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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事情，比这个社会提早了二十，甚至三十年，你们不能理解也是正常的。

——花森安治

一位杂志编辑，为什么会在过世后至今的四十年里，让日本全国的美术馆巡回为他办展？

从曾经的部下、作者、战友，到各路文化学者，为什么不断有人撰文著书，回忆与他的交往？

甚至，无印良品策划“人与物”系列文库的第一期，和柳宗悦、小津安二郎并列的，为何是他——花森安治？

“我到死那一刻，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编辑。希望到那一刻为止，依然能采访、拍照、撰稿，让校对的红笔弄脏自己的手，始终做一个前线的编辑。”（花森安治，“编辑者的手帖”《生活手帖》100号，1969年）

——从1948年创刊至1978年因心肌梗塞复发离世，花森安治始终立于第一线，守护着一本杂志的每一页。他和他的《生活手帖》，缔造了战后日本的生活美学。

要读懂这位以一本杂志打破“常识”，改变了日本人生活的男人，绝非三言两语能说得完。

此次读库与无印良品出版的花森安治语录随笔文库本，是国内首次引进这位天才手艺人编辑的作品。这篇“概要”则是一次微小尝试，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额外的提示和参考，进一步感受花森安治的思想和人格。

一本杂志的诞生

1945年，《日本读书新闻》报的编辑大桥镇子找到时任总编田所太郎，坦言想为和自己同样时代，经历战争而缺失学校教育的女性做一本杂志。

“这样，你去找咱们编辑部的花森安治聊聊，他或许可以帮你。”

总编田所太郎与花森安治从高中开始就是亲友，一起办过校刊杂志。那年终战，《日本读书新闻》复刊，花森安治也来帮忙。

在此之前，大桥镇子与花森安治不过点头之交，未有过任何对话。毕竟，一脸凶相的花森安治，看上去并不好亲近。

既然是总编的推荐，镇子还是去找了花森。

“我父亲很早就因病过世，母亲一手把我们姐妹三人拉扯大。作为长女，我想要报恩。”

镇子把办杂志背后真正的动机如实相告。

“明白了，我母亲过世得早，没机会报答了，就帮你实现愿望吧。”

爽快答应后，花森又提出条件：“虽然还不知道你想办什么样的杂志，但有一件事你要答应我。我们做的事情，要能让这个社会免于战争的再次爆发。必须要有反战的共识，明白吗？”

“明白。”

“好，那尽快开干吧。”

那一年，镇子25岁，花森34岁。

从最初的以服装为主题的“stylebook”，到两年后（1948年）正式创刊《美好的生活手帖》（22号后更名为如今的《生活手帖》），社长镇子和总编辑花森的初衷从未改变：一本为女性助力，为生活添彩，在衣食住行上提出细致建言的杂志。

花森安治曾在专栏中写道：

我渴望的，不是从飞机的高度，而是在地上二三十米的距离，瞭望大家的生活。

那个时代做杂志，跟现在差不多一样难。创刊当初，杂志名“生活手帖”前被冠上 “美好”之定语，虽有出于销售的考量，但也寄托了花森安治的此番信念：

任何时代，

美好之物都与金钱和闲暇无关。

创造出最美之物的，

总是那些经过打磨的感知力，

注视日常生活的慧眼，

还有不懈努力的双手。

创刊时期（约1950年）的大桥镇子与花森安治。

那时还没有正规的经销商，创刊第一号印的一万册，其中三千册需要编辑部一家家跑书店，亲自上门推销。即便如此，还免不了被书店冷言相向，甚至一度面临资金不足而停刊的困境。

从最初一万册仍面临滞销，到巅峰时创造近百万册的销量，这样的神话是怎么缔造的？

独裁总编的手艺

“一本杂志，一言以蔽之，是总编辑一人当家作主。”但凡媒体人，想必都会对《文艺春秋》名主编池岛信平的这句话有所感触。

这一点在花森安治身上体现得更是彻底。他本人对此也毫不忌讳：“编辑工作需要‘独裁’。内容当然是大家一起策划，但从提案的确定到最终实施，若无‘独裁’，则无法体现杂志的个性。奶酪是因为臭才有人爱。

独裁之必要，绝非单方面享有决策的权力，也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曾与花森安治共事过的编辑唐泽平吉在《花森安治的编辑室》一书中回忆：“他从来亲力亲为，没有亲自过目的原稿，绝不会递交给印刷厂。即便提交，也一定会把现场的工作人员叫来，跟对方确认原稿与版面的数量，再次明确制版的要求，才放心把东西递出去。”

在社里，花森安治的严苛是公认的。编辑们的稿件自不用说，即便是委托作者的稿子，若不合格，照样退回重写没商量。不合标准的稿件绝对不会刊登。当然，苦的是编辑们，谁约来的谁负责，这一点连社长镇子也无赦免的特权。

难怪花森安治的老友，文艺春秋总编辑池岛信平吐槽，《生活手帖》的每一页都有花森安治的“体臭”。

对于这种“任性”，花森安治并非不自知，在杂志第100号（1969年4月）“编辑者的手帖”中，他写道：

从1号到100号，每一号我都亲自参与采访、拍照、撰稿、排版、插画、校对，这是我作为编辑最大的存在价值，也是无上的喜悦和荣耀。

不管在什么时代，做杂志归根结底都是“手作”。我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所以，编辑需要的是“手艺人”的才能。

仅有这份“手艺人”的自觉，还不足以成就神话。因能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文字、绘画、摄影，到设计的多方面才能，而花森安治恰巧是那个“被选中的人”，集这些才能于一身。他极具标签的平面美学，至今影响着日本一众生活杂志的风格。

1964年，为杂志设计封面时摆素材的花森安治（左），和最终出刊的封面（右）。这种类似“实物投影机”的平面设计概念，是花森美学的一大重要元素。如今流行的“摆拍”，花森安治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玩过了。

花森安治创作的封面和版面（上图）与现代日本生活杂志和书籍的封面（下图）对比。

花森安治独裁，却不独断。若编辑们对自己创作的封面反应一般，他会悻悻回房间重画。对了，花森安治在创作封面时，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是在完成之前，谁都不能偷窥打扰的重头工作。

无论是独裁还是严苛，花森安治的着眼点始终在杂志本身，而杂志的另一头，连着读者。

“读者在书店，小心翼翼地从口袋、从包里取出保管好的钱包，从中拿出320日元买下《生活手帖》，这有多不容易，你们可想过？钱包里收着一个月辛苦挣来的工资，你们的选题，值得他们打开这么重要的东西吗？”

——花森安治训斥部员的这番话，我想也是在当今时代依然做着纸媒和出版的每位编辑，都值得反复自问的问题。

没有广告的杂志

要细数花森安治的创举和才能，恐怕能写一本书，但有两点始终绕不过。花森安治和他《生活手帖》打破的两大“常识”，简而言之，就是不登广告和产品测评。

不登任何社外广告，是《生活手帖》至今未变，且始终为人津津乐道的理念。

花森安治讨厌广告吗？战争时期在宣传部工作过的花森安治，出过不少被认为是名作的广告文案。理所当然，所有和《生活手帖》相关的广告也全都出自他之手。“我自身也在做着广告和宣传的工作，对此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任何人。”既然如此，为何不登任何他社的广告？

以其“独裁”的作风，你可能已经猜到，这首先是为保护版面。对这样一位每一页都细致把握的总编辑，版面自然不能有毫厘偏差，而社外的广告不可控，无疑会影响杂志整体的观感和版面的美学。

花森安治时代《生活手帖》内页版面选摘（出自《生活手帖》别册，花森安治特集）。对于每张照片的排版都精确到15毫米的版面，容不下广告。

不登广告的另一个原因，则与花森安治赋予《生活手帖》的另一大特色有关：产品测评。

动真格的“产品测评”

翻阅如今的《生活手帖》，你并不会找到“产品测评”，这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企划，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已随着时代更迭寿终正寝（正式终止于2007年2月发售的第4世纪26号。这一号开始由松浦弥太郎担任总编辑，杂志整体改版）。

但花森安治时代的“产品测评”，是真正树立《生活手帖》地位的重要企划。说一本杂志能改变人的生活，甚至改变社会，于《生活手帖》，这句话毫不夸张。

说起Made in Japan，绝大部分人想必都抱有好感，那是一种品质的象征和保证。但在战后不久，日本社会上流通的不少国产日用品质量堪忧，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买到不良用品，“产品测评”便是生活手帖给出的答案。这项开创历史的企划，从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如今Made in Japan的高品质。

从袜子、铅笔、电熨斗等生活日用品，到洗衣机、面包机、煤油炉等更高价的电器，每个主题取国内外知名和常用品牌的产品，还原家庭使用的场景，进行测试，比较结果。因而每一号的“产品测评”都动真格，开不了半点玩笑。怎么体现？《生活手帖》的“产品测评”有几条不可动摇的标准：

1. 所有的产品，都不接受品牌提供，全部由社里出钱，去商场和电器店购买。

2. 且为防止偏差，遇到伪劣品，同一个产品不会只测试一台，至少两台。

3. 如果遇到两台之间偏差过大，那该以哪一台的性能为准不好说，于是再买一台确认。

4. 若是需要组装的大型机器，联系各品牌，请他们各自派出技术人员来安装。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测试的结果不仅对消费者，对厂家和销售店铺都有不小的影响，“对方动真格做出的东西，我们的评判也不容许有半点纰漏”。

“这就是为何，”花森安治在“商品测评入门”（第1世纪100号）中写道，“商品测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者，是为了厂家。”

第1世纪99号的“面包机测评”（1969年）。花森安治将最终烤过的43088枚吐司存于冰箱，才有了这张照片。

为测评来自9个品牌自选的10台面包机，每台各烤2000枚，将每个第100枚的挑出，比较各性能和持久力。

这份较真，在“产品测评”持续的六十年里，从未改变。不登广告的另一个原因，也就在这里。哪怕有一丝来自赞助商的压力，都无法保证测评结果的公正。这有违花森安治的主张，也扭曲了产品测试的初衷。

我想，花森安治早就预料到这份责任之重大。随着“产品测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无数家庭购买日常用品的重要参考。《生活手帖》既遭到过因在测评中表现不佳而影响了销售的品牌的投诉，也不断有品牌主动要求他们测评自家产品，和广告的请求。对于后者，不用说，花森安治一概拒绝了。

“简直太傻了。又烧钱又耗时耗力，吃力不讨好。”——或许有人会这样想。并不意外。

在任何时代，造假都太容易，走捷径也太普遍。正因如此，这份“真”才可贵可敬，才能成就不朽。回想花森与镇子当年创办杂志时，以守护生活来反战的承诺，绝非虚言。

照亮生活的灯塔

至此，复看开头花森安治的那句“我所做的事情，比这个社会提早了二十，甚至三十年，你们不能理解也是正常的。”我忽然想起镇子女士在书里回忆过的一个细节。

那是1951年，在制作第14号时，需要用一组坐垫配合家具拍摄。那时的布料可选择的颜色并不多。花森安治拿出纸张色卡，指着一个红中偏蓝的色纸，要求坐垫必须用这个颜色的羊毛布。

镇子和部员找遍东京的服装和布料店未果，跑到横滨也一无所获。最终只能委托和服的染织店染了2米的布匹来制作。可问题是，拍出来的照片是黑白的，根本看不出所选的颜色。

“明明只是黑白照片，为什么要我们这么费劲去找呢？”对于镇子的拷问，花森答：“没错，照片是黑白的，这坐垫其实用什么颜色都无妨。但是往后多年，彩色照片的时代一定会到来。杂志会变成彩色，到那个时候，编辑杂志的人就必须具备色彩概念。但如果等到那个时候再考虑这问题，还来得及？现在拍下的每一张照片，不都是学习吗？”

花森安治像。

同为编辑，有花森安治在前，我惭愧自己做得远远不够，但同时也为自己能跟这样的人同行深感自豪。

他说，无论什么样的时代，编辑始终是门“手艺”，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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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逸雯

独立编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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