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谈艺 |“淘”传统，让你光芒四射

戏曲

东方艺术一点一滴、喜怒悲欢，都有一个“美”字。传统根系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枝叶还要繁茂发达，我们手上拿着的是一只金碗，不能拿着金碗还讨饭

戏曲演员，别贪图剧作家给你写了好剧本或者灯光打得漂亮，你把责任都给了人家，自己在干吗呢？一个好演员，能够填补剧本空白。好演员所以演得好，一定是对表演技能熟而又熟，精而又精——小数点后面很多位，都计量得很清楚，不能过不能欠，不能多不能少。即便是即兴，也都经过设计，不是随意流淌出来的，自然当中又特别规范。这一点如果想从理论上完全解剖得特别清楚，是很难的；如果完全说透，也就没那么奥妙了。

我14岁那年，李少春先生给我讲他和余叔岩学《战太平》。出场、回去，又出场、又回去，往返七八番。他问余先生：“对了吗？”余先生答：“你觉得你对了吗？”“我觉得还是有点别扭。”“那就是没对呢！”一个上场就这么反反复复地练。他在告诉后辈一个道理：宝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跑你兜里了，必须持之以恒地付出。

现在排新戏风气比较盛。排新戏是好事，可是如果唱念做打没有提升，等于白排，瞎耽误工夫。演员最怕回功，排一部戏回去一点儿，腿也抬不起来了，身也翻不了了，得不偿失。“男怕西皮，女怕二黄”，西皮指什么？它指的是正宫调门上的西皮，跟平时说话似的西皮，没人怕。老谭家（谭鑫培）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全凭嗓子，这一嗓子，二里地出去了。现在调门越唱越低，嗓子就没了。

演员的输和赢，是“每戏一得”还是“每戏一失”，要自己去算。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出戏都有一点进步。排《哪吒》，我学会耍彩带、大藤圈、锤、九节鞭。九节鞭我是跟河北一位体育冠军李春来学的。排《钟馗》之前，我不会写毛笔字。那段时间，只要见了书法家就让人家写“一树梅花一树诗”，这是戏里要用到的，我就看人家怎么写、怎么布局。为写好这二十几个字，我随身带着一张板子，下了戏就在屋里练。

排《赵佗》，我学打鼓。小时候，我学《击鼓骂曹》，唱念都没有问题，但因为我“阴阳锤儿”，手不好使，这个戏始终就没唱。我不服气，没完没了地练，包里经常带着鼓楗子，时间长了，把包顶了个窟窿。我是个笨人，他们说我聪明，聪明和笨，差不了一根头发丝儿，我就是锲而不舍，老琢磨它。到了要排《赵佗》，我下决心，拜“小字辈”为师，跟河北省京剧院鼓师马建立学。一天学一个鼓点儿，一个星期我努力学才能记住三个点儿，一段“夜深沉”学了两个多月，一直练到2013年，房间椅子上的小坑就是那段时间练出来的。现在这把年纪，我还是求个上进，好的能够保持一点，不好的能够好一点，不会的能够会一点。

回到新编戏，即便做也不能只讲究故事多么完整，重点还是展示演员身上那点玩意儿，这一点不能变。我排新编戏《赵佗》，靠把武生戏向传统靠拢，虽故事简单，却可以展现演员传统戏的功力，这是我要的。

我深深感到戏曲传统真是太好了，老本子、老程式、老曲牌，特别好用。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一旦开始创作，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似的。没辙的时候也别急，从传统里去“淘”，一翻里边就有好宝贝，肯定能救你一把，但凡淘到一点儿，就能让你光芒四射。凡是看到我冒火花那点儿，准有根基，绝对是老祖宗留给我的东西；即便有所发挥、有所发展，也不是凭空而来。

有人说我是“保守派”，要我说，我守得还不够。昆曲原来有3000多个曲牌，连“备轿”都有专门曲牌，比电影、电视剧精炼多了，非常艺术化。我们后人没出息，丢了很多。传统里有很多登峰造极的东西，它的一点一滴、喜怒悲欢都有一个“美”字。传统的根系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枝叶还要繁茂发达。我们手上拿着的是一只金碗，不能拿着金碗还讨饭。

我5岁登台，是吃戏饭长大的，我尊重我的饭碗。我太热爱这门艺术，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知道多少老前辈、名家为它下了多少功夫，所以我不敢妄为。我们不能拿它开玩笑，要好好爱护它、尊重它，要好好看看自己母亲长什么样，不能因为还没有好好认识就排斥她、嫌弃她。对观众尤其年轻观众也是这样，他们就跟孩子一样，第一口奶要货真价实，不能掺水作假，否则孩子口味和脾胃就败坏了。

追求自己的风格特点，每一个演员都向往。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是水到渠成，必须先有根须后有枝叶，没有捷径可以走，别人的肉不会长到你身上。尊重传统、热爱传统、吃透传统，这之后长出的东西才是最强壮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新东西。

裴艳玲，戏曲表演艺术家，生于1947年，籍贯河北省肃宁县。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有“活钟馗”“活武松”“活林冲”之称。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省京剧院院长等职。代表剧目《钟馗》《夜奔》《宝莲灯》《响九霄》《甲子四折》《赵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