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一）

内容提要： 从1980年起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中国是按两条主线发展的：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其间，主要的学术纷争有三个，即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数量经济学的范式，数量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迄今，数量经济学的范式没有形成，知识体系框架不清晰，学科发展方向多元化，主要方向不明确；数量模型应用泛化，研究结果常常受到质疑；方法的创新性研究滞后，已有成果中创造发明的少；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许多新问题理论上不能给出答案，方法上没有破解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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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相当多的经济学论文中都会用到经济学模型、数量方法、统计图表等数量分析工具，数量经济学正日渐显示出巨大的功用和普适性。然而，应用如此广泛的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并不长久，自身发展也受到学术纷争的影响，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问题，数量经济学面临系列挑战，这一状况值得研究思考。 
　　论及数量经济学，一个不可回避的与之高度相关的学科名词是“计量经济学”或“经济计量学”，英文名为Econometrics。使用前一名称的学者强调的是这一学科的经济学属性，使用后一名称的学者强调的是这一学科的方法论属性。不过，很难得的是，这两种叫法都可为学界普遍接受，并不互斥。本文采用后者。 

　　一、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即设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室，其下的经济数学方法组集中了若干主要用数学方法进行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现象研究的学者，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学术团队之一。1979年3月31日，乌家培、张守一等17位著名学者在西安召开会议发起成立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数量经济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1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更好地推广应用投入产出法，建立中国经济计量模型，广泛开展经济预测等4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关于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这个时期的研究活动主要是一些有着留学前苏联背景的学者对数量分析方法特别是投入产出方法的探讨和应用。 
　　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于1979年率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向中国提交了经济学研究论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许涤新教授与克莱因商定，由克莱因率团来华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为中国学者讲授经济计量学理论与方法。次年，克莱因如约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藤(Albert Ando)、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regory C.Chow)、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森(T.W.Andersen)和刘遵义(Lawrence J.Lau)、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粟庆雄(Vincent Su)、南加州大学教授萧政(Cheng Hsiao)，共计七位国际著名经济计量学家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经济计量学讲习班”，这便是在学界负有盛名的“颐和园讲习班”。这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 
　　克莱因教授是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计量模型的创建人，他将经济计量方法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由于他的研究和学术贡献，经济计量模型得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其他6位教授也都是世界经济计量方面的顶级学者，这决定了这个讲习班的水平、层次和影响。讲习班的授课内容既包括经济计量学理论方法，也包括理论方法的应用问题。其中，克莱因教授主讲了经济计量学导论，美国经济模型；刘遵义教授主讲了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粟庆雄教授主讲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萧政教授主讲了经济计量方法；邹至庄教授主讲了经济计量学，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安德森教授主讲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安藤教授主讲了应用经济计量学。一百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讲习班，这批学者后来成为经济计量学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
　　讲习班从1980年6月24日开始，8月1日结束，为期7周。结束之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20多位记者来颐和园进行了座谈并做专题采访报道。8月中旬，《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讲习班的消息；《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开展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的长篇文章，并同时刊载了马洪教授“数量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很有用的一门科学”的讲话。讲习班结束后，林少宫、李楚霖教授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率先开始讲授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随后，接受培训的学者陆续开始在各自的高校教授经济计量学，有关经济计量理论方法以及应用研究的活动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教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支撑。讲习班的成功举办也催生了数量经济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诞生。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会议决定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易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与会者认为，新的会名更加准确，易名有利于反映研究会围绕数量经济学这门学科开展学术活动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进一步开创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教学和应用工作的新局面。此后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以颐和园讲习班为契机，全国性和省级的经济计量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经济计量学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迄今，国内许多高校都设立了数量经济学专业或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并拥有了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点或博士点，几乎所有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经济计量学课程，特别是在经济学硕士生、博士生层次，经济计量学更是成为必修的核心课程。经济计量学、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 
　　另一值得一书的事件是数量经济学科的专业性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的创刊。1982年2月，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技术经济(参考资料)》，64个页面，每月25日出版，内部发行，宗旨是报道国内技术经济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对“四化”建设有价值的建议，内容涉及技术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技术经济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出国考察报告，国外有关技术经济问题的理论和技术动态等。1983年春，该所又创办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译丛》(双月刊)，96个页面，双月10日出版，内部发行，1985年起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此后不久停刊，这一刊物的主要栏目是理论与方法、实际应用、基本知识、学者论坛、文摘、综述、人物与机构、资料、名词等，这是当时唯一介绍国外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的学术研究兼应用普及的期刊。在积累前两个刊物的办刊经验后，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于1984年1月出版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创刊号，80个页面，每月5日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可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几乎是与中国的数量经济学相生相伴，是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当然，绝不是唯一载体。 
　　在1980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中国是按两条主线发展的：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其发展脉络可通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得以清晰反映。该期刊刊文的变迁基本反映了数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流思潮和研究动态。故后文主要以该期刊的发文演变，分析阐释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二、理论方法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如果把1980年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作为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起点，那么立刻就面临着其与经济计量学的关系问题。考虑到本文是研究数量经济学的源生、发展，故暂且先使用“数量经济学”一词，本文的第四部分“学术纷争”会论及经济计量学与数量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数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早先的成果是教科书和译著，而后有专著面世，大多为经济计量学的内容；二是学术论文中较多的是关于参数求解、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模型设计等问题，研究由浅入深，技术含量由低到高。 

　　(一)关于数量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译作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早先表现为教科书的编撰、国外经典著作的翻译，这些研究多是理论方法的引入或介绍，数量经济学处于起步传播阶段。 
　　早先面世的教科书中较有影响的有李德等著的《运筹学》(1982)；孙世铮著的《经济计量学》(1984)；张寿、于清文编著的《计量经济学》(1984)；贺铿等主编的《经济计量学原理与应用》(1987)；伍超标编著的《经济计量学导论》(1998)。此后又有了再版3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编著的《计量经济学》(1999，2005，2010)；赵国庆主编的《计量经济学》(2001，2005，2008)；王少平、杨继生、欧阳志刚主编的《计量经济学》(2011)；王维国主编的《计量经济学》(2002)；程振源主编的《计量经济学》(2009)；庞皓主编的《计量经济学》(2007)；祝发龙主编的《计量经济学》(2002)，袁建文、李宏、刘照德、周杰琦编著的《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2015)等等。这些教科书，其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包括经典单方程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非线性回归模型，虚拟与离散变量回归模型，非参数与半参数回归模型，扩展的单方程计量模型，联立方程模型，平稳时间序列模型，非平稳时间序列模型，以及模型构建中异方差性、序列相关性、多重共线性、随机解释变量等问题的处理。 
　　随着经济计量学课程教学的不断普及，国内一些学者又陆续翻译了一些国外经典的数量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和专著。最具影响的首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如克莱因(L.R.Klein)独著或合著的《经济计量学教科书》(A Textbook of Econometrics)(1983)，《经济计量学讲义》(1990)，《计量经济学教程》(1991)，《经济计量预测与预测模型入门》(1982)，《计量经济模型：决策的指南》(Econometric Models as Guides for Decision-making)(1986)，《经济理论与经济计量学》(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2000)；格兰杰(C.W.J.Granger)独著或合著的《企业和经济预测》(Forecasting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1986)，《经济学中的经验建模：设定与评价》(Empirical Modeling in Economics：Specification and Evaluation)(2005)，《非线性经济的建模》(Modeling Nonlinear Economic Relationships)(2006)，《格兰杰计量经济学文集》(Essays in Econometrics：Collected Papers of Clive W.J.Granger)(2007)；哈维尔莫(T.Haavelmo)著的《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The Probability Approach in Econometrics)(1994)；弗里希(R.A.K.Frisch)著的《弗里希文萃》(The Essence of Frisch)(2006)，《计量经济学的问题与方法》(Problems and Methods of Econometrics)(2015)；里昂惕夫(W.Leontief)著的《投入产出经济学》(Input-out Economics)(1980)；等等。 
　　另一些有代表性的教科书译作有：科苏扬尼斯(A.Koutsoyiannis)著的《经济计量学理论》(1981)；斯图亚特(J.Stewart)等著的《计量经济学入门》(Understanding Econometrics)(1989)；古扎拉蒂(D.N.Gujarati)等著的《计量经济学》(Basic Econometrics)(2000)，《计量经济学原理与实践》(Econometrics by Example)(2013)，《经济计量学精要》(Essentials of Econometrics)(2010)等；恩德斯(W.Enders)著的《应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Applied Econometric Time Series)(2006)；莫瑞(M.P.Murray)著的《现代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A Modern Introduction)(2009)；施图德蒙德(A.H.Studenmund)著的《应用计量经济学》(Using Econometrics：A Practical Guide)(2011)；斯托克与沃森(J.H.Stock & M.W.Watson)著的《计量经济学》(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2012)，勒沙杰和佩斯(J.LeSage & R.K.Pace)著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2014)等。 
　　另一些有代表性的译著有：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R.S.Pindyck & D.L.Rubinfeld)著的《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Econometric Models and Economic Forecasts)(1999)；约翰斯顿和迪纳尔多(J.Johnston & J.DiNardo)著的《计量经济学方法》(Econometric Methods)(2002)；因特里格特、博德金、萧政(M.D.Intriligator，G.G.Bodkin & C.Hsiao)著的《经济计量模型、技术与应用》(Econometric Models，Techniques，and Applications)(2004)；泽尔纳(A.Zellner)著的《计量经济学贝叶斯推断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Bayesian Inference in Econometrics)(2005)；布鲁克斯(C.Brooks)等著的《金融计量经济学导论》(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for Finance)(2005)；格林(W.H.Greene)著的《计量经济分析》(Econometric Analysis)(1998，2007，2011)；阿雷拉诺(M.Arellano)等著的《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Panel Data Econometrics)(2008)；伍德里奇(J.M.Wooldridge)著的《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A Modern Approach)(2009)，等等。 
　　这些译著将国外的经典计量理论方法引入中国，如数据缺失非随机样本问题，概率模型设计问题，跨时横截面的混合数据方法，高深的综列数据方法，非线性经济模型，协整检验，无限分布滞后模型，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概率分布特征，谬误回归，Probit模型，Tobit模型，时间序列的动态设定问题，联立方程系统识别问题，分类选择模型问题，经济计量模型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问题，贝叶斯推断问题等，推动了高深经济计量理论方法在中国的传播。 
　　随后面世过一些专著，有影响的如张守一著的《数量经济学概论》(1985)，王耀东、张德远、张海雄编著的《时间序列分析》(1996)，张晓峒著的《计量经济分析》(修订版)(2000)，童恒庆著的《理论计量经济学》(2005)，白仲林著的《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2008)，杨继生著的《非平稳综列数据分析》(2010)，洪永淼著的《高级计量经济学》(2011)，等等。也有以数量经济学名称出现的，由魏权龄、刘起运、胡显佑等编著的《数量经济学》(1998)，李雪松主编的《数量经济学研究及其应用》(2012)等。有关数量经济学的著作大多是就经济计量学中的某个或某几个重要问题展开的研究，如面板数据的模型构建，时间序列的模型识别，非线性时间序列建模，季节时序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传递函数模型，工具变量回归分析，矩估计方法，生产函数及其经济分析方法等，体现出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反映了特定时期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的学术水平。 
　　此外，也有一些关于投入产出、数理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如陈锡康、李秉全编著的《投入产出技术》(1983)，钟契夫著的《投入产出分析》(1987)，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办公室著的《中国式投入产出总表的若干编制技术问题》(1988)，郑记芬著的《冶金企业投入产出》(1995)，何其祥著的《投入产出分析》(1999)，廖明球著的《经济、资源、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研究》(2005)，刘起运、陈璋、苏汝劼编著的《投入产出分析》；陆民仁著的《数理经济学》(1981)，蔡常丰编著的《数理经济学导论》(1992)，杨辉耀编著的《微观数理经济学》(1995)，蒋志著的《数理经济学及其应用》(2004)，邵宜航编著的《数理经济学精要》(2007)，李勇编著的《数理经济学》(2013)，等等。 

　　(二)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学术论文 
　　数量经济学模型和计量方法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没有数据也就无所谓模型和计量方法。经济学的数据分为三种：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平行数据)，此外还有通过专门统计调查获取的数据，如计数数据、选择性样本数据等。依托这几类数据，形成了经典的经济计量模型和方法，主要是回归模型建模方法、参数求解方法以及各种检验方法等。 
　　在经济计量学传入中国的早期，纯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面世的计量方法类成果主要是关于模型的设计、识别、检验等。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陈玉祥、袁立(1984)对经济计量模型参数估计等问题的研究；任若恩(1985)对模型中时间滞后现象分析方法的研究；黄树颜(1986)对计量经济模型中完全多重共线性检查方法与补救方法的研究；彭照平(1986)对系统动态学概念和系统动态学折旧模型的研究；朱乐尧(1986)对数理经济学形成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李慧芬(1986)对经济计量模型残差分析方法的研究；姜近勇(1987)对变参数经济计量模型设计问题的研究；贾振山等(1988)对生态经济投入产出新技术问题的研究；汪同三(1990)对几种形式的中国部门生产函数齐次性检验问题的研究；苟玉玺(1991)对完备联立方程模型过渡识别问题的研究；龚飞鸿等(1991)对投入产出表转移矩阵的数学调整法的研究；张保法(1991)对联立方程模型识别问题的研究；张后启(1992)对宏观经济系统调控模型的研究；苑凤岐(1994)对数理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黄韬、易宪容(1995)对博弈论理论的发展历史和成就进行的评析。受学者知识结构和学历背景的影响，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带有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色彩，如关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系统分析原理等，不完全属于纯西方经济计量理论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成果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如郭其阳(1991)提出了一种解决多重共线性的方法；姜旭平(1993)讨论了一种处理变权系数的组合预测模型算法；李善同(1995)设计了中国宏观经济多部门动态模型(MUDA)；殷勇(1996)设计了稳定分布假设及投资组合模型；郑超愚(2002)设计了需求管理定向的小型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韩冬梅、高铁梅(2000)讨论了基于结构时间序列模型的季节调整方法；夏龙梅、王文举(2002)讨论了保险价格比较静态博弈问题；凌士勤、杨波、袁开洪、凌云(2005)根据高频数据的分类信息混合分布设计了GARCH模型；黎实、彭作祥、庞皓(2005)研究了金融时序数据建模的模型设定问题；夏南新(2005)对单位根的DF、ADF检验与PP检验做了比较研究；孙静娟(2005)对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核算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改进；张晓峒、攸频(2006)讨论了DF检验式中漂移项和趋势项的t统计量；杨继生、王少平、艾春荣(2006)对工具变量法综列单位根检验的有偏性进行了修正性研究；杨继生(2007)提出了基于PVECM的综列协整检验临界值的计算方法；张建华、涂涛涛(2007)研究了结构突变时间序列单位根的“伪检验”问题；史秀红(2008)提出了一种指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的检验方法；赵梦楠、周德群(2008)研究了面板单位根Hadri检验的有偏性和修正问题；欧阳志刚(2009)研究了非线性误差校正模型中的阈值协整检验。所有这些成果都是典型的经济计量方法论。 
　　2010年以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向复杂模型、模型的稳健性以及半参数估计方面延伸，成果的技术含量进一步加大。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张进峰、方颖(2011)对空间误差模型稳健检验的研究；张征宇(2011)对带未知异方差与半线性结构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的研究；赵春艳(2012)对平滑转化自回归模型的平稳性问题研究；李鲲鹏、文益俊(2012)对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的EM和MCMC算法的研究；张阳、张晓峒、攸频(2013)对含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的虚假单位根的研究；靳庭良(2013)对单整变量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程序的研究；陶长琪、杨海文(2014)对带未知异方差广义空间模型有效估计问题的研究；张荷观(2015)对存在自相关时自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问题的研究；丁飞鹏(2015)对部分线性单指数动态面板模型的惩罚二次推断函数估计的研究；龙志和、李文丽、陈青青(2015)对固定效应模型空间相关性Bootstrap LM-error检验的研究；白仲林、汪玲玲(2016)对一种估计DSGE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代表了当下中国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的方向和水平。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以经济计量原理为主，体现为模型参数估计问题的讨论以及模型各种检验方法的改进等，但发现或创立全新模型的成果不多。 

　　三、应用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反映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另一条主线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时期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方法由浅到深，问题由简单到复杂。 
　　第一，数量分析的应用研究体现出典型的时代印记，涉及经济现象的方方面面。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计量学的原理方法引入中国后，一些学者在进行理论方法教学研究的同时，也尝试用计量方法分析解决中国当时的经济问题。当时研究的领域多是按行业分类，如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品流通部门的问题等；研究层面有宏观问题，也有中观、微观问题；研究的问题更是林林总总，如投入产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应用，技术经济问题咨询业务，消费品的收入结构与弹性，经济效益的测度与分析，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定量分析，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与最优生产计划，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测度，钢板消费量和工业储量探讨，煤化工业品结构及优化，粮食问题技术经济分析，土地承包量的计算，电力系统经济运行，农贸商品物流管理，货币流通量预测，社会主义价格问题等。更微观的一些经济问题如工业经济效果综合评价，纺织行业规划，化肥工业的技术经济政策，县级投入产出模型应用，森林生态效能评价，农用烘干设备综合利用，交通运输业投资效果，长江运输问题，大型水利枢纽区域规划研究等。代表性的成果如：戴定一(1986)关于我国工业宏观经济效益的数量分析；施礼河(1986)对我国农业技术结构生产函数的分析；郝梅瑞(1986)关于流程式生产企业总体废品率的计算分析与应用；徐剑华(1990)关于我国水运、铁路、公路的运输生产率比较研究；魏新等(1990)关于教育对我国大型联合企业“无形的劳动投入”及生产影响的定量分析；牟广丰(1985)关于我国能源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杜昌祚(1985)对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计量模型与两大部类平衡的分析；苑凤岐、王长胜、王力(1985)对北京市文百工业公司生产函数的设计及其应用；何桂庭、朱希刚(1984)对杂交水稻经济效果问题的探讨；邓寿鹏(1984)对发展我国核能的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金锡万(1987)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的定量分析；沈利生(1987)对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时滞的估算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又出现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如经济全球化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公有制企业盈利分配问题，高技术产业竞争问题，传统产业改造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外债规模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私有企业问题，物价问题，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与基础设施问题，技术创新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三峡工程问题等。于是，这段时期此类的应用性成果应运而生。如施礼河(1986)对我国农业技术结构生产函数的分析；刘国光(1992)对兴建三峡工程可行性的研究；胡斌(1992)对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趋向性及实效评析；王直(1993)关于定量配给制度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兰发钦(1993)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债适度规模的定量研究；李京文(1995)对我国的能源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1995)关于环渤海经济圈问题的研究；丁长胜(1996)关于城市公有制企业的经营危机和出路问题的探究；周星(2000)对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优劣势及其对策分析；王建平(2000)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产业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阮海涛(2005)关于行政主导性投资和经济增长点的研究；郭明星、刘金全、刘志刚(2005)关于我国货币供给增长率与国内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检验等。 
　　第二，计量理论与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体现出较强学术性。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后，经济计量学作为高等学校经管类专业核心课程的地位得到确立，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问题日趋复杂，政府、社会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转型，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与资本积累，循环经济，潜在经济增长率，产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产业集群，制造业出口技术，高技术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贫困化增长陷阱，工业贸易结构，金融风险预警，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货币政策，汇率利率，服务贸易出口贡献，农业多样化，企业创新，人力资本投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电子商务，电子货币，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碳税与碳排放，能源安全与能源投资效率，高额外汇储备，企业年金流转税改革，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等。这些问题是这段时期数量经济学应用性研究的主要选题，西方经济计量学中的一些新兴模型，如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RCH模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模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单位根检验方法等大量出现在应用性研究成果中。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有，杨洪焦、孙林岩、高杰(2008)关于中国制造业聚集度的演进态势及其特征的分析；胡永远、易先忠(2008)关于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检验；穆月英、小池淳司(2009)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SCGE模型构建及模拟分析；韩国高、陈喻、高铁梅(2011)关于中、美、日实际均衡汇率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毛中根、洪涛(2011)关于中国公共支出增长效应测度及分解分析；李娜、王飞(2012)用DPG方法对中国主导产业演变及其原因的研究；阮海涛(2005)关于行政主导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李宾(2013)对全球最优碳税的一个定量估算；李小明(2013)对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的福利成本的分析；吕延方、王冬(2013)对我国承接外包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动态关联性分析；魏洁云、江可申、李雪东(2014)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关联测度分析；娄峰(2014)关于碳税征收对我国宏观经济及碳减排影响的模拟研究；汪丽萍(2015)关于我国企业年金税惠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精算评估；周五七(2016)关于能源价格、效率增进及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能源强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等。 
　　如上的研究成果无一没有使用经济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学术味更浓，学术价值更明显，这表明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应用性研究正向科学化、精细化方向不断推进发展。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也大多以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某些原理作为研究分析的理论基础，较多地引用了西方经济学术语，如消费倾向、流动性、流动性偏好、乘数、预期收益、资本的边际效率等，这也显示出中国数量经济学研究正向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靠拢。吴远仁、沈利生(2015)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与可视化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展现了我国数量经济学2000年以来的科研发展历程，发现经济增长、博弈论、面板数据、指标体系、供应链、谱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因素和全要素生产率是近15年出现的高频热点词，中国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7大领域，即数量经济学基础理论、国民经济、生产率、经济计量学方法、数据挖掘、数量经济学的信息化、博弈论、数量经济评价与预测等。这一结论与本文的研究基本一致。 

　未完，请看《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二）》

作者简介：

李金华，经济学博士，南加州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等6项。出版专著4部，参编著作、主编教材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统计研究》《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国外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Applied Statistics，《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中国社科院要报》等期刊或报刊独立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和要报文章200余篇；6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30余篇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主持的科研成果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九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对策研究成果三等奖、一等奖、特等奖，第四届全国统计科技进步三等奖，第十届全国统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期刊第15届优秀论文一等奖；2017年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频率转载来源作者名单；指导的博士生论文曾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