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深深误解的词

按：继《战国歧途》再版后，刘勃新书《失败者的春秋》也于近日出版。这篇文章未收入《失败者的春秋》，但却讨论了春秋史不可回避的一项制度——封建。6月30日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刘勃带我们回顾了这个我们无比熟悉却误解重重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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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封建”是什么意思？

和革命、维新一样，封建是一个古老的汉语词汇。革命、维新的含义，古今之别已经很大。而封建一词的所指，古代跟今天更是可说几乎相反。

《左传》中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通藩）屏周。（僖公二十四年）

“二叔”有两个解释。

比较直白的，就是指管叔和蔡叔。

更有历史高度的：糟糕的时代叫叔世，二叔就是指夏、商两代的糟糕结局。

“二叔”都没有好结果，周公很伤感，所以把亲戚都“封建”了出去，作为周朝的藩篱屏障。

金文和小篆中的“封”字。

封字的意思，是“爵诸侯之土也”。金文和小篆都可以看出，封的字形，是伸手在土上种树。那时诸侯用在边境上种树的方式，划定自己的疆域。

金文和小篆中的“建”字。

建字的意思，是“立朝律也。从聿从廴”。在朝廷上拿一支笔，写下法律政令，这就是建。

从字面上说，“封建亲戚”就是赐予那些亲戚（同姓血亲叫亲，异姓姻亲叫戚）土地和立法权。

当然，西周被封建，也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立法权的，并不是只有亲戚，另外还有三种：

（1）追随周人打天下的功臣，最著名的如封给太公望的齐，还有后来的秦；

（2）早就存在的部族，表示拥戴周的天子地位的，如前面提到的陈国、杞国，更有名的还有楚国和越国等；

（3）失去天命的商人，封国还是可以有一个的，那就是宋。

这些人获得的封地，一般说来是中间有个城，叫做“国”；周人有从事农业的传统，他们甚至相信自己的始祖稷是农业的创始人。所以，国（也就是城堡）的周围是农田，农田延伸向远方，直到绿树环绕的边境，这样一个范围，就叫做“邦”。就是说国是都城，邦才指国家，到了汉朝避刘邦的讳，古籍中的邦字很多被改成了国，造成了国字有时指都城，有时指国家，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封建的结果，是天下有了许许多多的邦国，邦国的统治者则被统称为诸侯。古代学者，往往把封建视为“封邦建国”，或“封疆土，建诸侯”的简称，这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引申。

封建的特征是分权

封建诸侯的独立性很强。

从天子那里获得了封地，之后封地上的行政事务天子就几乎不怎么干涉，当然也很难有什么监督。诸侯需要对天子表示效忠，需要按时朝觐天子，并缴纳一些贡品，但很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诸侯对天子要尽的最大义务是军事方面的，天子征伐谁，大家都要出兵相助。

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传说中，提到京师附近出现敌情，就会点起烽火，然后诸侯会一起赶到。——诸侯的封国距离京师的道里远近各不相同，竟然能同时赶到，如此整齐划一，这一定是处女座编的故事。但天子有难，诸侯应出兵勤王，大约是确实存在的责任。

诸侯去世，即位的将会是他的嫡长子，而不是由天子再任命一位诸侯。天子甚至无权从老诸侯的儿子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个。

《史记》记录，西周末的周宣王干涉了鲁国国君继承人的选择。结果天子挑中的新国君被鲁国人杀死，后来天子又出兵杀死了鲁国人自己选择的国君。尽管这次天子和鲁国人的较量看起来是天子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从此“诸侯多畔（叛）王命”。

也就是说，天子干涉诸侯国内政，被视为破坏了天子和诸侯之间的正常关系，于是也等于宣布解除了诸侯的效忠义务。

但诸侯不能也任意嚣张跋扈。西周初的诸侯国都很小，方圆百里就算大封，一般情形下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城。后来国土扩张，城也多了，诸侯就把新建的城及周边土地封给被称为“卿”或“大夫”的贵族。从此，这块封地基本也就由这位卿大夫全权统治，诸侯不能过问了。——有的学者把这叫做二级封建。

大夫的这块封地，往往被称为“家”。《大学》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套修齐治平的理论，放到今天并不通顺，因为家是私人空间，国是公共领域，两者分开为好。

但是在西周以至春秋战国，这话没什么问题。因为作为大夫的封地，一个家，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人口，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军队——总而言之一句话，家是一个政治单位，是一个贵族可以动员利用的第一支政治力量。那么理所当然的，你不能齐家，还谈何治国平天下呢？

在有的地方，大夫的家也太大，于是甚至士也可以获得封地，这就是所谓三级封建。有封地的士比例不会很高，但史书上提到了的，往往都把自己的老东家收拾得够呛，甚至可以左右那个诸侯国的政策，叫做“陪臣执国命”。

所以，张荫麟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下这个定义，今天看来仍可说是相当精准：

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的，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

显然，这和秦以后郡县体制下，地方官不能世袭，中央随便派一个巡视组（往往行政级别很低）就能把地方官员收拾得服服帖帖，地方官之间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景象，大不相同。

事实上，在古代和“封建”对立的概念，正是“郡县”。

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古代自然也不会被称为“封建王朝”。按照古人的理解，始皇帝不但没有建立所谓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恰恰相反，他是封建制度的终结者。

能不能不封建？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看出，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这种策略，对天子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分出去的土地泼出去的水，天子从此就对之无法控制。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每一代天子都需要封建新的诸侯，天子手里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小的天子，是无法承担天下共主的重任的。

后来的历史发展，确实就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

但假如有事后诸葛亮穿越到西周初，向天子陈明这个事实，对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西周初推行封建之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这一层唐朝柳宗元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他在《封建论》中说：

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

很多诸侯是早就存在的，他们的支持，正是商汤、周武王的革命资本。所以天子最终也只是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权威而已，并没有办法剥夺他们固有的土地。

至于那些天子新封建出来的诸侯，则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天子需要他们效忠，自然也就需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那么，当时除了土地之外，天子对诸侯还有什么支付手段？

我们不妨开列以下选项：

Ａ、名器

Ｂ、粮食

Ｃ、少量货币，默许其贪污

Ｄ、符合其工作价值的货币

关于A选项：名指头衔，也就是公、侯、伯、子、男之类的诸侯等级。器指珍贵的器物，尤其是标志着身份的钟鼎等青铜器。

对天子而言，这个选项的好处是可以源源不断一直支付。问题是名器颁发太多了就会贬值，所以赐予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孔子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但最根本的困境则是，名与器本质上都属于荣誉性的奖励。得不到的固然会耿耿于怀（最典型的例子是楚国，有楚问九鼎的故事），但得到了的时间长了也就不当回事了。从大量的青铜器上的册文看，天子赏赐的时候，确实在极力寻求用名器替代土地，这是努力降低成本，但诸侯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

说到底，这个选项只能当做辅助手段，对诸侯，此外还是要有更实质性的回报的。

关于B选项：这个办法当时可能已经存在，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变得很流行。在行政机构里担任职务的士人，他们的收入是“谷”，甚至进政府任职这个行为本身就被称为“谷”。一直到秦汉，官员的品级还用粮食的计量单位来衡量，比如丞相号称万石，各郡守是二千石，等等。

但诸侯给身边的士人发粮食可以，天子给诸侯发粮食却不可能。天子越过诸侯而直接控制土地，把粮食集中收上来，再发放到诸侯手里，有两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是物流成本太高，粮食大范围的运来运去，运输过程里吃掉的，会是运达目的地的许多倍；二是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来承担这些工作，而文官系统又以社会上相当高的识字率为前提，这在当时达不到。

周人确实在努力降低物流成本，比如在洛阳兴建了第二个都城，就是因为这里“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当时修路的工程，大概也相当不小，故有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但无论如何，跟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的规模比，还是小玩闹。四方入贡和天子赏赐的，都只能是奢侈品。

相对周人其他方面的发展水平，他们的文字普及率算得相当不低，今天我们能发现这么多金文就是证据。而且学者们发现，这些铭刻在青铜器上的话，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有些无关紧要的事件也会被记录，这大概只能用周人喜欢写作来解释。

然而，即使官僚体系已经初具规模，要承担这项几乎牵涉到普天之下社会基层的所有个人的工作，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B选项是一个超历史的选项，并没有实际意义。

关于C、D两个选项：这两个就越发超历史得没边儿了。

当时货币经济根本还没有确立，可能发挥着类似货币功能的，有朋贝龟玉之类，天子也确实会拿这些东西用于赏赐，但这也只能作为补充手段。

秦以后的中国，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C选项，也就是官员薪俸有限，而且个人收入和地方的行政支出不作明确区分。官员若不寻求另外的进项，则自己生活质量堪忧不说，政府的日常工作也会陷于瘫痪。所以只要吃相不是太难看，朝廷对一般的贪污问题并不闻问。

这样平时减轻中央监管地方的工作量，需要的时候又可以轻松治人以罪。所以官员收入不合理，公私不分这类问题，开始可能是真没法解决，后来发现这个策略如此好用，也就有意识的不去解决了，因此这个体制，也就这么糊弄了两千多年。

至于D选项，那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的评估机制，直到今天，也只能说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已。

所以，尽管明知封建可以说一个“自弱型体制”，但周天子别无选择。何况，至少在西周初年，封建对于激发周人向东向南扩张征服的热情，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史记·齐世家》讲了一个故事：武王灭纣之后，太公望——也即民间俗称的姜太公——被封到营丘。他“道宿行迟”，在一家客栈住下。客栈主人说：“吾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客人睡得如此安稳，不像是要去就国上任的样子。”

太公望一下子警醒，半夜里起身出发，黎明赶到。恰在此时，当地的莱夷也来争夺营丘。——就是说，太公望要是晚到一步，后来成为五霸之首的齐国还没来得及建立，就连国都也要丢了。

看这个情形，周天子的分封，似乎并不是把一块已经控制在手里的土地分给臣下，倒像是指着地图上一块遥远处的阴影，给臣下派任务：你去开地图，那地方能拿得下来，就是你的。

类似的还可看后来秦国立国的过程。周平王在西方待不下去，自己要迁都洛阳，于是封秦襄公为伯爵，并交待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当时岐、丰之地戎狄横行，平王说赐地，也只是口头恩惠，秦之所以真的能在关中立国，还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地盘。

秦立国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类似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太公望争夺营丘这样的东拓，实在是极其艰巨的使命，普通将士，更需付出极大的代价。如《诗经·豳风·东山》中所描写军旅生活，便显得苍凉而辛酸：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慆慆: 久。）

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

我东曰归，

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士通事。行枚是行军时衔在口中以保证不出声的竹棍。）

蜎蜎者蠋，（蜎蜎，幼虫蜷曲的样子。蠋，一种野蚕。）

烝在桑野。（烝，久。）

敦彼独宿，（敦，团成一团。）

亦在车下。

以散文翻译大意：大军在东山脚下驻扎，滞留已经很久了。终于有了可以回家的消息，空中飘着濛濛细雨，回望西方的家乡，心里充满悲哀。做一套回家的新衣裳吧，终于可以扔掉行军时的衔枚了。野蚕蜷曲在桑树叶上，那本来就是它的家。夜晚我也只能蜷缩着睡下，唯一的倚靠却只有战车。

将士既然远征在外，家乡则不免破败：

果臝之实，（臝,裸的异体字。果臝，葫芦科植物。）

亦施于宇。（施，延伸。）

伊威在室，（伊威，一种小虫，俗称土虱。）

蠨蛸在户。（蟏蛸，一种蜘蛛。）

町畽鹿场，（町疃，兽迹）

熠耀宵行。（熠耀，光明的样子。宵行，磷火。）

葫芦藤攀援到了屋檐下，屋内爬满地虱，门前结了蛛网，庭院中留下麋鹿的蹄印，飘动的磷火在黑夜中闪烁。

想到这些有点阴森的景象，诗人并没有感到恐怖，只是心头越发泛起浓浓的乡愁（“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三千年后，这样的诗句仍使人动容。

《东山》是追随周公东征的将士的诗作，他们毕竟还可期待返家的一天。而追随太公到齐国，追随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追随召公到燕国……这许许多多如离弦的利箭，穿透整个华北平原的周人，多半就此搬迁到这些国家，今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里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周人进行旷日持久，并也许有去无回的东拓的呢？

《毛诗序》认为，《豳风》中的东征组诗，都是对周公的赞美，又说：“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悯）其劳，所以说（悦）也。说以使人，民忘其死。”了解战士的心意，怜悯将士的辛劳，给人交待任务却让人觉得喜悦，人民甚至忘记死亡。

这样强大的精神动力，除了周公的道德感召之外，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利益驱动呢？

封建与殖民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讲了这么一句话：“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又认为这个过程，正如“近代国家海外殖民”。

当然，肯定有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钱宾四又在拿自己不懂的西方概念胡乱比附。但就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殖民也是个有多重含义的词。Colony来自古罗马的Colonia，又由此追溯到希腊人的Apoikia，含义是“远方的家园”。殖植相通，周人封建，倒确实也是植民于远方，建设新的家园。

研究古希腊史的学者，多喜欢强调希腊人的殖民和现代西方不同。现代西方是宗主国剥削殖民地，而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新城邦，与其母邦却往往是平等的政治实体。如果把周人算进来，那么周天子在殖民中的获益，刚好介乎两者之间：少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但多于古希腊的母邦。

其实，宗国能否从殖民中获益，取决于它和殖民地的实力比。如果把希腊人、周人和现代西方人的扩张和另外一种扩张相比较，那就很容易看出三者间确实有巨大的共性了。

那就是完全出于帝王个人野心的扩张，典型的例子如波斯的大流士欲征服希腊，中国的隋炀帝、唐太宗要征伐高丽。

在古代，希腊也好，朝鲜也罢，这小小的半岛对大陆帝国的经济或安全，都没太大的实际意义（这是古今有根本差别的地方）。一定要将之纳入版图，满足的仅仅是帝王个人的虚荣心，对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征服那些较为富庶的土地，高明的专制帝王为了更快稳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也常会选择善待那里的人民，而不许自己的老臣民摆出一副征服者姿态，对之任意欺凌。

这样，普通民众在征服扩张中获益很少，也就不会热衷于此，很自然就变成了“自古以来热爱和平的民族”。

殖民扩张则不同，每一个参与扩张的殖民者，都是获益者。

希腊人的殖民，没有增强母邦的力量，但建立新城邦的希腊人的生活却因此有了飞跃性的改善。爱奥尼亚人是希腊人的一支，在古老的东方文明眼里，希腊人本以贫困著称，而爱奥尼亚人即使在希腊人中也算穷鬼。可在小亚细亚沿海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之后，他们却一下子成了富庶精致的生活的代表。

很多人倾慕不已的希腊文化，实际上最初是在这些殖民地而不是希腊本土出现的。至于当地原住民，则大抵极为悲惨，如希罗多德记录说，在著名的殖民城邦米利都，妻子不和丈夫说话，因为她们记得，丈夫是一群来自远方的男人中的一个，杀死自己的父兄后掳自己为妻的。

近代西方的全球扩张更不必说，殖民地发挥着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多余人口安置地三大功能，由此带来的巨大收益，改善了每个西方人的生活，使哪怕是最卑微的西欧白种人，在世界上的其他族群面前都成为上等人。

周人的扩张，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一支武装的周人，在一位贵族的率领下，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排开战车，建起城堡，然后就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金文国字

周人生活在城堡，也就是所谓“国”里，所以也被称为国人——“國”的本意，就是武装堡垒，外面的方框（有时不完整）象征着城墙，城墙后是一位持戈的武士。

在土地更肥沃，气候更湿润的东方，周人所能获得经济收益，是滞留在周原故乡所不能比拟的。何况，那位贵族固然从此是一跃而为一国之君，国人也有诸多政治特权，《周礼·秋官·小司寇》说：

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国人可以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意见：国家怎样应对危难局势；国家是否有迁都的必要；在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参与讨论拥立谁来成为国君。

《周礼》是一部成书很晚但保留着很多早期资料的著作。因为春秋战国的发展趋势是时代越后，君权越大，民众越无可能通过开大会的方式讨论这些重大政治议题，所以这条记录很可能确有西周的渊源。我们也确实在一些更可靠的史料中看到国人活跃于政治的身影：比如著名的“国人暴动”。

原住民的生活状态不得而知，被歧视和剥削则毫无疑问。他们生活的地方，因在城外所以叫“野”，或以其偏远所以称为“鄙”，他们也就被称为野人或者鄙人。从一些多义字里，也很容易梳理出歧视来：比如说大城市叫“都”，颜值高也叫“都”（夸人漂亮可以说你长得真都）；边远是“鄙”，相貌丑陋也叫“鄙”。

封建制下的国野区别，混杂着城乡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因素。很容易看出，这当中包含着民族压迫，和天命观所宣扬的那种平等观念大相径庭。

但这种自相矛盾并不奇怪，事实上所有成功的政治理论都必然含有自相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这样才能保留充分的弹性以和灵活的政策相匹配（如有许多注疏的儒家经典，或有许多修正案的美国宪法）。

以天命观在理论上宣扬族群平等，以封建制在实践上推广周人特权，这两手是怎样交替配合使用的，尽管我们今天无法还原细节，但周人的政治才能，在这个过程里一定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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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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