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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是如何炼成的



欲闻其详,当翻书!


康熙大帝:

领导力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关河五十州


9787514377323



本书从人性的视角观照了康熙王朝的风起云涌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与命运抉择。用丰富的历史细节解读了康熙皇帝自律担当的品格、隐忍果断的性格、开明包容的格局和人格魅力。可以说,康熙帝用其一生展现着一位成功领导者的心胸和手腕。


精 彩 试 读


御门听政


正如孝庄所预料的那样,作为康熙的岳祖父,索尼虽然因各种原因在苏纳海案中与鳌拜保持了一致,但事后也感到十分忧虑:鳌拜权势日张,与苏克萨哈水火不容,而遏必隆又一味附和于鳌拜。自己年老多病,时日无多,如果有一天不在人世,还有谁能遏制鳌拜的势力?辅政机制岂不成了鳌拜的一言堂?

1667年,康熙十四岁,索尼策动“三辅臣”与他共同上书康熙,请其按照顺治十四岁亲政的先例实行亲政。归政虽不是鳌拜的本意,但迫于舆论和索尼的压力,却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跟着一道上书,至于苏克萨哈、遏必隆,则更无理由不参与奏请了。

康熙收到奏疏后,担心时机还不成熟,怕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同时考虑索尼在辅臣中尚能起到牵制鳌拜的作用,因此提出要“四大臣”继续辅政数年。此后尽管索尼等人仍屡行陈奏,但康熙只将奏疏“留中不发”。

索尼确实可以牵制鳌拜,有他在,鳌拜再能蹦跶也很难跳到天上去。可惜的是仅仅几个月后,索尼就不幸病逝了,索尼一死,鳌拜更加张狂,他甚至自我提升,以首席辅臣自诩。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上条奏,指出有人急功近利,“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鳌拜见疏后像被打到七寸的蛇一样跳起来,大叫着说:“这是在参劾我!”他要求对熊赐履予以治罪,同时让康熙下旨禁止言官上书。康熙立即毫不客气地驳斥道:“他(指熊赐履)自陈国家事,与你何干?”

眼看辅臣机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康熙遂以辅臣多次奏请为由,率辅臣一同去向孝庄请示亲政事宜。

实事求是地说,在辅政期内,包括鳌拜在内的几位辅臣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他们,在幼帝登基的情况下,政局不可能保持基本稳定。孝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既希望康熙能够早日亲政,但又觉得康熙终究还是太小,怕欲速而不达,于是对三位辅臣说:“皇帝尚年幼,如果你们都谢政,把天下事交给皇帝,皇帝恐怕不能独自料理,是否缓一两年再说?”

鳌拜并不肯轻易放弃既得权力,只是康熙亲政已是大势所趋,他无法逆潮流而动罢了,现在发现孝庄对康熙亲政不大放心,就赶紧抓住机会表态:“皇上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也就是请求在康熙亲政后,继续保留辅政体制。

一方面是感到康熙年幼,仍需鳌拜等人辅佐,另一方面,鳌拜以往所为,也尚在孝庄可以宽恕和容忍的限度之内,其貌似诚恳的态度更给孝庄制造出一种假象,让她认为鳌拜在康熙亲政后会改弦更张,不至于再像辅政期内那样肆意妄为。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示鳌拜提出的方案两全其美,作为过渡未尝不可,于是当即表示赞成,命礼部择吉日为康熙举行亲政大典。

1667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亲政大典如期举行。这一天,康熙头戴皇冠,身着龙袍,至太和殿接受王以下的庆贺礼,同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当年顺治在亲政时,定于初五、十五、二十五日三天在太和殿视朝,平时则不定期到乾清门(乾清宫的正门,离皇帝所居内廷最近的正门)听理政务。大典一结束,康熙便立即前往乾清门听政,直接与政府官员见面,嗣后他打破父亲上朝的规矩,“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且寒暑无间,风雨无阻,这就是“御门听政”。

辅政时期,奏章总要拖到次日才能处理,汉大学士又均不入值,只有辅臣等少数几个人在内廷议定朝政。康熙如此热衷于御门听政,就是要改变这些弊病,以便尽可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鳌拜等人的专权越轨行为。

亲政后的康熙经过前期的磨炼,在观察问题或处理政务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主见和能力。盛京缺一个兵部侍郎,朝廷一再更换人选,不到十天已奉旨三易其人。冯溥上疏称:“朝廷处理国事,在没有正式下旨前就应当慎重,不应该在下旨之后再随便改动。”鳌拜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把冯溥的奏章压下不发,康熙知道后专门把冯溥的奏疏要过去仔细阅读,看后认为他说得很对,遂命相关部门予以采纳。

对于鳌拜本人,康熙在加以戒备的同时也毫不迁就。鳌拜企图主持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借以捞取政治资本,康熙未予理睬,而是另用他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又有一次,朝廷明令冯溥调任左都御史,内阁已有康熙批示的红本,调令的文件也已抄发,可是鳌拜仍力图取回改批。冯溥不同意,理直气壮地阻止说:“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鳌拜大怒,欲加罪于冯溥,康熙连忙出面对冯溥表示支持,并且严肃地告诫鳌拜:“辅臣待人处事,理应详尽慎重。”



教导主子


亲政就意味着要收回辅臣代理国政之权,辅臣的政治地位则应由主导降至附从,康熙亲政后的一系列施政举动,也表明辅臣的权势确实已经出现动摇和下降。不过由于辅臣“仍行佐理”,所以他们的朝班班次仍然排在亲王之上,更重要的是,鳌拜并不想如孝庄所期待的那样,逐步向康熙交权以及体面退出。

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像是一根毁人不倦的魔杖,很少有人能在它的蛊惑下独善其身,如果一个人已被权力欲冲昏头脑,你要他马上停下来,几乎就等于要他的命。与此同时,依附于鳌拜的党羽都不愿失去自己的靠山,一直在旁边不停地煽风点火,这些因素都促使鳌拜不但不愿交权,反而擅权野心进一步膨胀。

康熙亲政之初,各地频频发生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就是所谓的灾异,汤若望案时北京发生大地震,尚可以怪到辅臣头上,如今皇帝已经亲政,便会被解释成是皇帝可能德行有失,所以上天才会给予惩罚。康熙为此忧心忡忡,左右之人尽知,鳌拜在宫中的耳目众多,探听到这一情况后,便以“商议启奏应行事宜”为名,直接对康熙进行施压。

索尼死后,苏克萨哈依次递补,排名第一。鳌拜为了利用他,假惺惺地对他进行拉拢,鼓动对方在自己的奏疏上署名,并且耸人听闻地说:“恐御前有奸恶之人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

鳌苏之争早非一日,苏克萨哈知道鳌拜突然拉他“教导主子”绝非善意,所以不愿署名,即便鳌拜、遏必隆数次相邀,仍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何必会同列名?”

在苏克萨哈死活不肯署名的情况下,鳌拜只好与遏必隆单独上疏。在奏疏中,他用强硬而又骄横的口吻,“教导”康熙应像太宗(皇太极)那样,凡有谕旨,不只给一人,而且必须让众臣同奏,不能允许某人单独秘密入奏。因为担心苏克萨哈密行启奏,他还特地提醒康熙,说若苏克萨哈真有此举,应指出查明,予以根绝。

辅政时期,辅臣固然可以自行决策,但皇帝亲政后,就必须变成辅助决策,也就是说,遇到任何事,辅臣都只能是奉召商议,最后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鳌拜自己也知道,“皇上若召在何处,(我等)遵旨就在何处”。据此而言,康熙把谕旨交给谁,以及大臣是同奏还是单独秘奏,都是皇帝该考虑的事,岂是他们辅臣所能干预的?

鳌拜对康熙的“教导”,表明他根本不愿改变原有辅政方式,不肯交出代行皇权的权力。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本来康熙亲政后,辅臣不应再有批阅奏疏之权,但平日里鳌拜仍与遏必隆商议:“皇上亲政后,所奏事件在何处批理?”

除了不愿交权,鳌拜还“教导”康熙要听得进劝谏之言,近善远恶。当然,他所说的劝谏之言绝不是熊赐履、冯溥等的言官之辞,说穿了,其实就是要给康熙设置条条框框,以便进行控制。所谓“近善远恶”更是企图限制康熙与朝官们的广泛接触,把他变成没有独立思想的傀儡,以便达到其干预朝政,架空小皇帝的目的。

看完鳌拜、遏必隆共同署名的这份奏疏后,康熙未在上面加任何朱批,这表明他对鳌拜的言辞不仅不以为然,而且产生了厌恶和反感的情绪,之所以未加申斥,只是为了保证亲政初期的政局稳定罢了。

鳌拜碰了一鼻子灰,又羞又恼,便将一肚子邪火都集中到了苏克萨哈身上。在他看来,苏克萨哈拒绝在奏疏上署名,无异于将他们的矛盾暴露在了康熙面前,使他陷于被动,否则的话,康熙的态度也不至于如此强硬。

“教导主子”未遂事件成为鳌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显著标志,此后鳌拜便联合遏必隆和其余同党,不断对苏克萨哈进行排斥和打击。苏克萨哈的力量本来就不强,苏纳海案后,镶黄旗被鳌拜完全控制,正黄旗对鳌拜随声附和,而正白旗则遭到了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苏克萨哈根本无法与鳌拜进行正面抗衡,即便他在辅臣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一,亦无济于事。

苏克萨哈的四个儿子都是内大臣,据说有相士看到他们,曾私下告诉别人:“苏公的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善终,苏公恐怕会有不测之祸啊!”其实就算不当面听相士这么说,苏克萨哈也已经有了朝不保夕之感,为免像苏纳海等人那样死于非命,他逐渐产生了隐退的想法,早在康熙亲政前便多次启奏孝庄,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辞去辅臣之职。

就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苏克萨哈以身染重病为由,正式上疏恳请解职,并请求去遵化为顺治守陵。在给康熙的辞呈中,他一吐心中积郁,说如果能够如愿解职守陵,则“如线余生,得以生全”,暗示正是因为鳌拜过于专横,自己才不得不隐退,以避风险。

苏克萨哈辞职的更深一层用意,是试图以退为进,迫使鳌拜、遏必隆也相应辞职和交权,从而归政于康熙。这显然是争权失败后的一种“同归于尽”,因为索尼已死,如果苏克萨哈再隐退,四大臣只剩两大臣,辅政体制势必也需要取消。



END



版权声明

编辑:芝仁

摘自《康熙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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