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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研究：黄文弼《西域史地考古论集》、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先生的名篇选集，并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此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他在西北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
黄文弼先生先后四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000公里以上，探查过的遗址有数百，重点发掘的也有数十，对所有的遗址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录。因此，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新疆考古的第一人。
第一次的考察，黄文弼先在蒙古地区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其后考察的秦长城、黑柳图、居延堡等遗址，都为日后北方史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进入新疆之后，黄文弼独立作业，在吐鲁番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中国学者第一次新疆考古的科学调查和发掘。后来高昌陶罐、吐鲁番墓志的成书，土垠遗址、南北两河的发现，都始于这一次的艰苦工作。此后，1933—1934年间，作第二次蒙新考察之旅。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7年，黄文弼以64岁的高龄，率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队前往新疆，成为他人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西域考古。
黄文弼最早发表和出版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相继出版了《高昌专（砖）集》（1931年）和《高昌陶集》（1933年）。这些著作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表彰“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成绩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向达语），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郑师许语）。
黄文弼的吐鲁番研究成果，后续还有《高昌专集》增订本（1951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的出版。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志、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并都给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等论文，奠定了后来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术界一些著名的西域史专家如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幹之助等，一直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著作的出版，并及时用书评的形式在日本发布。如对于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地说：“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以《罗布淖尔考古记》为代表的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黄文弼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一是土垠遗址及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二是孔雀河北岸古道和各类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土垠汉简是新疆地区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西汉简牍，结合这批汉简和考古遗址的判断，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做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在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重大发现。而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的差异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丰富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今于田）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自己熟悉传世文献的优长，再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黄文弼的最后一份新疆考古报告是《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生前已经完成初稿，在其身后由孟凡人先生根据遗稿整理出版。
黄文弼的一些考证丝绸之路的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也充分体现了他在一个学术新时代里“守正出新”的追求。
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可以呈现出一幅文化交流的立体图景，而黄文弼等老一辈学人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赵丰总说，自己走过的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他的父母都是丝绸厂的技术人员，他从小在丝绸制造业的环境中成长，有空就会帮助妈妈在缫丝车上索绪添绪，上大学主修了丝绸工业技术，工作后又转而研究中国丝绸史。西湖边上著名的丝绸博物馆就是他策划设计的，其中的大部分文物都是他去征集的。由于丝织品有机物的保存非常不易，对环境有苛刻的要求，因而只有大西北的丝织品出土最多。1985年以来，他赴新疆一年不止一次，直到在新疆博物馆建成了纺织品重点科研基地工作站。1989年为筹建中的丝绸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他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了考察，持剑出天山，风雪过焉耆，明月宿楼兰。作为传播交流最广的文物，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的丝路之“绸”，赵丰一有机会就去“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些收藏单位都与赵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将他们的藏品资料提供给他，于是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精美的丝绸图片。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所有的观点都有考古出土的丝绸实物作支撑。中国丝绸的起源已经找到了非常多的考古学证明，最早的丝绸也是“事鬼神而用之”的，有特殊的含义。丝绸的传播也早于张骞出使西域，通过草原之路，人们已经在阿勒泰南北发现了大量的纺织品，包括丝绸。汉晋时期，中国丝绸工艺已相当发达，开始了大规模的西传。
赵丰在书中强调，锦是一种用彩色丝线织出的有图案的织品，它改变了丝绸平面和单色的性质，织出一个五彩缤纷的立体的世界。锦的出现，代表了丝织技法的重大突破。汉代是锦的繁盛期和成熟期，人们可以在锦上织出几何纹、鸟兽、云气、山水、花草、文字等等。从楼兰到中亚的帕尔米拉，都有汉锦的图案流行。当然很快亚历山大东征，使西风远来，带来了希腊化艺术，也就是犍陀罗艺术，它对丝织品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在尼雅等地出土的蜡染棉布中都有所反映。
虽然丝绸之路的终点是罗马，不过中国人也许并没有真正到过罗马，考古学家认为罗马人也没有直接和中国人进行过丝绸贸易，大量的贸易是在帕尔米拉这样的驿站完成的。而且从公元3世纪起，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城市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与中国丝绸争夺国际市场。据史书记载，罗马商人习惯从商人手中购得中国素丝，运到地中海东岸纺织业中心，然后按照罗马人喜爱的图案重新织造和染色，再行销至罗马帝国各地。中亚的许多城市都接受了来自中国丝绸的技术，但都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这些在赵丰的书中都有非常清晰的呈现。
盛唐无疑是中国丝绸的又一次变革，从技术到风格都有了大的改变，出现了大唐新样。敦煌和法门寺的丝绸就是最好的标本。中国丝绸向日本的传播也始于此，今天在日本的正仓院依然可以看到保存精美的唐朝丝织品。这部分内容，由于实例颇多，赵丰也描写极其详尽。
东西方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双向交流不仅造就了华丽精美的丝绸，也使不同的文明得以交流互动。赵丰一直有个理想，就是用丝路上出土的代表各种形态、各种艺术风格、各种纺织技术的纺织品遗存来实证这条路对于沿线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如今这个理想不但在博物馆中得到了展现，而且架构起他这本书的脉络。
在近代学术界认识和研究中国边疆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并秉承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为边疆研究奠定了中国底色，而外来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对于边疆的新视角，其中值得介绍的就是著名的边疆研究学者、中国学家、蒙国学家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以及他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拉铁摩尔出生于美国，不满周岁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这个第二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这段在华经历塑造了他对于中国及其命运的深切同情之心，也成为他之后思考中国问题时所秉持的基本原则。常年的在华生活练就了他感知中国社会尤其是边疆社会的能力，并将他一生的学术兴趣引导到广袤的中国边疆地区。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一捆捆的羊毛从骆驼背上被卸下装上货车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息——马可·波罗时代与轮船时代在这里相会了。我决定我必须到商队出发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正是在这种梦想的召唤之下，年轻的拉铁摩尔走上了探寻中国边疆的道路，并且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与当时很多靠着翻译来寻找材料然后回国撰写论文甚至沽名钓誉的外国研究者不同的是，拉铁摩尔本人并没有重复这样的道路，而是自己学习中国边疆民族语言，亲自进行学术考察，并结合中国典籍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边疆的内在独特性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将学术研究与当时的欧亚地缘环境进行综合考量，使他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拉铁摩尔并不仅仅沉浸在书斋当中，除了与当时中国社会底层民众有密切接触之外，他还与当时中国的国共高层都有交往。他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作为美国“美亚”小组一员访问当时的延安，见证了中共领导下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1941年，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刻，他又受命赴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更是全力呼吁美国政府支援中国抗战。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回暖，他又受邀访华，在耄耋之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1940年，正当中国抗战如火如荼之际，他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美国问世，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中国国内学界关注，次年即出中译本。正如该书简介中所指出的，这本书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在当时日本占领中国半壁江山的背景下，此书凸显出中国边疆地区应有的地位与价值，认为这些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将有力地推动中国伟大抗战事业的推进，也将对中国当时和未来的发展与繁荣产生重要影响，这与当时中国国内“到边疆去”的研究、考察与开发浪潮遥相辉映，并影响了当时的一大批中国学者，也成就了该书的经典学术地位。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对于国外的相关研究也更加关注。2005年，该书被重新翻译出版，之后始终是边疆研究及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作品。时代在变，但经典依旧。
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格局已然不同。拉铁摩尔行走中国边疆地区并进行研究的时代，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更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当时中国边疆地区的破败与落后给了拉铁摩尔很深的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考量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从边疆认识中国，也就成为拉铁摩尔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重要路径。如今的中国，早已摆脱了20世纪上半叶那种破败混乱的局面，辽阔的边疆地区，其面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学人有条件，也有责任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的边疆，形成具有我们自身传统与特色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我们共同生活的祖国——中国。
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阅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后所得到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