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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论道 | 文心塑魂

2017-06-11 李 磊 人民日报文艺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作为学习和贯彻《意见》的举措,“文心雕龙——超越时代的中国绘画传统”研讨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理论家、美术家、媒体人以“文心雕龙”为题,围绕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画健康发展等话题提出了诸多引人深思的见地。

        研讨会可以归结为三个关键词:文心、雕龙、超越。“文心”就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雕龙”是以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族的灵魂,而“超越”是要求艺术作品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现代中国画是否具有这样的特质?能否承担这样的责任?这些都需要深入地探讨。

        传承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地从自我反省开始,找到文化的根和魂。千百年来,中国山水画形成了完整的思想和表现体系。回望中国绘画史,早在东晋时期中国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便已成型,到南朝已展开美学阐释和总结,谢赫首先提出绘画“六法”,并将“气韵生动”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准则。“气”是自然的生命力,“韵”是人为的韵律节奏,“生动”是将“气”和“韵”交汇融合形成与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相呼应的审美载体。可见在谢赫那里,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是最重要的目标,这个标准是中国绘画创作的核心标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一般认为,独立的中国山水画始于隋唐,成熟于北宋。其标志是通过绘制独立的山水图景,彰显作者独立的思想品格和审美趣味。传说唐代大诗人王维善画,他将诗、书、画冶于一炉表达出高逸的境界,如苏轼所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提出中国画“南北宗”观点,将具有文人特质的南宗源头追溯到王维。

        传统中国山水画与诗词、散文一样都是作者言志、抒情的载体,也是理想和情感的寄托。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写道“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可见作者的心意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这也代表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之所以说山水画成熟于北宋,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山水画从意识形态的儒、释、道融合,到图式形态的笔墨章法完善,再到作者生命形态的理想寄托,形成了完整的自洽。之后的山水画,一直到清末都没有脱离这个文化逻辑和框架。而宋以后的山水画发展中有三个人物最值得关注:一是倪瓒,二是董其昌,三是石涛。

        倪瓒身处元末乱世,其山水画简远疏寥,呈现出一种孤傲、飘渺、苍凉但又节制、文雅、淡定的境界。这种境界成为一种时代的人文向往、一种节操。董其昌是中国山水画集大成者,他强调“文人”绘画的典范性,“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强调绘画是学、诗、书、画的统一,并进一步强调绘画的理想路径是追古、摹古、拟古。董其昌的“文人画”更强调意识形态性。“文人画”可以理解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环境中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石涛便是一位“革命者”。他在正统画坛一片尊古、拟古的叫嚣中提出“一画”论、“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论、“笔墨当随时代”论、“搜尽奇峰打草稿”论等,可谓振聋发聩。石涛强调绘画源于“道”,即绘画是借山水画人心、画宇宙的本性,一切应顺时随形而不必泥古拘似,影响深远。

        可以看到,尽管这些伟大的画家在理论和技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有一些观念是共同的,简单概括是:宇宙与自然是同一的;自然与心性是同一的;心性与笔墨是同一的;笔墨与图像是同一的;图像与价值观是同一的。可见,山水画是打通人与道的方法,也是作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这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的“山水精神”。所以中国山水画说到底画的是道、是人而不是真的山水,因此这里的山水是观念性的,进而可以积淀为程式,表述为笔墨,也可以将诗、书、画、印融汇于一个画面而相得益彰。

        凡事总有两面。应该看到,在山水画后来的发展中,一方面山水画的人文价值越来越被拔高和尊崇,另一方面山水画的图像和技法被庸俗化地模拟和滥用。到了清末,以“四王”为正统的山水画越来越僵化,在维新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来,它就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象征。陈独秀直接就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中,科学与民主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药,而科学的绘画是写实的,民主的绘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这里自然没有“形而上”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立足之地。

        古今之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东西之争,说到底还是中国文化走什么路之争。近100年,这样的争论在学术领域此起彼伏,并在社会治理层面一锤定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天的中国山水画也正是这个局面。

        看100年来上海山水画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折射出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展历程。

        清末民初上海经济繁荣,江浙画家多聚集于此,逐渐形成了“海派”。“海派”山水画家大部分以“四王”为基底,但面对日益世俗化的市场需求和开放环境下的“西风”吹拂,写实造型和水彩色调自然地融入画中,尽显时代风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反映现实生活成为山水画的课题。这时候,美协、画院组织老画家继古开今,画出一批既有时代气息又没有脱离传统韵味的作品。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借鉴西方各种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山水画创作也呈现出多元进发的态势。

        改革开放近40年了,在这近40年里中国画的创新与实验层出不穷,作品也是驳杂纷呈。今天,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梳理一下,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再看看我们要走的路?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那么我们的“文心”是什么呢?天人合一、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心”。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价值观塑造民族的灵魂,也应该以这样的文心感召世界各族人民。中国山水画,也当以此为使命。

        (作者为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

刊登于《人民日报》6月11日12版美术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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