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智慧丨文明是副产品

       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1950年8月生于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

ISBN：9787508655024

文明是副产品

By-product, the Civilization

郑也夫用独具见识，富于想象且细致的考辩和大胆的推论，从外婚制、农业、文字、纸张、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些人类早期的最伟大发明，来思考人类文明的产生。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

With unique insight, imaginary and exquisite textual research and bold inference, Zheng Yefu reflects o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greatest inventions in early time such as outbreeding, agriculture, characters, paper, woodblock printing technique and movable-type printing. To a great extent,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by-product, not of the things for direct use. In fact, most things in the treasure house of human culture are useless. However, these things contain much more knowledge than useful things.

后   记

我的模糊记忆尚可，精确记忆很差，脑子里的电话号码不超过五个。对往事中一些细节的记忆常常超过一同经历者，但一些个人的大事件，诸如我哪年调入人大、北大，都要查看简历才能说出。我感觉，作为学术概念的“副产品”很早就扎根我头脑中。却是在拙作《文明是副产品》完稿后，整理旧作《代价论》时，才发现书中赫然记录着这一思想的萌芽：

如果像杜尔凯姆所说，最初开始分工的人们并不是为了增加财富，如果像费孝通所说，族外婚初行时人们不会认识到它会增加种族体质上的优势，就可以说“财富的增长”、“体质的增强”只是人们抱着另一目的做出的行动的副产品。既然一个行动会有其始料不及的积极的副产品， 也就当然可能有其始料不及的消极的副产品，即我们称之为的“代价”。正是因为人类行动的副产品每每在所难免，又总是始料难及，才使得代价论的建立具有了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我们反对目的论绝不是说人不抱有目标，选择一种手段必是企图达到一种目标。我们不赞同的是为无生命的事物提出一个它所追求的目标，把一事物形成后发挥的某种功能——很可能是其副产品——说成其产生的原因， 其存在的目的。（1995，25）

《代价论》出版于1995 年4 月，交稿于1993 年2 月，而该书写作始于1991 年。上面的文字见于该书第4 章（全书共20 章），多半是写于1991 或1992 年。大约12 年后，“副产品”在脑子里从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学术概念，提升到图谋日后研究和写作的主题。此见证于2003 年我在人民大学为本科生讲授的“怎么写论文”的课程中。2005 年我在北大重讲这门课，后根据授课录音整理出版了《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2005）。在该书中我曾这样说：

不久前去世的一位华裔大数学家陈省身，曾做过一个演讲，非常生动。他在演讲开场白中讲，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说空间中只存在着5 种正多面体……最后一个是正二十面体，二十个三角形组成。…… 在大自然当中，两千年来一直没有看到一个自然的，或者是矿物质的结晶，或者一种生物，它的形状是正二十面体。这意味着，正二十面体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不存在于真实的自然界当中。但是到了两千多年以后……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正二十面体和欧翁脑子概念里的那个正二十面体遭遇了。……前沿的数学成果，要在多少年后走向应用，造福于社会呢？通常是三五百年吧。有些几乎永远不能走入实用。

反过来说，最实用的东西也意味着最常规的东西。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多实用啊。中国有个水稻专家袁隆平， 他培养的良种每亩产一千多斤，太伟大了。但是如果人类只有农业文明，没有任何别的文明形态，行吗？换句话说， 如果人类眼睛只盯着农业，那就连农业自身都发展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尚且依赖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以说，实际上对我们最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只有小用处。我们开发了很多暂时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可能转化成一个个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

文字原来是干什么的？……什么是巫呢？巫是搞预卜的。部落要打仗，打仗风险太大了。打不打呀？你来给算一卦，于是在篝火边上烤起了牛的肩胛骨，或龟甲，烤完以后看看那个裂纹，预言一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记录的那东西叫什么呢？后来称作甲骨文。占卜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是当时的无用之学，但又肯定不是一点用处没有。马林诺夫斯基告诉我们，当水手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巫术使大家信心倍增，从而有助于他们战胜暴风。没有信心，可能很早就溃败了。所以你不能说巫术没有用。同样，占卜可以鼓舞士气。已经占卜过了，我们是天命所在，这股劲儿便陡然增长。……你能说那事情都是胡说八道么？要过后地看，以往的意识形态都有荒诞之处，但在当时有实在的功能。占卜过后，要煞有介事地记下一些符号。那些符号当时不过是服务于占卜的， 但最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变成了文字。可以说，文字产生于一种无用之学。如果当年的部落首领都是高度实用，那就没有巫，没有甲骨文，没有日后的文字。文字出台时用处狭窄，后来才光大。

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直接的用途，其演绎出来的副产品不得了。我如果精力和创造力还行的话，日后会努力写一本专著，叫作《副产品》。如果没这么大创造力的话，日后会写一长篇论文，或是做一次演讲，讲副产品。（2008，20—22）

《文明是副产品》是2013 年开始动笔的，月份已经模糊不清。就是说，动笔前大约22 年（1991—1992），“副产品”的概念在脑子里萌生。动笔前10 年（2003 年）已有了强烈的写作这一题目想法。

我曾多次说过：我著书只会辐辏式的写法。本书的六章辐辏于全书之中轴“副产品”。自写书的念头产生到开始动笔的十年间，正文一字未着，各章的题目却渐次浮现。最初拟定的章数要比成书时多些。除了现存的六章外，还有城市、电影、青霉素、伟哥、快乐等。读过迈耶斯的《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一书，惊讶作者与我思路之相似——只是没有我透视人类文明之野心，钦佩其观察医学发现视野之宽阔，感觉即使我可以更详细地讲述青霉素和伟哥的发现过程，还是意义不大了。甚至其他现代科技——虽然确信其中很多发明都是副产品——我都不想谈了，这样“电影”一章也放弃了。虽当初念头的产生就与认识人类文明起源相关联，但确实是重心转移到外婚制、农业、文字、纸张的起源，这些人类早期的最伟大发明后，思考人类文明产生之主题愈加凸显。自然，文明的起源不是从近代医学，乃至近代科技，可以透视的。

城市的起源无疑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列。所以放弃这章，是知难而退。我虽感觉思考“城市的起源”未必比“文字的起源” 更困难。但“文字的起源”一章确实干得太苦，耗时太久。觉得讨论“副产品”这一主题，不差“城市的起源”一章，故知难而退。

我应该算是中国学界最早研究幸福与快乐的人。2007 年出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有不止一个章节讨论幸福。大约也是在该书出版这一年，我在北大开中国高校中讲授《幸福导论》课程之先河。时下幸福的话题在中国炙手可热，我却屡屡回避这类研讨会。原因在于，我以为将幸福作为目的是追求不到的，幸福是投身于一桩你所热爱的较大事务的副产品，而时贤们鼓吹追逐幸福、直奔主题。既然以为幸福是副产品，为何在讨论副产品的专著中割舍这一章呢？因为人类文明已成为本书中与副产品双峰并峙的主题之一，而幸福与文明的讨论不好连接。其实“幸福是副产品”的命题将极大地扩展透视副产品的视角。但思考这一命题必将走向另一维度，太宽的扩展将带来整体驾驭上的艰难，故暂时割舍。

如是，最终进入写作的只有六章。

写作本书的念头始于十年前，而为之取名颇费踌躇，屡屡更改后在全书即将脱稿时才想定。好在最终的名称尚属满意， 它简洁明了地道出本书之核心思想。一位最早，当然也必然是随着敝人写作的进展断断续续地读到拙作的朋友，曾诧异这些章节的内容为何要归结到“副产品”。于是在我将最后一章传给他后，有了下面的对话：

笔者：你现在能接受这本书的题目《文明是副产品》吗？

友人：我可以接受“某些文明是副产品”，不过这个题目就没有冲击力了。

笔者：你说说哪些文明是“产品”，即目的性产物。这是围绕我这本书的最本质的讨论。

友人：像长城、苏伊士运河、登月计划这样的目的性行为，也许不能和文字的发明等量齐观，但也大大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它们显然不是副产品。

我以为他的说法对“文明是副产品”的命题不构成致命的挑战。其一，长城的修建是2500 年前的事情，苏伊士运河与登月更属晚近的事情，而农业的起源迄今已有一万年，文字的起源也要比修建长城早很多。就是说，文明不是起于这些“产品”。其二，这三件“产品”并未“大大地改变文明的进程”。长城甚至未能有效地保护农业民族。就是说，“产品”不是人类文明赖以建立的重要支柱。它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甚至不如晚近发明的青霉素，而后者恰恰也是副产品。其三，世间纯粹的事物少之又少。最彻底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不会一丁点市场经济的成分都没有；最典型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也不可能没有政府的计划，市场管不了航运的灯塔，遑论更大的公益设置。但这些并不纯粹的构成丝毫不影响我们区分和称呼二者为计划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同理，文明的构成中包含的目的性产物不影响“文明是副产品”的判定，因为构成文明之起源和支点的农业、文字等，均为副产品，且今天诸多最伟大的科技发明常常依然是副产品。笔者的思路异常简单：目的性行为的结果必在意料之中，意料之中的成果的开创性有限，难以成为文明的发轫和转折点。

其实拙作的最后一章，已经对“文明是副产品”的命题做过辩护。但笔者预感会有朋友绝难接受。而没有论敌的自辩是狭窄和苍白的。故在这篇后记的最后，也是全书终结处，开个话头，期待围绕这一命题的争论。

陈心想、田方萌先生阅读过全部书稿，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易中天先生指正了第一章中的两点错误。刘驰先生指正了四、五、六章中的一些错误。梁志平、陈嘉映、辛德勇、唐晓峰、李零先生阅读部分章节后给予笔者热情鼓励。覃田甜、储卉娟、杜梁为编辑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

郑也夫

2015 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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