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寻故者 探知新者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包括被国人视为“东洋”的日本学者在内）的一批学术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并从而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被选入本套《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的许多名家著作，堪称其中的代表之作。
这批海外汉学经典的学术特点非常突出：
但另一方面，总体的研究方法却与传统的中国学术大相径庭。作者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样，仍旧站在中原王朝正统史观的立场来观察所谓“四裔”、进行粗线条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研究对象从历史语言、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人群迁移流动、对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剖析，从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批海外汉学经典丛书中，日本学者的述著颇为丰弘，这个特点也反映出近现代学术史上“东洋”与“西洋”之关系。在向西方学术学习借鉴方面，日本人的确走在了中国人的前头，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承担了向中国“转手”输入西方文化的“中间人”的角色。在中国的边疆、民族、中西交通史等方面，日本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联系紧密，将其对中国传统史籍的精深理解和西方研究范式的具体实践加以结合，产生出一批重量级的学术成果，这也是清末民初投射在中国学术史背景上的一个浓重剪影。
当然也无须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这套丛书所能够借以参考、使用的实物史料，随着地上地下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已经显得落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边疆考古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尤其是在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各地的田野工作，为匈奴、鲜卑、粟特、吐蕃、突厥等若干古代民族问题的研究都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看，丛书作者所显现的问题意识、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至今也仍然是具有借鉴作用的。
这批海外汉学著作的译者有些是国人知晓的史学名家，如向达先生、赵敏求先生、方壮猷先生等，他们均具有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也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其中，如向达先生曾游学欧洲多国，在敦煌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建树卓越。但是，也还有更多的编译者今天已经不再为人知晓，这反而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清末民初这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转型时期，西方学术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仅仅波及少数学术精英，也深刻地震荡着社会各个阶层。中国人强烈的希望向西方学习从而变革求新、救亡图存的愿望，可以说是这些译著当年问世时最为直接的“催生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