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63年，做王明道的妻子
身患肺病，婆婆却说她装病，不准疗养；父亲病危，不许她回家探望…王太太无半句怨言。晚年回忆说：“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可爱，叫她们爱不了我！”她对丈夫的爱不仅是夫妻之爱，而是在神里更深沉的爱，因此她从不掩饰丈夫的不足，每每在试炼关头给出决定性意见。
王明道先生曾一度抱独身的思想，他特别感觉到自己的家庭绝对容纳不了一个异姓的人，因为她母亲把他和他姐姐看作是自己的财产，不容外人分享。若有其他女子进入这个家，这个家注定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
这一点王先生非常清楚，所以精神上非常痛苦，以至不愿成家。直到贾玉铭先生劝告他说，传道人不结婚，你的工作只能做一半，你只能在弟兄中间工作，若服侍姐妹就可能招来试探和非议。王先生才打消独身念头。1925年，神带领王先生在外出领会期间与刘景文女士相识，刘景文的父亲就是当时邀请王先生赴杭州讲道的牧师。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先生与刘景文女士结婚时摄
1928年8月，他们在杭州结婚以后一同到了上海，跟着又到青岛，王先生在青岛做了一段时期的工作，然后他们从青岛回北京。到达北京已是黄昏，回到家里母亲和姐姐都已吃过晚饭了。按理，儿子带了新媳妇上门应该是一件喜庆的事，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他们非常冷淡，只说：“我们已经吃过饭了，你们自己预备饭吧。”随后婆婆和姑姑都回自己的屋里去了。
这场面实在令他们十分尴尬。他们屋里只有一张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还要自己张罗做晚饭。若是换了别的新媳妇，遇见这种情形怎能受得了，面子往哪里搁呢？但此时已是王太太的刘女士却处之泰然。
王先生的家庭环境比较复杂，由于母亲和姐姐在住家院子里的邻舍中间看见了不孝敬父母的儿子，顶撞婆婆的儿媳，虐待妻子的丈夫，虐待丈夫的妻子；邻舍间彼此说谎，互相争吵。一个小小的院子里住上了十户人家，他母亲以一个庸弱的寡妇（王明道先生的父亲在清末闹义和团时，逃进使馆避难，后义和团围攻北京东交民巷，其父料难以幸免，畏惧自杀。）带了两个幼小的孩子，与这些人周旋实在不容易。因此常常受人的欺负，生气流泪。多年来的痛苦经验使他母亲认定世界上就没一个好人。她认为所有的儿子都不孝顺父母，所有的媳妇都虐待公婆。因此新媳妇进门后的冷待就不足为奇了。
王太太在家中经受了种种试炼，却从没发过怨言。因为她知道进入这个环境是神亲自带领的。她常常安慰丈夫，劝导他。当时她还不满二十周岁，陪丈夫到一个离开娘家三千里远的地方来，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一个亲人，忽然遭遇这种风波，按常理她应当比丈夫更痛苦，但她用一种很镇静的心情和态度去应付这一切试炼。这样一来她丈夫就少受了许多夹在中间的痛苦。
婚后很长一段时期，她总是和丈夫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大姑子什么时候会忽然生起气来。他们十分谨慎，不敢多说话，怕不晓得会因为哪一句话引起误会来。他们有时从外面回家，一进胡同口，心情就紧张起来。这种生活不是过来人真不知其中的滋味。
丈夫出远门的时候，她在家中受了什么委屈，丈夫回来后她从不对他诉苦。有时王先生听到他姐姐无理的话语，心中忍受不住，她就说：“我们不要怪罪姐姐。她并不是明知道我没有错处故意同我作难。在她眼中看着我实在不好，当然难怪她要对我不满意。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我也会生气的。世界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有几个。”
有时她听到大姑子生气，在院里大声说话，她在外院就自己小声唱赞美诗，免得自己听见不适宜的话不能得胜以致冲突起来。她从来不与大姑子顶嘴。她说：“如果我同姐姐冲突起来，将来怎样再相处呢？既然大家还必须一同过日子，就不要逞一时的快意，以致伤了和气。”
她最初受这些难堪的时候，心中自然也感觉不舒服，也曾流过不少眼泪，但她始终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才临到她的。祂既然许可祂的孩子受苦，一定因为有许多的功课是她必须学习的。所以她靠着主能克制自己，不敢任性发作。经过长时间的磨炼以后，她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心意也就更多明白一些。
王明道夫妇，摄于1950年代初
王先生在《五十年来》一书中提到他们在家里遭遇的试炼中最严重的有以下两次——
“1931年春季，妻患了极严重的咳嗽，并且全身无力。到协和医院去诊视，发现是肺积水，而且两个肺尖都有结核的现象。情形一日比一日严重。我又常出外工作。她带了一个不足两周岁的孩子，家庭中又不能快快乐乐地度日。医生嘱咐她换地休养一些日子。母亲和姐姐却认为她托辞患病，要离开家。
我在4月10日同她再到协和医院诊查，医生说确是肺结核，至少需要休息几个月之久。又说，如果不及早治疗，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并问我能否送她去疗养院。我回到家中对母亲和姐姐述说诊查的经过。她们坚决认为妻并没有肺病，不过是想到外边去。姐姐还对我生气。她们说她们没有到医院去，谁知道诊查的是什么结果。我请她们到医院去见医生讯问一下，她们又说她们没有时间去。这时把我急得无法形容。
再过几日我又陪妻到德国医院照了一张胸部X光相片，把片子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姐姐看。她们又说她们看不明白，意思似乎是说我同妻合伙欺骗她们。我靠着神夸一句口，凡是与我熟识的人都信我所说的话。我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绝不怀疑我，绝不再问我这件事是否真实。母亲和姐姐本来也这样信任我。及至我结婚以后，她们竟常不信我的话，这实在使我的心中痛苦得难以形容。比这更令我难过的，是妻病到这种地步，母亲和姐姐竟认为她没有病，不容许她外出疗养。如果我强送她到外边去就会惹起不堪设想的风波。在我作难的时候，我与外边所定领会的日子临近了，就只好忍着心出了门，把有病的妻子丢在家里……”
另一次很大的试炼是在1934年夏，“岳父患胃癌，病情严重，由杭州到上海割治，恐怕发生危险，嘱内兄来信告知病况，希望妻回去看视一下。当我把这信给母亲看的时候，姐姐气愤愤地说，‘我还要到上海和杭州去游玩一次呢。’她的意思是说岳父并没有病，不过是内兄写一些假话，好叫妻回南方去游玩一些日子。当时那种表情真令人无法忍受。我说，‘父亲病危，女儿应当回家看视。’以后我们争论了几句。姐姐跳起来喊道，‘我要刀杀人！’当然姐姐不会也不敢杀人。但她生起气来，什么可怕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心中焦急万分。岳父病危，妻不能回去看视，我对不住岳父。我送妻走呢，姐姐又闹着不许走。如果我不顾母亲和姐姐，强送妻走，也没有什么作不到的，但我又不忍这样待母亲和姐姐。我焦急到一个地步，竟想要自杀。如果不是我自己作见证，阅者大约绝不会想我也起过自杀的念头。由此可以想见我当时作难和痛苦了！
后来内兄由上海来信，说岳父的棺木已经由杭州运到上海，如果妻不快些回去，恐怕父女不能见面，要成为一生抱憾的事。我把这信给母亲看，母亲怕我会急出什么变故来，才允许我们走。我便在得信十天以后同妻离京南下往上海。当我们临走以前，姐姐还负气早早地出门，不和我们见面。……及至她得着岳父的讣告，她才信我们并没有欺骗她。当我们回来以后，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她对妻的态度却比以前好得多了。”
从上面这两件事来看，像这样无理的待遇任谁也受不了，总要发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看见王太太就是这样默默地忍受，一句也不为自己申辩。晚年时王太太谈到婆婆和大姑子对她无理的对待，她说：“我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以致从结婚到家的第一天直到她去世，都一直把我当外人。怎么好待她，也不能让她高兴点……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可爱，叫她们爱不了我！”
1986年王先生和王太太在上海住所附近
在《五十年来》王先生回忆他和妻子在婚后生活中，由于两人性情不同产生的摩擦，从中可见王太太的性格。书里是这样描述的——
“我与妻结婚以后过了一二年，彼此之间便发生了摩擦，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大不相同。我喜欢凡事整齐有秩序，她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当我未结婚前，我能在夜间不燃灯，随手取一切常用的东西。因为我放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她却把东西随手乱放。就是在白天要取一样东西，也必须费很长的时间东寻西找。有时找不到东西，妻子自己也感到不便，她就采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例如，她总要做一些针线活，在找针线剪刀时，有时找不到，她就在每个抽屉里都放上一把剪刀或针线，这样她随便开哪个抽屉就能找到她要用的东西。
在另一点上我们两人的性情也完全相反，我对一切事都十分谨慎，不愿意弄出一点错误，妻却粗心大意。我每次写完一封信，至少要细看一遍，然后寄出去。重要的信有时看两三遍才去付邮。她写完一封信，一遍不看，就寄出去，因此在她寄给别人的信中常有错字或漏字。
有一次发生一件趣事，妻赶着要去聚会，出门的时候顺便把一双旧皮鞋带到鞋匠那里修理。她拿了一个纸包交给鞋匠转身就走，但鞋匠要打开看一看该怎样修理。她说，哪里损坏就修理哪里好了，我急着要走，你自己看罢。她还没走出几步，鞋匠把她喊了回去。原来鞋匠打开纸包，发现里面不是皮鞋，而是三只咸猪蹄，那是她母亲从杭州寄给她的。她粗心大意竟到这个地步，几乎令人不能置信。
我们冲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因为性情急躁，言语冒失，常有时在人面前说出武断的话或传述从别人听来尚未证实的事，我又有时说话夸大其词，或缺乏体恤和同情。妻一听见我这样说，不问有没有人在面前便当时替我纠正。我认为她应当单独规劝我，不应当在人面前给我难堪，因此便不能原谅她。她认为我既在人面前说错了话，她便有在人前纠正的必要。过了许多时候，我承认我确实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纠正我的过失。如果我在言语上谨慎，自然不会再遭遇这种难堪了。”
王先生对他太太这样的当面规劝他的作法，并不完全认为是合宜的，不鼓励人效法他妻子这种做法。他说的：“我必须警告我的读者不要效法我的妻子。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我们看见弟兄有过失，第一步是单独劝告他。那是因为人都有肉体，都顾全颜面，如果你操之过急，会使他恼羞成怒，帮不了他，也许倒伤害了他。别的姊妹更不可效法我的妻子。她的丈夫能接受这种纠正，别的姊妹的丈夫也许不能接受。(我信绝大多数的丈夫是不能接受的)。我的妻子因为知道她的丈夫能接受，她的规劝也很合理，所以才这样作。别的姊妹还不清楚知道丈夫的程度，她们的规劝也不一定正确合理，若贸然效法我的妻子，就不免要画虎类犬，惹起事故了。效法人切不可只学外面的事，却不注重里面的事。”
王太太在给弟兄姊妹写信
王太太向来不庇护她丈夫的短处。只要看见她丈夫在言语行为上所有的错误和过失，从不曾缄口不言的。
在《五十年来》一书中，王先生说到：“我自己也是一个情感很重的人，是一个性情暴烈、脾气不好的人。当我看见一个人有长处因而爱他的时候，无论什么东西我都乐意给他。但当我看见一个人有短处而厌恶他的时候，就恨不能立时把他从我眼前赶走，总不再见他的面。”
王太太常对他说：“当你看见一个人有长处的时候，应当想到他也有短处；当你看见一个人有短处的时候，又应当想到他也有长处。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样对丈夫的规劝，使王先生对人的态度和心情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王先生说到他妻子另一个特点时说：“就是人无论批评谁不好的时候，她总为那被批评的人作义务律师，替他辩护。固然这种辩护有时太过，但很多时候确是减少了别人对那人的恶感，止息了人的怒气，自然也就消除了许多纠纷和冲突。一个人在向别人发怒的时候，旁边有人多说一句不好的话，就如同火上浇油一样；但如果有人在旁边说一句劝解的话，便好似在火上泼一盆水一般。许多作妻子的惯会在丈夫的怒火上浇油，结果毁灭了丈夫，也焚烧了自己。像我这样性情暴烈的人，如果娶得一位惯会在丈夫的怒火上浇油的妻子，我真不敢想象会惹出什么大祸来！”
王太太的爱心也令她的丈夫自愧不如。王先生在《五十年来》里面这样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不可爱的。妻对人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作。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她对我说，‘你并不损人利己，但你却自私自利。’她说对了。不过因着这二十多年的熏陶，我多少总算有了一点进步。
妻很会想到别人。早晨如果她先起床。她总是轻轻地走路，小声音说话，恐怕惊动别人。我从小没有这种习惯，只要我起了床，便不想到别人。……妻总不愿意给人难堪，所以她很少疾言厉色对人说话。除了最熟的人以外，她也不肯轻易责备人。
妻为人做什么事，总是在事前一声不响，到了时候就为人做了。她要送给人东西，也是这样不先告诉人，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忽然送给那个人，还有时她暗暗把东西放在人家里便走去，或把东西放在那个人的口袋里，及至开口袋的时候才发现，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的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说也真灵，她交托，神也真为她成全。因此她心中很少有愁苦挂虑，每天总是笑口常开。她常说，高高兴兴过一天，愁眉苦脸也过一天，何不高高兴兴地过呢。她这种生活使我渐渐也受了相当的影响。
我不怕为人出力气、费金钱，我却不愿意在为人出了力、费了钱以后还受人的误会。妻却对这一切全不在意。她说，随便人怎样误会我，只要我所作的对得住神就好了。她对别人所说批评、论断、误会、毁谤的话一点都不放在心里。她认为使别人的舌头夺去自己心中的喜乐平安是一件极不合算的事。说来也真希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
妻的忍耐也是我望尘莫及的。常有缺少常识的人到这里来谈话，没有要紧的事却停留几小时之久，她总是不发急。一次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子来同她谈话，一段事情反复对她讲，她总安静去听，还耐心与她谈话，第一次几小时，第二次大半日之久。任何人恐怕都忍受不住这种无谓的谈话。她却说，这个女子太苦了，需要有人给她一点同情和安慰。
我们结婚以后的几年中，我因为妻没有喜爱读书的习惯，有许多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也不留心世界大势，便轻看她，称她‘孤陋寡闻，不学无术’。但近些年来我发现她比我聪明得多，她料事多中肯，也有急智应付忽然临到的事，因此我遇见事就同她商量，她也给了我许多良好的建议。我常称她为我的‘参谋长’。当她回南方看她母亲的时候，我便如同失去了一只手一样。”
王太太遇到不高兴的事从不向人发泄，她会独自去弹琴，弹到高兴她才出来。王太太有时也会发脾气，每当看到她丈夫讲话讲得不合宜了，就要拦阻她丈夫，拦阻不住的时候，她也会发怒，有时用手捂住丈夫的嘴，有时就拍拍他的腿，示意他说得不合宜了。有人对王太太说：“你很疼你的丈夫。”她说，“我不只是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才对他好，更主要的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我要照顾他。”
王太太对丈夫的爱决不仅是夫妻间的爱，而是在神里更深沉的爱，也因为爱得深，因此这种爱也是严格的。她从不掩饰她丈夫的不足之处。
神把这样一位妻子赐给祂的仆人王明道先生，使王先生在一生的事奉中得极大的帮助。在许多重要的事上，在成败攸关的节骨眼上，正当王先生犹豫的时候，王太太就给出中肯决定性的意见。这不是一般家庭主妇所能作到的，而她的智慧就在这时候充分的表现出来。当撒旦对神的仆人猛烈攻击，将种种的意念放进王先生的心中，致使王先生很难决定取舍的时候，神就感动王太太说出非常及时并非常重要的话来，使问题豁然开朗！以致事态不能随着撒旦所设计的方向去走，而完全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1943年日本人河野静士要劝诱王先生参加由日本人操纵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先生断然拒绝了。那时有一位信徒出于善意，劝王先生还是参加的好，不要触怒日本军人，那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呢！那个人劝他主动去跟河野静士去谈谈，免得彼此之间造成误会。王先生说，我不是蚂蚁，我是永生神的仆人！
尽管王先生非常有胆量地回答那人，但事后他却有点胆怯软弱了。他想找一个会日语的信徒陪他和河野谈谈，他把这个意思跟王太太商量。王太太说：“你完全没必要主动去找他，去找他就是表明你胆怯。这就像下棋一样，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参加，我们就回复他们了。他们走了第一步棋邀请我们，我们回了一步棋谢绝了。现在轮到他们走，他们若再走一步，我们再走一步。你没等他们再走一步棋，你便急着去看他，这表明你心中胆怯了。”
王先生觉得王太太说得有道理，就没有去见那位河野静士。若王先生果真去看那位河野静士，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通过王太太在那个关键性的时刻能及时提醒她丈夫，这表明她的胆识不亚于男子。当王先生为不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心中争战最激烈的时候，王太太就问他：“你心里是不是作好了准备？被日本人逮捕进去，被日本人处死，你心里有没有这准备？如你心里没有这样的准备，我希望你不要硬干下去。”王先生很清楚地回答说：“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准备。”她就说：“你心里既有了准备，有神的带领，你就勇敢地往前走吧。”这样的话不是一般女子所能说出的。
在《五十年来》一书中，王先生说到：“在回想前些年我们夫妻中间的磨擦真可算相当剧烈。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几乎天天争执。其实在大事上我们都很同心，所争执的总是一些小事。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相当的强，争执起来，谁也不肯让步。感谢神，祂要藉此磨去我们的棱角，使我们能成为‘光滑的石子’。
虽经过长时间的摩擦，我们却始终彼此信任。我们不彼此说谎，也不互相猜疑。我们中间也没有彼此隐瞒的事。我们推心置腹，相见以诚。夫妻中间彼此说诚实话，互相信任，实在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在这件事上如果失败，这个家庭的前途便危险万分。撒旦最喜欢破坏夫妻中间彼此信任的心。当夫妻不以诚相见的时候，魔鬼便在他们家中掌握大权了。
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是一个长于文学的女子，这样，她可以作我的书记。不料妻并不是这种人才，连写一封重要的文言信都需要找我为她起草，但有时她会为我修改文稿。她也不会讲道，却会在我讲完道以后告诉我意思或言词方面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她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但她是一个良好的同工；她不是我办公室中的一个干练的书记，但她是我人生和工作上的一个精致的校对员。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现今我才明白我的理想并不是完美的理想，我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唯有神的意念和作为才真是尽善尽美。”
神带领王明道先生与刘景文女士的婚姻，从结婚直到1991年王先生去世，两人相伴63年，真是坎坷的63年，中间有20多年时间他们为信仰而各自身陷牢狱，被迫分离，1980年才重新团聚。重获自由后，有人劝他们去美国治病，王太太坚决不去，她说：“我们老了，不能再为圣徒作什么了。但我们在国内可以陪陪圣徒一同受苦。”她自己编写的一首经文诗歌充分表达了她愿意顺服主的心志，“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1992年，主的使女刘景文女士也息了在地上的劳苦。他们的婚姻是神特别的拣选，神也是为中国教会的需要，预备了这样一对匹配的夫妇。
王明道先生有耶利米先知一样的风格，他斥责罪恶，真是痛快淋漓，尽他的职守。他疾恶如仇，在教会中大声疾呼，痛斥社会上、教会内的一切腐败现象。然而王太太却是温柔、体贴、能包容别人。神把这两个不同性格，不同风格的人结合在一起，显出神的完全。在王先生身上显出了神的公义，在王太太身上显出神的慈爱。神就是这样把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作成了祂手中的器皿。
本文及图片摘编自《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施美玲，灵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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