们的销量比如说增加了一百倍，你按一百倍去配置各种资源，之后发现那一百倍里有九十九倍都是错爱。人家发现爱错了，离开了，然后你怎么办？你就空守着为他们建好的房子、为他们备好的婚床，独守空房吗？
所以就让它慢慢发生吧。今年我有特别大的一个体会，我相信在座各位人到中年都会有这种体会，因为你经历了生老病死后会发现，衰老是瞬间的事儿，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老觉得变化是逐渐的，结果是最后突然一下发生的。其实变化是瞬间的，比如我要做《读库》，2005年的那个晚上就决定了。结果呢，已经发生了十二年。也许接下来还需要十二年才能等得到，如果我不退休，可能永远等不到。
白岩松：你还有退休的权利吗？
张立宪：我认为必须要有。刚才不是说减法嘛，有的书在我的能力和精力之外，我就去找能胜任的人来编。我们现在筹划的接下来的几个系列，我都不再是操刀手了，而是会尽量去寻找更合适的人，给他提供支持、提供服务就好了。如果说接下来的十二年《读库》会有什么变化，就是我做的事儿会更少，我一年可能就编这六本《读库》，再终审一些稿子。
白岩松：再然后就是一年六本《读库》也不编了，主要是这一天负责聊一聊。
张立宪：那多美好啊。
白岩松：在《读库》当中，我还比较喜欢的是突然又新冒出来的一种文体。其实中文每天都在被发明。去年在《读库1604》上，我看到贾行家的微博体文章《他们》，这个有意思，就像很多年前看到的东北老太太姜淑梅写的一样，后来成了爆款。然后，贾行家也出了书《尘土》。现在这种新的好玩的文字会不会又勾起了你这种叫“想战一场”的冲动？怎么后来书没在你这儿出？也可以考虑书是你出啊。
张立宪：当时我们操作这种单行本图书的能力比较弱，到现在也依然不强。现在我们接到的大部分书稿都是婉言谢绝，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卖得好，会有各种考量。
白岩松：我觉得东北衰老也好像是一个过程，或者用老六的话说，是个瞬间的事情。刚开始衰老的时候，东北为全国提供小品和娱乐，现在当深度衰老的时候，东北开始提供更好的文学。贾行家的，双雪涛的，突然有一种乡愁和故乡原来就在文字里的感觉，只是过去别人没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倒觉得可以做啊。真的做减法，将来就是读小库成为读库，读库成为读小库了？
张立宪：我只能说为读小库提供服务。做读小库，我不是强项，就像我是一个新当父亲的人，还需要在座各位爸爸妈妈的指点。我未来能做的，还是把《读库》做好。
白岩松：但是我相信，无论是码洋，还是从网上看，读小库占的比例正在增大。
张立宪：它也没有大到哪儿去。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做书那么容易，我们老以为某本书应该被出版，基于这种“应该”，把它做出来。但实际上，“应该”和最终这本书的命运之间，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哪一步不慎，灾难性的后果就会发生，那种皆大欢喜的喜剧性结果出现得很少。
白岩松：我挤兑过老六，老六去读MBA，收获到什么了？为什么突然要去读？现在读了那么长时间，我得问问你了，觉得这个决定挺对的？
张立宪：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挺对的。我们对经营管理的欠缺比编辑业务的欠缺更甚。当时我是得到一个奖学金，可以免学费去读。但是，即使不免学费，我自己也会想办法攒出一笔钱去读。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专业的事情就需要具备专业的理念、专业的能力。比这个更重要的，我认为有两点，一个叫语言。电影《降临》里说，你学会了某种语言，就会具备某种能力。那么，管理学这方面的语言，有时候会帮助你的思维做一些调整，原来你半天描述不清楚的，到了这里可能一个词语就可以给它提炼、概括出来。或者某一种模块，能够让你知道你的执行程序会更高效，会更准确。
白岩松：新闻人和新闻人之间有时候是几个词的聊天，像围绕着“客观”，一般其他行业不太用“客观”这个词。再比如说“导语”，其他行业更不谈了。有时候找到那个词儿，就找到了。
张立宪：另外一个，我也经常和小伙伴们分享，把课堂上的一些知识趸到我们的业务会上。我们有一个词叫“琢磨人”，西方也在琢磨人，他们设计各种问卷、各种模块，来分析人、分析团队，我们东方也在琢磨人。我跟小伙伴们说，尽量多学一些西方那种琢磨人的路数，少一些东方琢磨人的伎俩。
白岩松：东方的琢磨人不是描绘出一个什么形象，而是我争取在你的身上占一些什么便宜，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张立宪：这个也是我觉得《读库》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座各位提供的支持，让我们能活着，让我们有活力，让我们比较任性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反过来说，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这十二年来，我自己也在发生变化。不是说我整点好东西，读者们去享受、去学习吧，与我无关。我从这里面学到的最多。每篇稿子都是我字斟句酌在编，字斟句酌只是皮相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传递的那种东西，这十二年来对我的修身养性非常有好处。包括我们由此而形成的一些价值观，一些为人处事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独立于所处的生态环境、所处的文化场之外。
读库第一次开标准意义上的大会，是在三年前，此前都没开过，因为没条件，都是找个咖啡馆，或者海底捞，一边吃火锅一边就把会开了。那天租了一个快捷酒店的会议室，开了一次会，说我们得总结一下我们企业的价值观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不占人便宜。
这点挺难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天睁开眼想的就是怎么去占人便宜，怎么不被别人占便宜。能够做到不占人便宜，这一点真的是你得内心足够从容强大才能做到，甚至跟口袋里的钱是否宽绰都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员工，四年前给我写信，希望来读库工作，并且把他自己编的书都打印出来，装订得整整齐齐寄给我。那会儿我们还没有规范的招聘流程，他就直接寄给我，我和六嫂逐字逐页地翻过去，这小孩太认真了。那会儿我们也没有办公室，就在咖啡馆见的他，他从几千公里外的家乡来到北京。我跟他不客气地说，我感觉你现在做编辑是不够的，如果你要来《读库》，只能在库房工作。他接受了在库房，一做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有一次他给我发邮件，听说编辑部的同事经常还能开业务会，探讨一下怎么编稿子，他说，听到这个之后真是羡慕嫉妒恨。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说不出的滋味。
到去年，他跟我说要到编辑部来，你可以考核我。我们当然鼓励员工转岗，但是转岗也得有一个严格的、公平的、公开的程序。我就把我们每次招聘的面试题给他做了一遍，做完之后，我也跟他诚实地说，如果单独从招聘的角度来说，你的面试成绩并不理想，但你可以来试试。你如果不试，还在库房工作，如果来试的话，有风险，就是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可能就得失去这份工作。他给我发了一条非常长的短信，他说这个答案几乎是唯一的，我必须要来试。他试了两个月，最后不能胜任。
白岩松：又回去了？
张立宪：回不了库房，因为那个位置已经属于别人了。最后他决定要离开读库的时候，我跟六嫂提到这事儿，六嫂非常难过，说不行，这小孩多好，我们再给他安排一个岗位吧。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最好别走，你看看其他岗位有没有合适的。他说，我如果再挑一个岗位的话，对其他同事不公平。最后他选择了离开。
我肯定不能说是《读库》给了他这种价值观，我认为正好是一群价值观相同的人凑在了一起，我们来做一件事。做的过程中，我们挣取属于自己的报酬，不占别人的便宜，不从金钱上，尤其是时间上盘剥别人。
白岩松：那天老六和我商量今天聊什么，我说好的谈话是一次冒险，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冒险——我觉得现在冒险已经进入到很舒服的段落了。
读库不占别人的便宜，也不一定提供更多的超出自己应该提供的东西。老六刚开始去读MBA的时候，我问，等你读完这个MBA，会不会由过去一个古怪精灵、任性好玩的出版人，变成一个成功的、庸俗的商人呢？你知道他在我们家是怎么回答的吗？“变成庸俗的商人是有可能的，成功还差得远哦。”
张立宪：对商人，我认为大家有误解、有误会。
白岩松：我在“商人”前面加了个“庸俗的”，对商人我没有误解。
张立宪：我们和一家版权方合作，比如他们给读库的版税率是百分之十，结果有一天，我们的版权编辑接到了该版权方给另一家出版机构的合约，版税率比给我们的低，比如说百分之八。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当时版权编辑跟我说，给别人是百分之八，给我们是百分之十，咱们是不是跟他们说说，也降到百分之八？我说，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就当我们不知道。
因为百分之十的版税率是我们衡量之后，觉得自己可以承受的，并且我认为读库和他们之间不是讨价还价的关系——我们和版权方、和作者之间，都不是讨价还价的关系。既然百分之十是我们能够承受的，那何乐而不为呢？就让他们拿百分之十好了，这样也许等他们以后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会选择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八。第一，你不要占别人便宜；第二，如果你有能力尽量多给别人一些东西的话，这对你自己也有好处。这也是商业。
白岩松：如果你没听到百分之八，没起任何波澜，你会认为百分之十非常对。
张立宪：对，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前几天在上海童书展，和读库小伙伴喝酒的时候还聊到这个事，我说以后如果能这么做，还尽量要这么做。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多给对方一些利益完全是可以的，这一点也不违背商业原则，也不违背商业伦理，甚至是更商业的。
我们再对在座的做个统计。最近发生了红黄蓝幼儿园的事，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红黄蓝不遭恨。我刚看到这家公司在美国的股价腰斩，很多人也觉得大快人心。如果这时候有炒股专家明确告诉你，等它的股价跌到某个价位的时候，建议你买它的股票，肯定能有十倍以上的收益，你会买吗？
大家可以诚实地举一下手，会买这家公司股票的，请举一下手。
好的。我认为这就是答案。
白岩松：其实中国很特别。我看过一个调查，关于谁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一般的准则，随行就市的当然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全世界范围内做一个调查，问卷是这样：铁锹平时卖一百块钱一把，但是暴风雪覆盖了这个地方，铁锹成为紧缺物资，您是否同意涨到二百块一把？调查结果中，回答同意的比例，排第一位的居然是中国和美国，欧洲人里不同意的比例更高。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其实我们是后来者，但骨子里就拥有那种更前卫、更根深蒂固的东西。这是一个挺好玩的话题。
张立宪：编了这么多《读库》，如果不从里面汲取一点精神力量，不是白编了嘛。刚才所说的这个时代的紧张感和稀缺性的问题，没那么多事儿，少赚点钱也饿不死人，现在没什么十万火急、人命关天的时候。
白岩松：各位发现没有，《读库》好像十二年里真干了一件一直没变的事情，价格没变。
张立宪：对，但我们的本子最近涨价了。这跟刚才所说的刚性兑付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的经营策略、经营能力的问题，付得起钱就付，付不起就破产。更主要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测算范围内，觉得读库的本子该涨价了。
白岩松：请大家回想一下这十二年里房价是什么状况，包括图书——当然，图书涨幅是最小的。
张立宪：这个说起来确实很惨，图书的利润率不高，只要自己做过实业、做过公司的人就知道。现在图书行业主要挣的什么钱？第一，挣的是渠道的钱。读库之所以还能活着，不是说利润率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的推广渠道几乎不花钱。
白岩松：他们的书也进书店，但并不是像很多传统图书那样把很多钱让渠道挣了。读库好在有自己的渠道。
张立宪：还有值得庆幸的一点是，读库当年在网络上成长的时候，网络渠道是不花钱的，但现在网络上的渠道费用也越来越高，想再做一本书难度会更大。
第二个挣的是物流的钱。大家买的东西越多，客单数越高，我们才有利润，如果您从读库只买一样东西，我们不仅不挣钱，甚至有可能赔钱。
可以想见，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运转，要靠抠出点钱来、省出点钱来才能生存。
白岩松：《读库》前面的卷首画挺神的，大家感觉到了吧？2017年的那个小彩页，那么古典的绘画方式，背后却是荒唐的、黑色幽默的东西。
张立宪：它有一种叫“只有人才能干的事”的感觉，即使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今年《读库》每期的小彩页，其实作者夏阿完全是在iPad上画画，他已经不在纸上作画了。
白岩松：啊？那些画是在电脑上画的？
张立宪：对，如果你说想讨一幅原作，对不起，没有原作，他只会给你打印出来，这就是原作了。但它依然是人工做出来的东西。《读库》未来不管怎么宣扬高科技，怎么分析人工智能，但骨子里人性的状态、人心的变化，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
白岩松：十二年了，回头想想，跟你当时出发的时候相比，现在哪些是初心、守住了，哪些变了、将来得再调调？回头想想十二年前出发的时候，今天照照镜子是什么感觉？
张立宪：我认为十二年前做《读库》是我当时最好的选择，十二年后虽然有很多变化，但对我来说这依然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我现在根本想象不到还能干什么。多幸福啊，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
白岩松：咱们这帮人经常说“下半场开始了”，但坦白地说，这个说法有点像是咱们的自恋。我们的下半场早就开始了，怎么能快五十岁才开始？下半场什么打算？
张立宪：迎接变化，也让自己变化。如果一成不变就太乏味了。
白岩松：往哪变，变什么？
张立宪：结论不属于我，我觉得大家会做出判断。
白岩松：好，等家里姑娘慢慢改变你吧。来，接下来得把提问的机会给各位了。
读者：六哥好。最近这两年，现实题材和非虚构作品逐渐在影视圈崛起，最近《嘉年华》这样的片子上映，可能票房成绩也会不错。《读库》是非虚构作品的富矿，请问六哥是如何看待非虚构作品进行影视改编的？未来《读库》中的作品有没有影视改编的计划？
张立宪：《读库》里的文章，据说有几篇已经有人在打听，有影视公司在购买，但是这些跟我们无关，我们也做不了这件事。
白岩松：这就涉及在《读库》上刊发文章，是全版权有没有在你手里？
张立宪：从理论上说，文章在《读库》发了，如果再有二次权益转让的话，自然与我有关。毕竟有我的功劳，发表之后才能被第三方看到嘛。但是我们乐见其成，你们双方直接谈就好了。现在这方面我们还不是那么严格的商业体系内的一个角色，希望未来能够从中狠捞一笔吧。
白岩松：他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提醒你呢？
张立宪：我们做不了这件事。这几年的确是越做事情越少，越做越觉得自己能做的事越少。我曾经看到一个同学对另外一个同学说，买这个股票吧，大概如何如何。然后那个人就说，这不是我们投资的行业，所以我们不买。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很好奇地问第一个同学，这只股票是真的如你所料，从这儿涨到那儿吗？他说是，我说大哥那你下次告诉我行不行？
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取舍太重要了，我们做不了这件事，我没有这个能力。
读者：六哥好，我是从《读库》创刊到现在年年买。
白岩松：我问一下，您是几零后？
读者：我是八零后，1984年的。年年都会订，可是今年一本也没看。因为跟您差不多，我儿子也是今年刚出生，现在八九个月。感觉生活跟工作其实挺难分开的，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平衡这个状态的。
张立宪：我也是走到这一步才慢慢有所警醒的，我们原来太过托大，当情绪低落的时候，觉得看点心灵鸡汤，或者给自己加加油，就能够雄心万丈，满血复活。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说控制别人，连自己的情绪都掌控不了。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心理还和生理结合在一起，很多心理状况是生理状况造成的，只不过你并不自知。
这么多年下来，你越来越发现，你可掌控的东西太少了，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往往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日子好的时候把日子过好。
我觉得我们在自律方面都很差，尤其是文人——文人以不自律为荣，但这几年感觉到，还是尽量让自己多一些自律吧。
在座每个人的状态都还不错，还有闲情逸致在这个周末的下午过来聊会儿闲天，但事实上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你的人生中，某一天会遇到一堵墙。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会把很多挫败、很多失意归结到外因：我没钱所以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我的老板不好，所以我的工作度日如年。但那时候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买不起大房子就买小的，或者租；实在受不了这份工作可以辞职。但你会逐渐过渡到这一步，就是外界都对你很好，你能拥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没有人为难你，但你依然会面临人生中最根本的问题，你解决不了，无能为力。并且不再是买不了大房子就住小房子，不再是大或小，多或少，而是要么有，要么无；或者生，或者死。
我们要做好迎接那堵墙的准备，把好日子过好，并且为未来那堵墙储备一些能量和能力。
白岩松：我想提醒你，你的这个提问里含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当自己做点传统概念中好像没那么有意义的事情时，心里就发慌，总想着要去平衡，但我个人觉得唯一不能错过的是你孩子成长的这一两年，千万不要错过。摄像机该买一定要买，该多陪一定要陪，这段时光转瞬即逝，等突然有一天孩子在门上“啪”给你贴一张纸：“有事请敲门”，你就知道自己错过什么了。
读者：读库之前做过编辑、编务方面的培训，但后来几年好像没有再做了，请问还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人在太原，好像身边没有那么多人看《读库》，偶尔碰见一两个就特别惊喜。我想有没有可能在各地做一些线下的组织，让我们读者偶尔可以聚一聚或者是互相聊一聊，一起做一些发掘地方资源的事。
张立宪：培训方面，我确实觉得无能为力。要想让一次学习很有成效的话，是需要时间打磨的，需要大家在一起摸爬滚打、争吵，互相鄙视、互相学习。这个过程仅仅靠有限的几堂课，只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原来这样是可以的，但其实是不可以的。读库的小伙伴，我们尽量做到经常性、制度性的业务学习，到现在依然完不成基本的职业训练或者对专业技能的掌握。
你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现在也难以做到。因为越来越发现，人群是很容易分化的。你今天在这里看旁边这个人，和你喜欢同样的东西，俩人恨不得马上拥抱在一起，待会出去喝杯咖啡，聊得深入一点，就再去吃点饭。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
白岩松：我插一句话，读库其实偶尔也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只是全国太大了，是不是还没走到太原呢？你作为一个河北人，怎么也得照顾照顾太原啊。另外有一点，我有些惊讶，读库一直没有一个网上的聊天空间吗？
张立宪：有。那个聊天空间的宗旨是“除了读库什么都聊”。据说里面有一个最受欢迎的兄弟教大家炒股，至少能保证赚到订一份《读库》的钱。真是胸无大志。
白岩松：不过这挺像《读库》读者的。
张立宪：当年我也混过论坛，经历了网络生态的变迁，结果发现人性的弱点谁都有，一开始眼看他起高楼，最后眼看他楼塌了。时间一长，各种矛盾全暴露了：这孙子喝点酒就占女孩的便宜，那孙子一到结账的时候就躲厕所。所以尽量不去策动这些事，让大家自由自在地相处就好了。自组织，自生长。
白岩松：你会不会有点太固执呢？我觉得有时候读者也有交流的需求。
张立宪：我也有这个需求啊。这几年我每年要跑七八个城市，现场给你带来的那种碰撞、激发、提醒，非常有用。只是说，我们不主动去策动读者们的交流。
白岩松：在网络交流平台上，新一期《读库》出来那几天，几个编辑可以跟读者互动一下，每篇文章背后的故事肯定很有意思。
张立宪：原来是人手不够，有精力还是好好编稿吧，接下来我们慢慢成熟起来，会有人来做这个工作。
读者：我比较喜欢读库出的建筑系列图书，这次去台湾还专门去看了农禅寺。想提个建议，以后再做这类图书的时候，能不能开本稍微大一些。之前出的“堂奥书系”《乌镇剧院》也是，平摊的时候有点费力，以后能不能改进一下，后面的几本能不能出得进度快一些？
张立宪：今年王南老师也在现场，他已经表态了，会抓紧时间的。建筑史诗系列，原来计划用八年时间，他也在痛改前非，大概会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堂奥书系，也要陆续交稿。
关于开本大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国外市场就很好解决，出个大开本，出个小开本。但对国内图书市场来说，一个开本都卖不掉。当我们只能做一个开本的时候，从现在来看，这个开本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堂奥书系”的《乌镇剧院》和《农禅寺》，我们是准备再做大开本的。我之前也和姚仁喜先生说过，准备抢在他得普利兹克奖之前，把精装大开本做出来，然后等着他获奖，然后大卖其钱。
读者：六哥你好，白岩松老师好。我是做计算机编程的，我想问问二位，接触的理科生多不多？学计算机的，学电子，学机械的？你们觉得他们身上普遍存在一些什么共同的问题吗？
张立宪：我很关注国外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留意过他们的教材，以及他们留作业要读的书。平心而论，我们国内的大学生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毕业出来的学生是既不像文科生，也不像理科生。大学该吃的苦都没有吃到，该完成的知识储备、该读的书都没有读到，非常可惜，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没有很好地用起来。
我见过比较好玩的人，是高中的时候文科好，结果不小心学了理科，或者理科好，却阴差阳错学了文科，他骨子里这两方面的基因都有。这个基因靠我们的课程设置、靠教育部发文件是做不到的。听说有些地方，从高一就开始分科了。只能靠自己稍稍有这么一点点意识。
白岩松：表面上看，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理科不强造成的，骨子里是因为中国的文科太烂。这是有问题的。我不太喜欢现在的文科，我特别喜欢将来的中国的文科。就一个个体来说，好文科人一定有理科的某种思维，好理科人一定有文科的某些爱好。
张立宪：我最近看到一套民国期间编著的故事书，看了之后我们决定放弃。它里面传递的很多东西，拿到现在看已经不行了，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我们的小伙伴们在整理的时候，也都觉得要放弃。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的解读，现在内心其实都应该多少有一点反省或检讨的意识。即使是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民国的东西，也不能直接简单地拿到现在来重出。
白岩松：这个话题蛮有意思。读者们得到的都是最后同意拿出来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大量的同意拿出来的东西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没有被拿出来的东西。有的都是临门一脚了，又被摁下来的东西。有没有后来觉得挺可惜的，但是摁掉了隔两年也没法拿回来的？
张立宪：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在做书，你要嵌入整个出版版图来看。怎么给大家提供一种别开生面，自己也别开生面，这样才能生下来，活下来。
举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们一般都会把自己代入到越王勾践身上，认为他吃了很多苦，甚至不惜去尝吴王夫差的屎，尝完之后还得欢欣鼓舞地说，大王，我尝了你的屎，你的身体没事，挺好的。这个故事如果现在讲给稍微有一点点辨别能力的人听，初中生、高中生，有没有可能把自己代入到吴王夫差的身上？未来你的生命中极有可能遇到为你尝屎的人，你怎么对待他？如果我们讲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该怎么讲好？让小朋友怎么理解这个故事？
读者：刚才六哥讲到稀缺性的问题，现在普遍没有稀缺性了，但大家普遍都有那种紧张感。我第一次看《读库》，是2010年在我们大学的图书馆，看的是《读库0602》，一眨眼七年过去了。刚才白老师说的，《读库》的有些文章适合一个人读。这七年来，《读库》给我的感觉是由以前一个人围着一个炭盆烤火，变成一群人围着一堆火跳舞。白老师说科技的篇幅比较多，人文类的文章变少了，这也是《读库》的一些变化。我想问一下，我们该如何面对稀缺度减少，同时紧张度变多了？如何在大家一块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还能留一些炭，让大家能围着烤火？
张立宪：我觉得科学和人文并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它是两个翅膀，缺一不可。
白岩松：这是特好的一个方向。你的紧张度是不是在增长？稀缺性没有那么稀缺了。孔融让梨，是因为只有那一个梨，所以成为美德。现在小孩学孔融让梨，让完之后回头，“姥姥再给我一个”。所以它一点都谈不上是美德，不能拿来衡量孩子了。这个紧张度是不是在上升的？
张立宪：这个紧张度甚至比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还要厉害。阿尔法元（AlphaGo Zero）大败阿尔法狗（AlphaGo）的棋谱公布之后，人类的棋手还有兴趣研究它吗？还有。紧张度也体现在这里，就是做半天发现没什么意义，那么你要想真正上升到有意义的角度，门槛更高。
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像个寄生虫，人家发明了什么，你拿来用就得了，生活成本越来越低，买得起手机，可以玩游戏、刷微博微信。但你真正想成为一个创造者，这个难度可能比当年考状元都难。这是不是您所说的紧张度因此产生？更不用说现实中的压力，房价，户口，被刁难，被禁锢，那怎么能够减轻紧张度呢？
前几个月，土摩托老师去英国采访了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大名鼎鼎的BBC纪录片出品人和解说人。在他去英国之前的饭局上，我们一直在做智力游戏：如果是我采访大卫·爱登堡，要问他什么。
很难问，因为大卫·爱登堡是个正确到乏味的人，太完美了，太正确了。他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BBC已经出过好几部关于他光辉一生的纪录片。这种紧张感是你发现要把工作做好更难了。难得有这种机会，一旦机会降临，你却更加惶恐。
那顿饭局结束之前，大家想到了几个方向。因为大卫爵士这六十年拍纪录片的生涯，基本上是眼见人类把环境毁得一塌糊涂的六十年，他内心是爱人类还是恨人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对技术的应用，大卫·爱登堡用过的某个设备、某个技术，会马上被好莱坞大片拿去用，他是怎么看的？第三个问题，英国人内心的莎剧情结，他把动物也拍成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样到底好不好？
当时总结出这三个方向的问题，我觉得挺兴奋的，心想至少这几个哥们都宝刀未老。后来土摩托老师去了英国，我还替他发愁，一个记者不仅要带着问题去，而且还要在采访过程中随机产生新的问题，您后来产生新的问题了吗？
土摩托：没有。这三个问题我都问了。
读者：我从2011年开始看《读库》，断断续续这么多年，现在在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上班，我今天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读库产品的定价问题。我想把读库的产品在我们店更多地推广售卖，但遇到一个问题，我们进读库的产品基本都是七折进，还需要加上商场的扣点，再卖给顾客，顾客可能有储值卡，打折之后，读库产品在我们店里售卖时的利润根本就不高，可能就几块钱。
我不知道读库产品的定价是怎么界定的，你们这样的定价会获利多少，如果长期这样一个情况，很多的实体书店没有太多利益，又占了很大面积，势必会缩减进货。比如读小库的《花园小象多米诺》、《大自然》、《梁思成〈中国图像建筑史〉手绘图》，我们后来都裁减掉了，它们不赚钱。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产品非常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能把它们传递到读者手中，觉得非常遗憾。我想问一下这些书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白岩松：你觉得便宜了还是贵？
读者：我觉得可能是便宜了。
张立宪：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问题。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很多同行跟我说，图书行业，一本平装书基本上进入了四零年代，即四十元以上的时代了，当然有的书定价会稍微讨巧一点，定到三十九块八。
一般来说，一本书的定价都是根据其物理成本来定，算一下纸张是多少钱，印工多少钱，用物理成本乘五，就是它的定价，大概是这个幅度。
白岩松：其实一本书价格两折的时候，就是它的物理成本。
张立宪：这里面还不包括版税、稿费、编务、设计、行政等费用，但它们也是成本。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定价策略。现在有很多网店一上新书就打折，所以不是乘五，有时是乘六或者七，直接预留出打折的余地。读库的书，一般是乘四，甚至不到四，因为我们是以直营为主，没必要把价格定得虚高，所以有很多书是二十多块钱或三十多块钱，这样的话，折扣的余地就比较小。
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解决它的办法不是靠提高定价、降低折扣，否则就增加了读者的负担。这两年我想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动销率——我们迅速把一批书卖掉，这样就能用稍微低的价格卖书。比如说，这本书首印五千本，是用五年卖光、五个月卖光，还是用五天卖光，对我们而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五个月卖光，那乘三我们都敢做；如果用五年卖光，乘八可能都不够。我们希望尽量把读库品牌做得更好一点、更强一点，能够让实体店的销售走快一点，以快来抵消定价的问题。希望我们这个策略可以实现。
读者：咱们去年出了一个读小象，内容挺好，但扫封面太难识别了。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形式来呈现，咱能不能升级改变一下？
张立宪：这个的确是问题，必须要改变。但是我们不具备这种基因。我们在电子产品方面吃了好几次亏，花了很多力气和很多钱，最后效果不好。不仅仅是我们，瑞典Bonnier集团，全球数一数二的传媒出版集团，他们做电子书也做不好，觉得再怎么着都做不过游戏公司。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最近在和阿里探讨合作，他们有技术优势。我们把内容做好，把声音录好，让他们来做更好的技术呈现方式。希望能够让大家满意，用起来能够更顺畅一些。
读者：我希望六哥能谈一下关于读小库明年的计划。读小库团队在读库这个大团队中，人员大概有多少？
张立宪：读小库在读库团队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截然分开。有了活大家一起干，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哪个编辑更适合编哪一类的书，而不是读库和读小库的划分。这个编辑可能更适合编辑自然类的书，可能这类的书，不管是读库的还是读小库的，都归他。
读小库明年的规划，首先尽量把现在的出版规模维持好，在时间服从质量的情况下，把它们做好，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需求了。
在这个过程中，明年特别希望能够做好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小文库本，因为真正适合高年龄段的小朋友看的书太少了。我们怎么跟小朋友讲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们希望未来不仅仅是引进版权，而且能够在国内找一些好的作者做这种原创的、大手笔的给小朋友写的小书、小文章。希望明年能够腾出手来做好这一部分，未来它应该是几十本、几百本的规模，只要我不退休就不断地邀请各类人加入其中，写一本几万字的书，一本小书，让小孩早晨把书塞到书包里，一天的课间时间就能看完。
另外一个系列是继续把科学基因、技术基因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阅读中，老白说这两年《读库》这方面的基因更多了，我认为还不够，这个基因最好从孩子小学、中学就能注入，它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甚至是某种思维、某种理念，也是一种文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文明还很欠缺。除了现有的产品线之外，希望把这两个系列做好。
白岩松：姑娘，你不觉得你应该对未来十年读小库的发展充满信心吗？老六的孩子今年出生，伴随着读小库成长，他会有更准确的直觉判断了，因为他旁边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读者。
有个笑话说，世界那么大，跟咱没什么关系，世界好与不好是由你身边人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六作为读库的老大是幸福的，他会有直接的身边的世界，其实就这么大的世界够了，你们所代表的这个世界。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可我从来没办过一次跟我的观众的座谈会，只是猜测他们大致是谁，偶尔生活中会遇到。但老六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在座各位提供给他的最美好的世界。
现在这个时代，多读读《读库》没什么问题，因为读《读库》就意味着不总看手机，然后能发发呆。我觉得现在最奢侈的东西就是发发呆了，《读库》是与自己相处时特别好的陪伴，这个“三陪”够厉害的，我希望它能一直扮演人与自己相处时的伴儿。你是不是应该谢谢大家？
张立宪：我们应该说选择了一条比较难的路，就是和一群最难找到的人相处，因为大伙都不怎么说话，不怎么表达感情，并且可能比我们的编辑还懂书。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又是一个很多人不愿意做的行业，基本上高考状元、人中龙凤都去干别的行业了，留下来的不管有没有真本事，但至少都有真爱。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更艰巨。
这两年对我来说，不管是职业还是个人生活，是很难的两年，也是很困顿、很困惑的两年，我又想到《悲惨世界》监制卡麦隆·麦金托什的话，人与人相处，拍档与拍档相处，同事与同事相处，最好的时间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我们离熬到那个时间还很远呢，这中间出现任何问题都是进程中的问题，我们就奔着那个年头熬吧，熬到峰回路转。
白岩松：唐德刚说，中国现在正在穿越历史中的三峡，按他的说法还有一二十年就过去了。其实老六这一年多的时间，也正在穿越他生命中的三峡，激流险滩，但好事也蛮多的。十二年前的鸡年诞生了一个《读库》，今年又诞生了一个那么鲜活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一定要付出一些平衡、代价。咱们一起给老六加加油，赶紧走过人生中的三峡，进入到更加平稳和开阔的江面上。祝贺老六，谢谢各位。
张立宪：我们就此别过，明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