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几乎销声匿迹，抗美援朝影视作品重返荧幕

“这是民族气质的逆转和爆发”
——作家刘恒谈电影《我的战争》              

   本报记者 任姗姗

        66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历经两年零九个月，他们以舍生忘死的奋战，向历史证明、向世界宣告：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66年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些浴血中的英雄和气壮山河的赞歌吗？由刘恒编剧、彭顺执导，中影股份出品的电影《我的战争》于9月15日在全国上映。电影以现代电影的视听语言，再现那场战争的残酷暴烈，深情致敬“最可爱的人”，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上映前夕，本报记者对《我的战争》的编剧、知名作家刘恒进行了专访。

“ 历史的金子，需要有心人淘洗

记者：      《我的战争》在片头标明取材于巴金的小说《团圆》。您为什么选择《团圆》？

刘恒：        这个题材不是我的选择。《团圆》是中影集团购买的拍摄版权，起因是要重拍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英雄儿女》。但是各方多次探讨之后，觉得还是选择新的拍摄视角为宜，这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基本框架。电影是多方和多人参与的艺术，每一个参与者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最终结果。最初预定的也不是香港导演，后者的参与为影片提供了许多新的因素。        历史永远会被后人评说的，而且会在后人的不同评说之中，不停地改变面貌，或者被丰富，或者被扭曲。历史是一堆散沙，但是沙子里有金子，需要有心人去淘洗。我比较看重的是人类的牺牲精神，这是人类进化的基石，是由猿变成人之后逐步积累的一笔最大的精神财富。影片着力的，就是这一点，没别的。如果有别的，那是因为还不够纯粹。        经常看到有人指点江山，说历史中的这个不应该，那个应该，这个有价值，那个是没有价值的……等等。说说而已，语言再重也是轻的，沉甸甸的历史摆在那里，有泥污之暗，也有热血之花，永远可供后人凭吊和反思。《我的战争》是鞠躬致敬，姿势或有瑕疵，心意是有温度的。

记者：      关于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近20年几乎销声匿迹。促使您写作《我的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您以怎样的方式找到了孙北川、孟三夏？

刘恒：        定有这样的触动。我希望观众看到一个有温度的玄奘。中影股份前任董事长韩三平先生促使我，后任董事长喇培康先生接着促使我，才给了我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和决心。没有他们的鼓动和支持，我没有做这件事的勇气，因为我自感能力不足，而且确实没有准备好。        所谓准备，是研究战争，研究战争中具体的人。那些经验不可能亲历了，只能通过真真假假的第二手第X手的资料去分析。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智力投入，但是完全没有机会，必须马上动手。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世界观了，我的从军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提供了潜在的帮助，我的局限性恰恰也在这里，但是这并不妨碍的我的真诚。        我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志愿军官兵一致的慷慨赴死的气势，这种罕见状态震惊了全世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在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中，这是民族气质的一次逆转和爆发。我想寻找答案，但是我不可能通过一个仓促写就的剧本达到这个目的。我会继续寻找。        我设计了孙北川这个人物，他是农民子弟，在炮火中还在惦记着以后回老家种地的事情。我还设计了孟三夏等文艺女兵，武中有文，显现了与农民的现实主义相对应的小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我构思剧本时，恰逢各类文艺选秀节目盛行，我就忍不住想，这些靓男美女如果生在当年，竞赛选拔志愿军文艺兵会是怎样的场面？我甚至设想了1950年两个文艺青年在上海参加征兵面试的情节，没有用上而已。        时代不同，偶像不同，有些慷慨悲歌之志或许可以被贬低，却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这是后代的刻骨铭记之责。

电影剧照

“

个体生命的写照，人类宿命的缩影

记者：      《我的战争》采取了“平民”的视角，通过几个小人物的故事实现了宏大叙事的落地。片中不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处理得隐忍含蓄、十分巧妙。我看过两场，很多观众都是留着眼泪看完影片的。

刘恒：       你们是这部影片的知音。网虫遍地，知音难觅。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创作能获得足够的知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他可以感知你的善意和你的悲伤，我希望影片最大限度地抚慰他们的心灵。当然，不做你的知音，也不是人家的错，任何人都有从任何角度思考和表达的权利，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        我最希望的，是观众将长眠在远方的英魂视为亲人和永远的知己。我以《我的战争》争做那些士兵的知音，也真心希望观众们借用这个角度去亲近他们。

记者：        战争的残酷与不惜的热血，战事的突然与人情的温暖，在整部影片里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是否代表着您的战争观？

刘恒：        应该是创作者全体的战争观吧。这个团队是一支大部队，喇培康是指挥者，韩三平是发起者，二位恰好是我的同龄人，观念相近。我因此得益甚多，深怀感恩之心。彭顺导演的勤奋和智慧融合在影片中，各位主演的才华有目共睹，大家都尽职尽心了，是他们造就了影片的艺术层次和节奏。我还没有听到音乐，我相信除了视觉系统，听觉系统的各方操持者都会有杰出的贡献。编剧是侦察兵，必须向前线的参战者致敬。这些不是客套话，就算不在这里说，心里也装着，你既然问到这儿了我就说两句，没点到的见了他们再说不迟。

记者：        电影里，孙北川的两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战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这些话更像是对银幕外的观众所说。这样的题材怎样才能具有“可看性”“必看性”？

刘恒：         这两句台词是后加的，依我之见，这是潜台词。但是加它的人也自有道理，否则不会给你以及潜在的许多人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我希望观众能理解创作者的苦衷和善意。        电影没有“必看性”可言，任何表达都无须必看必读必接受。“可看性”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大众容易被左右，而且忘性比较大，所以有必要忽悠他们，让他们在可看性和必看性的召唤之下买电影票。与其让别的片子忽悠，还不如也来忽悠一回呢！快来看吧，不看后悔。这不是广告，是玩笑。

记者：        最后，您来解释一下片名《我的战争》吧。

刘恒：        从个体的角度去展现、表达和审视战争的一个片段，一个局部，几个人……最后剩下的，只有爱与死。这是每一位个体生命的写照，也是人类整体宿命的缩影，当然更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不用《我的战争》的名目，仍然无碍主题的表达，用了它无非是点题而已。观众无须受此束缚，他有无限自由，因为他毕竟生活在属于他自己的“我的世界”之中。世界之美，电影之美，都在这里了。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6年9月22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