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计量大家，仅供参考
【人物名片】
萧政教授长期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为世界面板数据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其《面板数据分析》一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随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统计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任教。萧政教授现为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任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工作，是世界经济计量学会院士（Fellow of Econometrics Society），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萧政教授还在包括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在内的亚洲、美洲、欧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等重要职务。
生活中，我最钟爱历史与旅行
用餐时的寒暄足以看出萧政教授的广阔视野，这其中包括他颇具积淀的历史观和收获足迹的世界观；他爱历史，也钟情旅行。在美国，他不仅关注时事风云变幻，更会利用空暇时间锁定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剧作。明清建筑、孙子兵法，唐诗宋词、引经据典……这位华裔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五千年浩瀚文化信手拈来，丝毫不具生涩。他笑说，历史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政策的当政者“以史为鉴”，更能教会我们塑造一个完整的思维观，全面而综合地去看待一个人和事，他举例国内的“霍元甲电影风波”陈释道，纵使霍元甲是一个盖世英雄，难免也有人生七情，《霍元甲》并非历史剧，只是说明没有“天纵圣明”这一套虚假的阿谀之词、来更加全面地去看待这位传奇人物的成长，霍氏家族大可不必动怒，毕竟人无完人。记者不禁联想，或许正是这种全面的思维观点，悄悄地为萧教授的学术之路烙下深深的铺垫。
除了历史，萧政教授足迹遍及的国家和地区不胜枚举，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周游世界时，他领悟各地文化，交流各项学术，感慨时代的万般变迁。显然，他对中国大陆的飞速发展是吃惊的，他说，二十年前他在中国时，绝对不可能想象到这块故乡热土二十年后是这般繁荣景象，直至今天，他促进中美双方学术交流的兴致也因此与日俱增。从萧教授的旅行经历中，至少可以看出他的两个特点：其一便是善良的热忱，他在法国巴黎时好心帮人拣钱却不料遇到行窃团伙设计，将他的钱包连同护照一起卷走。其二便是健康的作息，他说他喜欢四处旅行，却害怕因此打乱他正常的作息规律——在美国教书时，他坚持早睡早起，凌晨四五点起床，游泳锻炼身体。
求学中，我用功而好问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之路，萧教授感慨最深的就是自己的用功。他说，聪明并不能决定一切，治学最切忌自负，用功应该摆在首位。在中学时，萧教授说他的数学只是普通，不过他运气好，遇到了班上很多的高手都愿意帮助他；大学也是如此，他读的是经济，因此，常常向读理工类的同学请教数学。他进一步引申出同学间彼此切磋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他和几个同学组了一个study group，对于教授分发的深奥的paper，他们就是在讨论中进行逐一的理解。
有一回考试，教授出了一道平日的难题，全班就两个人解答出来，一个是日本人，一个就是他，而他正是从这个日本人那学来的。言语至此，他也不禁感慨这种同学间非常无私的学术帮助在日益的价值观演变中逐步消逝。因为，他觉得同学间的询问与讨论至少可以有两个好处，解决了学生询问老师的尴尬，同时也树立了彼此相互鼓励学习的恒心。
同时，他也不由自主地想提醒现在的学生，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萧教授引用了“和氏璧”的故事，来指出一个人不仅要有内才，更要有充分表达的言语能力。
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
萧教授对于今日骄人的学术成就，丝毫没有任何的满足与骄傲。他引用国内知名数学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说道，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一心想要成名；同时，他也提及这个观点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志气问题。他回忆从1979年开始的日子，他每天都在不忘提醒自己：拼命下功夫，潜心做学问，直至今日，让曾经一度瞧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他继续补充“发表论文”的问题，他说，正确看待自己的心血被编辑退稿（Reject）是极其重要的。其实，没有一个编辑不是审慎的，在他的退稿Reply中，我们应当戒除气馁，积极地从中发现到一些新的问题，不断进行修改直至发表，用恒心来向编辑证明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这是相当值得提倡的。
当然，在采访结束时，萧教授也向我们透露了他最近的学术状况，除了继续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研究外，他也不断地致力于政府政策影响效果的计量分析中。他说，计量经济学这个工具不仅是用来做预测，有别于统计工具，它在政策分析时的作用更应该得到利用。计量经济学为社会人文科学开启了“Counter facture的假设之门”，如利用计量假设，来研究“改革开放与否对经济作用的落差”这个议题。因此，计量经济学无疑是在未来经济热门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有效工具。
【人物名片】
Whitney Newey教授，本科就读于美国杨伯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主修经济学 ；其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继续深造，并于198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Newey教授于1983－2000年间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其后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并执教至今，现任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Jane Berkowitz Carlton and Dennis William Carlton Professor at MIT）。Newey教授目前还同时担任国际顶尖学术杂志Econometrica联合主编的职务,研究专注于理论经济学领域，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一般矩估计（GMM）和广义经验似然检验（GEL）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术生涯】
面对如此成功的计量经济学家，人们自然很好奇，是什么因素促使Newey教授在本科阶段就坚定地选择了当时并不十分热门的经济学专业呢？原来这是Newey教授父亲的建议。他希望儿子能和自己一样，能先在本科阶段进行严格的经济学训炼，从而为研究生阶段转向商科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并为毕业后投入实业界积累知识“资本”。可是，随着课程的逐步展开，从微观到宏观再到计量经济学，Newey教授对经济学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最终决定将经济学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事业 。同时，Newey教授亦回顾了在其学习、研究的各个阶段曾给予他巨大影响的各位导师和同学及同事。例如，Newey教授就曾经受到“Hausman Specification Test”的启发，开始着手研究条件矩检验（conditional moment test）的相关问题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果。
【工作经验】
当谈及如何能在长期研究工作中如何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时，Newey教授严肃地告诫我们，学术研究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的工作，任何形式的间断，特别是较长时间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疏离，将很有可能导致研究工作的无以为继。他以自身的经验指出，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犹豫，他亦会希望能在其他领域发掘自身的可能性。不过，Newey教授同时坚定地认为，计量经济学作为基础学科，对于人们理解世界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并相信哪怕是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的最细微的贡献，都会有机会落实到经济实践中，因而他从未有放弃过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至于如何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中取得平衡，Newey教授认为首先要着重于教学材料的不断丰富，这既有利于教授自身知识结构的更新，也有利于学生尽早接触经济学科的前沿动态；其次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有机结合也相当重要，对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往往会成为教学中新材料新观点的来源。同时，Newey教授亦有提及其研究之余所从事的社区服务。他认为宗教信仰，从不同于经济学的角度，给他的工作、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基本的平衡。
【会议印象】
访谈中，Newey教授对本届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国际会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应首先着重于宣读论文的质量，像国际经济学年会等顶尖国际会议的吸引力，就是根源于其学术委员会对与会论文的严格把关。其次，相当分量特约专家学者的出席亦相当重要，他们甚至可以作为会议质量的“信誉保证”，因为他们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会议宣读论文的高质量；再者，学术会议必须为与会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通过对相互甚至是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了解，促进相互间的讨论和合作。本次面板数据经济学国际会议无疑是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的，它不仅邀请到了国际顶尖的计量经济学者，更为一系列技术上相当出色的计量经济学论文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同时亦对加强计量经济学者在面板数据领域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寄语学生】
因为就其所了解，麻省理工学院对研究生及博士阶段的课程设计十分关注，除每年都会对其作出评估外，更会根据学术发展趋势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Newey教授十分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了其学院新实行的“Research Lunch”制度。通过对午餐时间的利用，研究生们得到了一个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并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与教授同学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这项制度甚至促使其学院开始考虑要求博士研究生在第三年提交第一篇论文的可行性，以鼓励研究生更早投入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中。
提到对青年学者的期许和建议，Newey教授幽默地说以当年他的资质和准备，恐怕早就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学训练的要求了。无疑，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对于研究人员的学术能力，特别是对数学技能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如Newey教授所说，5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新生未必都能对数学分析有十分透彻的理解，而现今，数学分析能力已经是其研究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Newey教授仍坚持将勤奋和投入作为考量学生学术前景的首要标准。他认为，只要有兴趣，肯努力，相应的研究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但如果缺乏兴趣或态度懒散，再聪明，恐怕都没有成功的可能。
【人物名片】
Halbert White教授于1972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并于1976年在麻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在罗切斯特大学任教，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特聘经济学教授。White教授擅长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和金融市场。White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自 1980年至今都被全世界学者广泛引用的“White标准差”和“White检验”。到目前为止，他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章。同时，他还编辑和撰写了很多有名的书籍，如《Asymptotic Theory for Econometricians》, 《Estimation, Inference, and Specification Analysis》, 《New Perspectives in Econometric Theory》 等。White教授是计量经济学协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以及金融计量协会理事会的创立者之一。他曾经是世界顶尖计量经济学杂《Econometrica》，《Journal of Econometrics》的副主编，也是《Econometric Theory》的联合主编。White教授的生平已于1995年被列入著名书刊《Who’s Who in the World》。
【学生学者-----漫漫求索】
在普林斯顿大学，White教授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他作为学生代表致告别辞。当年，他不仅获得经济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同时还获得了奖励优秀毕业论文的Wolf Balleison奖。然而，这位来至全世界最顶尖大学的“三好”学生，在谈到自己年轻求学时，也承认遇到了很多困难。在这些经历中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他曾经多次尝试去学习线性代数。他说到在普林斯顿的第一堂高等数学课，他几乎完全不懂。对于他来说，要通过这门课程非常困难。在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他仅仅是刚好通过这门课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也没有放弃学习数学。他告诉我们，实际上，在他上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时候他又把高等数学重新学习了一遍，因为他发现线性代数是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基础。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计量经济学基础仍然不够，所以又把所有的材料重新学习了一遍，这一次，White教授和著名的博弈论专家James Friedman教授、一般均衡理论专家Larry Benveniste教授组成学习小组。他们一起研读White教授最喜欢的一本书籍：Bartle撰写的 《The Elements of Integration》 。每周他们三人会轮流讲解一章节的内容，并一起讨论书中的问题。White教授谈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才真正深刻地理解到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大数定理，中心极限定理等。
很幸运的是，在White教授的求学生涯中，他遇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教授作为他的导师组成员，比如著名增长理论模型的提出者Robert Solow教授以及著名的Robert Hall教授和Lester Thurow教授等。出于兴趣相投，他选择了Jerry A. Hausman教授作为他的论文主导。Jerry Hausman教授当时只比他大几岁，和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同时，教授也很乐意接受White作为他的学生，指导他完成了毕业论文，同时还帮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当White教授自己成为导师的时候，他拥有一套自己选择学生的方法。他谈到，首先他会在他的课堂上关注学生的出席和表现，然后会给那些对计量经学有着浓厚兴趣和有着端正学习态度的学生一些暗示，最后，如果这些学生也想选他，他就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些学生作为他的弟子。White教授说自己很幸运，能够遇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比如陈晓红教授、洪永淼教授。洪永淼优异的数学思维能力给White教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讲到这里，White教授不禁笑谈到：“他（洪永淼教授，笔者注）可能从来都不知道我给他的题目有多难，他只知道我需要得到问题的答案，然而他也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每次都给我带来完整的也是最好的解答。”他说其实这个情形和当时数学家Hilbert在不了解老师要求的情形下，竟然解决了近12多个当时还未能够有人解决的开放性数学问题的故事非常相似。
【计量大师-----上帝安排】
在White教授的学习生涯里，最早他主要专注于劳动经济学的学习。在本科的时候，他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利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收入分配，这个方法和Jack Amundsen教授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经济学著作中所用的方法类似。在他的论文中，他试图寻找到解决贫困的办法，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但是他认为这是做研究的起步。
在读博期间，他对劳动经济学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继续研究工资的决定。这时他开始质疑工资与学习、工作经历的相关性方程，他在思考否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式真的能够体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正是这个问题使得他开始思考模型设定。“假设我们用标准的方法，比如最小二乘法，但是等式本身却是错误，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孕育了他的第一篇论文《Using Least Squares to Approximate Unknown Regression Functions》。这篇论文于1980年发表在《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IER）》杂志上。
在阅读大量文献之后，他认为在最小二乘法中使用泰勒规则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他尝试从统计的角度来思考当时计量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尽管最小二乘法不像泰勒展开那样能给出很好的点估计，但是她是最好的整体估计方法。通过研究最小二乘法的本质，他发现了新的论题，那就是即使存在设定错误，标准差的公式也有可能是对的。这也是同一年发表于《Econometrica》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献《Heteroskedasticity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or and a Direct Test for Heteroskedasticity》的第一步。White教授坦率地告诉我们，他是个幸运的意外受益者，只是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告诉了大家恰当信息。因为其他一些教授在早他数月之前也发现了这个公式，但是不如他的这篇文章被引用得多。从这件事中，他也得到了一个启示，那就是以什么方式表达和要表达的东西一样重要。当然这也需要费很大的劲儿去了解你的观众，需要在他们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来引导他们，增进他们的知识，但是不要超出太多，否则他们将会迷失方向。
很遗憾的是，White教授博士毕业论文中章节也都没有被发表。但是他明白不能因此而泄气，而该继续努力，等待时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White教授都有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如果在毕业后的5年之内没有发表足够优秀文章的话，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份教职。直至1980年那篇非常著名的论文发表，White教授才松了一口气，同时，他也对自己的工作更有信心了。他开玩笑似地补充说到，自己不能成为一名劳动经济学家的暗示是源于另外一篇发表在《Econometrica》上的关于异方差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编辑告诉他最好删掉关于劳动经济学的例子。此后，White教授便专注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写了一篇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的文章《Consequences and Detection of Misspecified Nonlinear Regression Models》，于1981年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一年以后，第二篇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文章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Misspecified Models》也发表于《Econometrica》 。这些文章的发表奠定了White教授成功的基础。
【永不言弃-----成就巨人】
当问到是什么因素使得他如此成功的时候，White教授想了想，很谦虚的谈到：勤奋和永不言弃的执着。成功的人总是不断地努力。尽管White教授没有实现最初的梦想成为劳动经济学家，但是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追求，他坚信在停止努力尝试的最后一秒之前，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等待机会是一种美，机会永远会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White教授还特别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儿中获取灵感。又是在他本科时候的一堂高等数学课上，一个学生举手起来问问题，但是老师却说自己是来讲课不是来回答问题的。当然，这在学校里是很常见的情况。不过此刻，White教授就在想如果他可以回答那个问题，那么他就基本听懂了这整堂课程的内容。也正是因此他意识到教学的本质也就是回答问题。在他的眼里，并没有所谓的不好的问题或者愚蠢的问题，唯一不好的问题就是你不问问题。除此之外，White教授谈到，他从洪永淼教授那里也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很难，你会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定还可以得出答案，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难，说不定你就半途而废了。
White教授也有过和其他的一些著名学者类似的情况，那就是在梦里或者洗澡的时候思考问题的经历。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他非常有趣的经历：曾经大概一周的时间，他不分昼夜地证明一个理论。尽管他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从中间到最终结果却没办法衔接上。他还清晰地记得有天早上他五点钟醒来，在梦里他推导出了从倒数第一步到最后一步的过程。可是证明还是没有完成，所以他又接着睡觉，一个小时之后，他又醒了，在这次睡梦中的一个小时，他又推导出了倒数第二步。但是从目前他所证明出来的位置到倒数第二步仍然还有很大的距离，于是他又一次进入梦乡。又是大约一小时，他突然想起了Goldberger写的一本书，于是起身就匆忙的跑到他工作的地方，查阅那本书。从书上他知道了自己的证明思路是对的，但是当他发现相应的证明大概还有两三页纸那么多时，他幽默地说：“还好找到了这本书，要不然一整天都要睡觉了”。从他有趣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首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在我们睡觉或休息的时候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帮助我们攻破难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感觉就好像上帝给你的指示，让人觉得非常好。
【爱与艺术-----至善人生】
White教授告诉我们，在他发表了自己早期撰写的一些计量经济学领域有影响的论文之后，他接到了很多著名大学给的任教机会。其中包括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最后他选择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问及为什么选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时候，他笑答道：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喜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术环境，在他周围有志同道合的同事，如2003年诺贝尔奖得主：Robert Engle、Clive Granger教授等。当然，他也非常喜欢加州的气候。
或许没有人知道，White教授在音乐上也有着极高的造诣。White教授从八岁就开始练习降B调小号，到现在还技艺娴熟。White教授告诉我们，他常常在摇滚乐队、军乐队里表演，有时还参加交响乐团演奏，但他最喜欢和爵士乐队合作。White夫人告诉我们，在他们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以祝贺著名教授David Hendry爵士成就为名的会议时，游览轮船上正好有一个爵士乐队，White教授一时兴起，从乐队里借用了降B调小号给大家作了精彩演奏。刚开始乐队的人由于不认识White教授，告诉他说只能演奏一首，结果等White教授演奏完一首之后，所以在场的观众都欢呼，要求再演奏一首，就这样White教授一下子就演奏了好多首。很遗憾，这次White教授的到来，我们没有能够看到现场版的演奏，期待White教授下次访问WISE的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现场版的演奏。White教授告诉我们说，在他的生活中，很多时候，音乐是对他学术研究的一个平衡。
White夫人，Teresa女士，是一位美丽迷人的油画艺术家，有着金黄色头发和棕色眼睛。她谈到，她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大概是受她母亲的影响，因为她母亲也很喜欢画画，只是她画画的风格和她母亲不一样。每当看到美丽的风景，她就会很激动，很留恋，总希望能够把他画下来。有时候因为在驾驶，不方便久久地看，她就会先把风景拍下来，然后回家再画。White夫人谈到她和White教授有着太多的相似，他们都喜欢猫，他们两个一起做瑜伽，他们会把家庭看得很重，他们携手每周去看望父母，他们用Skype和远方的孩子联系着，关注着孩子的每一步事业的发展和成长……他们俩互相扶持互相理解，记得在去鼓浪屿的路上，White教授突然觉得胃不舒服，White夫人也因此放弃了自己期待已久的鼓浪屿之行，选择陪同White教授一起回酒店。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White夫妇一直是手牵着手，他们会有很多的眼神交流，他们的眼神里面充满着柔情和对对方无限的爱。
【人物名片】
Anil K. Bera，印度人，著名计量经济学家，统计量Jacque-Bera检验量的提出者，1982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3年起在美国UIUC任教至今，是Econometric Reviews，Abstracts of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和JBES的编委。研究领域包括非线性时间序列、波动模型、模型设定检验、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方面。
幼时经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Anil K. Bera就是那个在邹至庄教授有关中国问题的讲座上用英文提问的外国教授，一跟他聊起来，你就会发现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了解，他可以写出”Power comes from the barrel of the gun”这样豪情万丈的革命语言，还可以写出”Every journey, no matter how long, starts with a single step”这样凝聚着中国古人智慧的富有哲理的传统谚语，教授还能精确地画出中国地图，并且对“同志”一词倍感亲切……这不是简单的来过几次中国，带过几个中国学生就能达到的高度，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家庭背景和小时候的特殊经历。
Bera教授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父亲H.P.Bera博士是印度共产党保守派的领袖之一，以至于在1962年左右中印关系不太好的时候，由于印度共产党受到国内势力的排挤，他父亲还一度成为地下共产党员。而Bera早在14岁上高中时，看到印度共产党的激进派劫富济贫，被其所鼓舞和感染，就为印度共产党的激进派服务了：他学习当时中国的红卫兵，白天在家背诵毛主席的英文版红宝书，晚上拎着油漆桶走街串巷，在墙上写”Chinese chairman is our chairman”, 然后画一个毛主席头像，或者写”Power comes from the barrel of the gun”, 然后画上一杆枪……就这样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高中毕业生入大学后，印度共产党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杀害，他才停止了“革命活动”，转而做学术研究。虽然停止了“革命活动”，他对我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是很关注，至今还在为去了天安门广场而没有瞻仰到毛主席而感到遗憾；甚至现在与笔者聊天，他依然能够向你推荐美国最近又出了什么研究毛主席的新书目。
求学经历
进入大学后，Bera教授就读的专业是数理统计，这个专业有一半时间在学习统计学，四分之一时间学习数学，四分之一时间学习物理，后来他发现自己对经济学更有兴趣，于是在研究生时就选择了计量经济学专业，可是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他经常为他的印度老师们关于经济学的辩论而感到困惑，因此他决定出国寻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最后终于在Pravin Trivedi教授的鼓励下，他来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他如饥似渴的学习计量经济学，并且结识了很多同学和老师，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成为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例如 著名计量经济学家Carlos Jarque 就是他的师兄，有一天他在跟Carlos Jarque教授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在OLS的三个经典假设中，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都有了检验方法，唯独正态性还没有办法检验，于是他们就回去专注于对正态性检验问题的思考，最后Bera教授凭借着本科时学习过一年的Pearson Family of Distributions, 推导出了现在计量经济学中检验正态分布与否的一个常用统计量Jacque-Bera统计量。
最后，他在著名计量经济学家Ray Byran教授和Adrian Pagan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有关线性渐进、非线性估计和模型设定检验的毕业论文，并于1982年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于1983年起在UIUC任教。
教学研究生涯
在UIUC任教后，Bera教授一共教过四个中国学生，他们都是教授引以为豪的。其中，现在在中国大名鼎鼎的易纲教授就是他刚到UIUC经济学系时的学生，而现在作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左小蕾博士，则是他在UIUC亲自带出来的学生。在UIUC他主讲研究生必修的计量经济学I、II以及选修课高级计量经济学I、II。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他体会到老师最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正所谓“授人以渔”。所以他上课从来不说“今天我来教你……”，而总是说“今天我们要讨论……”。他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互动的，学生可以与老师讨论，老师也应该向学生学习；老师应该点燃学生心中对知识的渴望之情。
谈到研究的领域，Bera教授说他最感兴趣、也是一直都在研究的领域是模型设定的检验。谈到此，他引用了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Bera说“正确的模型都是相似的，而不正确的模型各有各的错误。”此外，他还研究如何在模型设定错误的情况下进行检验，以及一些波动模型、非线性时间序列、熵等方面。其中他今后准备多下些功夫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面，因为他认为这个领域现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有很多应用没有被挖掘出来。
此外，作为一名在UIUC的印度教授，他还发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作为亚洲地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在1910年代也经常去UIUC访问，所以他前年还发表了一篇有关“泰戈尔在UIUC”的文章，并且负责组织UIUC的”泰戈尔节”。
给学生的建议
谈到对学生的建议，他说UIUC经济学系每年都会招3-4个中国学生，他给学生们的建议是：第一，一定要享受学习的过程。他说著名诗人泰戈尔说过“Learning must be a joy （学习一定得是一种享受）”，而老师正应该使学生的学习变成一种享受。如果学生认为学习不是一种享受，那么整个过程会非常痛苦。第二，他认为要打好基础，包括经济理论、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学生应该通过对于相关科目的学习，掌握好写毕业论文的工具。第三，学生应该学会自学，并且有胆量尝试并冒险实现自己的想法。因为到了博士阶段，导师不一定对你的领域非常熟悉，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更是一种紧密地互动关系；学生必须学会自学才能更好的完成毕业论文。
注: 原文由 @经济日记本 摘自厦门大学王亚楠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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