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传记文学的高峰之作（文化圆桌）

       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作家文摘》报社承办的首届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会近日在京举行。近6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传记作家、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在中国传记文学的学术界定、艺术水平、理论研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与积极交流，号召广大作家勤勉努力，创作出书写中国精神、具有中国气派的传记文学的高峰之作。本报遴选、编辑、刊发三篇专家发言，以利广大读者了解我国传记文学的历史源流与创作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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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代立传 为人民立传

何建明

　　在中国浩荡的文学潮流中，传记文学是一大亮点。一方面，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发端较早，司马迁的《史记》堪称中国传记文学的源头高峰，即使在今天，《史记》仍然带给我们无尽的启示；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传记文学在当代文学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连普通老百姓都写传记，不要小看了这些个人传记，这其实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因为文学不仅仅是作家的事，文学还是整个社会的事，传记文学是所有想记录自己成长经历的人都可以运用的一种文体，并且将留给后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今天有责任研究传记文学的文体本身与创作现状，推动当代传记文学的长足发展。

　　有人这么定义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是运用除虚构以外的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再现人物生平经历和事迹，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刻画具有鲜明形象的生命个体的文学体裁。但是，这个定义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今天我们的传记文学，不仅仅是对人的立传，还可以是面对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乡村，甚至是一个企业来书写。

　　中国传记文学目前处在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但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中国共产党成立快要一百年了，一百年来涌现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与感人故事，这正是我们当代传记文学创作最生动与丰富的素材与源泉，是我们创作出伟大传记作品的土壤与基础。除了写党史、军史以外，中国改革开放也快要走过四十年了，四十年中在经济界、体育界、科学界、文化界、教育界等各领域都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即便是普通人物，在他们身上其实都有很多闪光的东西，都值得传记文学去书写。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是传记文学作家特别重要的历史使命。

　　任何事业总要人去传承，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我经常接触文学与出版领域，看到十几岁的小孩如今也在尝试写自己的传记，当然这个传记肯定是不成熟的，但可贵的是他竟然有写传记的意识，对传记文学怀有很高的热情，这就很珍贵。也有八九十岁的普通工人，也在写自己的传记，他们想用文字记录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轨迹。我们的时代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普通的人组成的，研究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成长史、他们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恰恰是我们传记文学里最重要的东西。

　　传记文学到底是应该作严谨的客观记录，还是作有度的艺术处理？如何在传记文学的传播过程中，既给读者以历史知识，又给读者以审美享受？这些是传记文学创作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在我看来，作家有作家的写法，学者有学者的写法，个人有个人的写法，这些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写真实的东西，要为真实的人与事立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追求文学的审美性，使传记作品具有传播能力，使人们爱看，这样才传得下去，才有意义。

　　其实，从事传记文学创作一定要在严格尊重历史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去书写，这不仅是指一种态度，也涉及很多具体的方法，这也正是我们要向专家、学者学习的地方。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党史题材传记写作的三种类型

陈 晋

　　以叙述为主的党史题材传记作品，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史传作品”。其特点是以叙为主，间带议论，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邓小平传》等。这类作品比较强调科学理性，主要考验作者的史识，以及对党史重大事件及代表性人物的宏观把握和系统了解，旨在挖掘、整理、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当然也包括某些教训），并把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说清楚。党的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决策、重大事件和代表性人物组成的。怎样叙述，确实有讲究。如果只是排列材料，引述文件，可读性上会打折扣。胡乔木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就提出：要写出感人的场面，写出党史人物的细节，写得有声有色；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有大开大合的章法。他的这些倡导和期望，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类是“纪录作品”。这类作品包括当事人写的新闻报道、回忆录，后人根据文献档案和前人记述拍摄的文献纪录片等。关于“纪录作品”和“史传作品”的区别，可以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为例来说明。前者开篇写“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基本上是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谈话，其间插入一些现场描述和作者的感受与评价，属于比较原生态的纪录作品。后者是在研究、考证各种文献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党史背景，对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政治活动和决策过程作勾连叙述，属于学术性较强的史传作品，但是现场感不如前者。

　　史传作品和纪录作品，都是不应有虚构的，写作者只有对自己掌握的素材进行选择组合和生动表达的权力。写作者如果是当事人，其人其作的高下，在于考验他的记忆和表达能力，在于他是否有实话实说的勇气和态度，而非印证他的想象和推理能力。写作者如果不是当事人，其人其作的高下，则在于他的考证和研究能力，在于他对相关材料的占有程度和鉴别水平以及个性化的写作风格。总的来说，这两类作品的感染力终归来自党史题材本身蕴含的魅力，与尽可能还原历史和人物风貌的历史质感，而不能靠作者主观施予，不能为了增强所谓感染力而人为地制造戏剧性和编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细节。

　　第三类可称为“写实作品”。这类作品不仅尊重党史背景，还把真人真事作为描写内容和线索，具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特征。写法上，这类作品的分寸较难把握，如在虚构问题上就有争议。我想，这里首先有一个定位问题。我们不能要求这类作品承担史学研究和历史还原的功能，因为它已经把纯粹的历史记述和零零碎碎的回忆或文献，按作者的理解来勾连编织，进而转化成有声有色的更有可读性和可视性的作品。作者不可避免地兼具史家和作家的两种情怀。一方面，他必须严格遵循历史的真实背景，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凭想象去增减和营造，更不能无中生有地去编造；另一方面，在结构组织、场景设计、细节安排和描写用语上，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时的神态和一些习惯性动作以及一些推测、议论等等，则允许作者去发挥。其人其作的高下，除了对史实素材的掌握和分析水平外，更多地在于作者的表达能力、提炼能力、分析能力、合理想象能力以及文字感染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写实作品”和“纪录作品”的区别，举个例子或可一目了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根据这个要求撰写并在1942年编辑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便属于“纪录作品”。美国作家索尔伯尼兹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采访和搜集有关材料，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则属于“写实”之作。该书第一段文字写周恩来到病房告诉陈毅将要长征，起笔就是：“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样的文字显然是文学性的描写和发挥，以便于渲染长征前的气氛，并且突出留在苏区的陈毅的个性化感受，但从“历史真实”上讲，也是合理的。

　　但是，在写实作品的创作中，如果不利于展示人物和事件的精神本质，即便是一些生动细节，下笔时仍需谨慎掂量。例如，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常常手拿香烟，在一般场合这样写是符合人物个性特点的，读者也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但是，重庆谈判的时候，因为蒋介石不吸烟，毛泽东同他会谈时也坚持不吸烟，此事还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说毛泽东嗜烟如命，却在自己面前连一支烟也不吸，足见其意志坚忍，不能小觑。因此，写到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见面的场景，就不能虚构抽烟的细节。

　　总体上看，以上三类作品，如果写得好，在资政育人方面无疑会起到突出作用。在写法上的共同要求，既要高扬科学理性，又要有文情个性。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传记文学中的《史记》血脉

忽培元

　　我国传记文学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揭示了《史记》空前的创新意义、人文价值及其同时在“史学”和“文学”两大领域所形成的开拓效果。这个简明精辟的论断，同时也是对传记文学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传记，更不同于虚构小说的全新文体的充分肯定和精确概括。胡适则是我国现代学人中竭力提倡传记文学创作的文化大家。他从上世纪30年代初就一再撰文演说，强调传记文学创作对于文化发展和文学复兴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传记文学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实质也是在论证传记文学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隐含着对于《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经典范本的一种评价与肯定。如果没有《史记》千年不衰的实际启示，这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对传记文学创作也不可能如此重视。

　　传记文学应该如何把握真实性与文学性这个“度”？在现实写作中，史学专家与传记文学作者对真实性的理解及标准有所不同。史学专家提出要把文本中人物对话与环境描写乃至某些过于具体的细节描写去掉。这是用通常意义上历史人物传记的标准来衡量，强调绝对真实。传记文学作者则要调动和运用文学的手法来复活人物与历史。传记文学当然要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但强调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传记文学作家是否可以在严格约束之外，展开想象的翅膀，施展“魔法”，下足功夫，极尽“带着镣铐跳舞”之能事？假若没有顺应历史演进逻辑的合理推断与想象自由，没有极具表现力的重要细节虚构的自由，那么如何实现人物个性化及历史传记同文学的有机结合？这些，既是创作实践中的问题与困惑，也往往是评论标准和理论分歧的焦点所在。

　　很多情况下，把握一个适当的度很重要。当然，我们进行传记文学创作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盲目塑造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某种离奇古怪的典型形象。这是传记文学与虚构小说最本质的区别所在，也是传记文学创作比虚构小说创作要更加艰难的原因所在。如果离开了历史人物、事件乃至环境的真实与真切描述，传主就失去了真实存在的背景，也就缺失了呈现真实的舞台。《史记》把人物置于经过选择、剪裁、提炼的典型化了的历史环境和矛盾冲突中着力刻画与描写，即产生了同小说一样震撼人心的美学效果。这是《史记》中大量的人物故事能够源源不断被搬上舞台和荧屏的重要文学基础。

　　司马迁兼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为一身，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史记》的创作。熟悉历史，同时又能娴熟运用文学手段讲述历史、塑造人物，这是传记文学作者必备的两个基本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是非常值得我们传记文学作家深入研究与学习借鉴的一位先贤大家。我们在阅读《史记》时，常常被作者史学家的严肃科学态度与文学家的卓越创造精神所感动，而那种秉笔直书的胸怀与妙笔生花的智慧，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继承发扬的。好的传记文学作者，必须是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高度统一结合。这方面司马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伟大标杆，值得我们终生学习与攀登。

　　现在面临的另一种新的困惑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不断提出质疑与挑战。而现代读者的口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浅阅读与快餐阅读的泛滥，真正追求质量与深度的传记文学精品反而读者寥寥。一些传记文学作者因为受市场影响，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而忽略真实性的创作原则，从而使得问题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