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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鹰:走进经典艺术的世界 ——《不朽的艺术》写作谈

2016-11-29 肖 鹰 人民日报文艺


《不朽的艺术》:肖鹰,孙晶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为大学生写一本经典艺术赏析读本,是我多年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讲授美学和艺术类课程中产生的一个愿望。现在出版的《不朽的艺术》一书,是这个宿愿的兑现。在本书封面,有一段导语:“本书引导读者欣赏经典艺术的魅力,走进伟大艺术家的生命世界,体验人类心灵史的瑰丽历程。”这段导语,是贯穿《不朽的艺术》一书的主题。
经典艺术是人类艺术创作的结晶,是标志人类精神历程的永恒瑰宝,经典艺术以它们超越历史时空的魅力为我们在高速变化的当代生活中提供精神归宿和生命理想。精神归宿让我们不会在持续前行的时代中失去恒定的信念,生命理想赋予我们在时尚潮流中拒绝沉沦并追求提升的勇气。在当代生活中,经典艺术的魅力是同时提供给我们精神归宿和生命理想,它们既是永恒慰藉,又是无限挑战。因为经典艺术魅力的双重价值,我们要引导大学生欣赏经典艺术。

所谓“精神归宿”,是指经典作品不仅在形式和内容统一的制高点上达到了“完美”,而且作为无与伦比、不可复制的典范,给予了后来者深刻的认同感和心灵慰藉。王羲之的《兰亭序》,书于公元353年,至今仍以“天下第一行书”独尊。唐代学者孙过庭说:“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在这篇324字的《兰亭序》中,王羲之的书写凝练地熔铸了千古相传的中国人文底蕴和生命精神。在中国艺术史上,《兰亭序》所享受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与其说在于笔法技艺,不如说在于心灵精神上。

所谓“生命理想”,是指经典作品虽然具有民族文化、时代精神和个人风格的差异,但是都凝结并且表现了深刻的生命关爱和超越世俗的生命理想。同样以王羲之为例。在东晋这个人才辈出、风流云集的时代,王羲之能写出《兰亭序》,以“书圣”冠盖天下,不仅因为他具有世代书家传统的身世背景,也不仅因为他天资独慧、少年时代就以书法成名,根本在于他是一个真正开通了在自我生活中与人与物“亲切自然”交融的人。《兰亭诗》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了解王羲之生平的人都会赞同,这两句诗正是王羲之的生命精神的写照。《兰亭序》至深的魅力,就是展示了中国艺术所追求的“亲切自然”的生命理想。正是这个生命理想,成为中国艺术家数千年不懈创新和自我提升的伟大动力。

在《不朽的艺术》中,阐述经典艺术魅力的双重价值,是一条贯穿的红线。这条红线的“贯穿”,是本书与既有的艺术鉴赏书籍相区别的一个基本特点。换句话说,如果一般的艺术鉴赏书籍着眼于对经典作品的知识性介绍和赏析性评介,那么本书则致力于为经典艺术欣赏提供一个美学视角。所谓“美学视角”,并不是将抽象的美学理论运用于对经典作品的欣赏,而是在对经典作品的解析中,着眼于引导读者从经典艺术产生的历史运动中领悟经典的艺术魅力。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个人生活史和社会发展史双重历史运动的产物。经典作品不仅必然带着这双重历史的深刻烙印,而且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们又具有突破和超越所属历史时代的“超历史性”。

比如荷兰画家伦勃朗的自画像,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产物。在伦勃朗生活的时代,肖像画成为中产阶级中兴的荷兰社会非常流行的文化消费品,伦勃朗本人也一度成为极具市场号召力的肖像画家。但是,作为一位世界性的伟大画家,伦勃朗的艺术成就并不是以他早年人生鼎盛时期的流行肖像画为代表的,而是以他自中年开始经历了艺术和人生的双重失落之后、在困苦病弱的晚年中创作的系列自画像为代表。这些自画像用不为当时中产阶级接受的粗粝的笔触描绘自我,在直面人生悲辛的同时,展示了一位老人对于沉重现实的深刻透视和坚毅承担。巡视人类艺术史,可以概括地说,无论在世时是否能够享受世俗的成功与幸福,所有真正能够称得上艺术大师的艺术家与社会、时代的关系,都具有复杂而深刻的矛盾。“美学的视角”,概括讲,就是要引导读者在时代与历史、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关系中去体会经典作品的人生意义。

经典艺术,不仅是纵深展开的历史运动的产物,而且是人类各种文化在共同栖居的世界上创作的作品。欣赏经典作品,不仅要有历史发展的眼光,而且要有文化比较的视野。在古代社会,因为交通和通讯工具的限制,不同文化间的艺术原则和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比较视野让我们认识到人类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承认并尊重不同文化生产的艺术作品的差异性。在《不朽的艺术》中,对中外经典作品的解析,比较重视从文化精神差异的前提下,揭示不同文化孕育的经典作品的独特魅力和意蕴。本书主张引导读者“体验人类心灵史的瑰丽历程”,“瑰丽”二字蕴含的就是在经典艺术的层面,世界艺术生产的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

在人物画的历史发展中,粗略地看,中国与欧洲分别走向了“重传神”与“重传形”的传统。早在六朝时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提出画人物要以“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等原则为指导,而谢赫则在其“绘画六法”中,明确将以精神表现为内涵的“气韵生动”作为凌驾于形象描绘、画面布局等技艺之上的最高准则。“重传神”的美学主张,的确主导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乃至于中国肖像画在“写实性”的意义上相对滞后。但是,中国人物画是否放弃了“直观真实性”呢?显然不是。顾恺之说:“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失矣。”所谓“实对”就是讲的人物画的“直观真实性”。另一方面,欧洲传统人物画虽然“重传形”,但并不因此就“轻传神”。顾恺之认为,人体四肢对传神不重要,传神的关键是眼睛。观赏西方经典人物画,可以看到,画家们最着力的地方,无疑是人物的眼睛。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作为人类绘画史上最伟大的肖像画,最精彩的笔墨亦在于他对人物眼神的描绘。贡布利希指出:达芬奇的创新在于,他不是如前人一样直接描绘蒙娜丽莎的眼神,而是使用晕染法模糊地描绘她的两只眼角,从而微妙地暗示出她意味无穷的眼神。达芬奇的“模糊”和“暗示”不是与顾恺之的“迁想妙得”异曲同工吗?

经典艺术教育,作为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绝不是要培养大学生固守经典作品、仿古复古的文化意识。相反,经典作品对大学生的心智滋养,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敏锐的观察力、自由活跃的创新力和热忱开放的生命情怀。经典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心灵史的伟大结晶,不是束缚创新,而是启迪创新;不是终结历史,而是开启历史。

当然,《不朽的艺术》只是对人类经典艺术非常有限的巡礼式梳理,限于篇幅和体例,不仅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伟大的作品,而且对本书所述及的经典作品的解析,也只是作者自我的审美心语。这本书,没有企图,也绝不可能对任何经典作品做“终结性”的解析。我的初衷,也是我现在的祈愿,就是以《不朽的艺术》为大学生开启一扇艺术欣赏的美学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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