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Nobel经济学奖得主：巴格瓦蒂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闻名遐迩的国际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涉及贫困化增长、市场扭曲条件下的政策干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对逃税、走私及非法贸易的福利分析、智力外流、移民与税收政策的关系、自由贸易与环境标准及劳工标准、有效保护的一般均衡分析、开放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项目评估中的影子价格、贸易制度的效率分析、“就业阶梯”模型中教育与公平雇佣规则等诸多领域。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介巴格瓦蒂在上述领域内所做的理论贡献，而是围绕他被公认为在三个领域内的主要学术成就(即贫困化增长理论、扭曲条件下的政策干预理论以及直接非生产性寻利理论)做一述评。
早在1958年，当巴格瓦蒂还在剑桥大学读二年级本科生时，他偶尔翻阅埃奇沃斯(F.Y. Edgeworth)的早期著作，受到埃奇沃斯提出的“损害型增长”(indamnifying growth)概念的启发，提出了“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这一术语。他认为，在某些环境之下，尽管经济扩张增加了产出，但产出的增长却有可能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抵消扩张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并且使正在增长的经济中的实际收入减少。导致实际收入减少是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分别是：由经济扩张引起的进口品产出的增长，由价格变动引起的对进口消费的减少以及由价格变动带来的进口品产出的增长。正是这三种效应所产生的机制，反而造成处于增长中的国家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随后几年内，巴格瓦蒂暂时停止了对贫困化增长的研究，然而，H.G.约翰逊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却再度引起了巴格瓦蒂对这一领域的关注。约翰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存在：贫困化增长具有使社会福利降到低于增长前水平之下的含义；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受关税保护的进口竞争行业中，或者说，如果该行业中密集使用的要素在密集程度上进一步被强化，那么，贫困化增长现象就会在国际贸易中不拥有垄断支配力的弱国中出现。这就意味着，如果技术进步不是中性的话，那么，这种进步虽然提高了效率并增加了潜在的人均产出，但与此同时也使得资源朝着已发生了技术进步的行业转移。如果该行业是出口行业，则该行业就会出现追加收益；如果它是进口替代行业，则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将因为追加的保护成本过大而被抵消，最终使亏损超过人均潜在产出的增量而有余。
与此同理，某一要素供给的增加将扩大潜在的实际产出，但同样造成资源向密集性地使用该要素的行业转移。根据罗勃津斯基定理(the Rybczynski theorem)，如果该行业是受保护的行业，而且如果该行业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造成资源浪费，则资源的转移便具有进一步被浪费的含义，使得亏损超过人均潜在产出的增量而有余。约翰逊认为，他对增长造成收入下降可能性的分析与巴格瓦蒂对贫困化增长的分析有着很大的不同，巴格瓦蒂的文章讨论的是增长对贸易条件的负效应，而他的文章则与贸易保护有关。但巴格瓦蒂却不这样认为，他深受约翰逊的启发，很快意识到贫困化增长的根源在于市场扭曲。巴格瓦蒂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不仅对约翰逊的论文做了回应，而且在阐释贫困化增长和扭曲之间的关系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使之成为一般化的理论。
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推进包括：第一，从分析贫困化增长的特例中推导出扭曲导致贫困化增长的一般结论。他认为，他本人采用的是传统案例，在该案例中，由于扭曲发生在外国，使得来自增长的收益被来自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亏损所超过，也就是说，平均贸易条件与边际贸易条件之间出现了差距；在约翰逊分析的小国实行关税的案例中，扭曲是由政策所强加的，其结果是关税导致了次优状态(sub-optimality)。因为当国际贸易中不存在垄断支配力时，实行关税必然引起扭曲并造成福利亏损，使得因实行关税而带来的亏损在经济出现增长之后反倒进一步增大，最终造成贫困化增长。无论是在巴格瓦蒂还是在约翰逊的案例中，关键点在于，即便实行了最优政策，但是将增长后的状态同增长前相比就可以看到，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仍然会被实际收入的增量亏损所超过。
巴格瓦蒂还把分析的触角延伸到传统的两种要素、两种商品的贸易理论模型中，以考察扭曲造成工资差距的案例。他证明了这类扭曲引起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缩，并得出当存在着因工资差距而引起的扭曲时，贫困化仍然有可能发生的结论。正是通过上述推论，巴格瓦蒂得出了只要经济中存在扭曲，贫困化现象就会发生的一般性结论。第二，分析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情况下的贫困化增长。当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他国家的增长同时发生时，在假定其中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提供曲线不变，并且假定该国在增长前和增长后均实行最优关税的前提下，该国来自贸易的最初收益将会被贸易后的收益减少所超过，其原因在于国外发生的增长使外国的提供曲线发生移动，最终发生了贫困化增长现象。
这一可能性同样适用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既无垄断支配力又不存在国内扭曲的案例。在这类国家中，自由贸易显然是最优政策，但是，在外国提供曲线不变的前提下，该国来自贸易的收益将会下降，致使来自增长的最初收益被一扫而光；如果外国的提供曲线进一步恶化，则增长后的均衡将显示出贫困化特征。第三，从对贫困化增长的探讨中推出了重要的政策结论。鉴于贫困化增长的根源在于扭曲，他进一步将贫困化增长区分为同要素市场不完全相关的内生型扭曲和由外国引起的内生型扭曲两种类型。
前者表现为工资差距因扭曲而拉大，后者同贸易中存在垄断支配力有关，尽管拥有垄断支配力的国家在增长发生之前实行的是最优关税政策。他认为，通过取消政策强加的扭曲的方式(如在约翰逊的案例中取消关税)，或者采用旨在消除减少福利的扭曲效应的最优政策干预手段(如在巴格瓦蒂的原始案例中采用适当的最优关税，或者在涉及因扭曲造成的工资差距的案例中采用要素使用与税收兼补贴的政策并举)将有望从根本上消除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只有当存在着同偏离充分最优状态(full optimality)相关的亏损，而且只有当这类亏损在增长发生之后还在增加时，贫困化增长才会出现。
巴格瓦蒂有关扭曲条件下的政策干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本人及其合作者撰写的两篇著名的论文中。他在1963年同V. K. 拉玛斯瓦米联袂完成的《国内扭曲、关税及最优补贴理论》一文中，简明地将国内扭曲定义为“国内商品价格比率同与之相对应的边际替代率的偏离”。他认为，当存在国内扭曲时，有三个有关使用关税的问题需要加以区分：第一，关税政策是不是一定比自由贸易政策更为优越？第二，关税政策是不是一定比其他形式的贸易政策更为优越？第三，假如可以在所有的贸易政策工具的范围内做出选择，哪一种工具是最优的？在他看来，通过对最优解(an optimum solution)特征的分析，就能有效地做出回答。
那么，最优解有何特征呢？巴格瓦蒂写道，最优解的实现条件为FRT=DRT=DRS，其含义为外国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the foreign rate of transformation, FRT)等于国内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the domestic rate of transformation, DRT)，并且等于国内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the domestic rate of substitution, DRS)。如果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拥有垄断支配力，那么竞争性自由贸易解将会以DRS=DRT≠FRT为特征；若引入某种适当的关税，该国就能实现DRS=DRT=FRT；但若对进口品(或出口品)的国内生产给予补贴(或征税)只能使DRT与FRT相等，却会破坏DRS与DRT之间的均等。显然，对国内生产实行税收兼补贴的政策肯定要劣于最优关税政策。
在任何给定的以经验为根据的状态下，不可能设计出一种税收兼补贴的政策，使之能够实现一种解，这种解甚至比在自由贸易状态下才能达到的解更优。巴格瓦蒂还提到，在国内出现扭曲的案例中，自由贸易使得DRS=FRT≠DRT。此时，适当的关税可以使FRT同DRT相等，但却会破坏DRS同FRT之间的均等；因此，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税，即该关税所实现的解比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所达到的解更优。总之，对国内生产进行适当的税收兼补贴的政策，将会使政策决策者确保实现DRS=FRT=DRT，因此，该政策必然是最优解。由此反推，当国内出现扭曲时，采用关税政策无疑要劣于关税兼补贴的最优政策。
巴格瓦蒂从上述推论中得出了有关国内扭曲案例的三个命题：第一，关税不一定优于自由贸易；第二，关税不一定优于出口(或进口)补贴；第三，某种有可能实现最大化福利的政策同对国内生产采用税收兼补贴的做法有关。正如存在着针对在外国价格和FRT之间出现偏离的最优关税政策一样，同样存在着针对国内价格与DRT之间出现偏离的某种最优补贴(或者起同等作用的税收兼补贴措施)。至于这三个命题是否有政策上的可操作性，巴格瓦蒂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从纯经济的层面上来解答。要想完全满意地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包括政治学和心理学在内的多学科入手。
三、直接非生产性寻利理论
此外，巴格瓦蒂及其合作者进一步将DUP活动分为两个范畴。范畴一：政策引起的DUP活动或外生DUP活动。在这个范畴内，引起DUP活动的政策干预被看做外生的、不变的既定扭曲，而DUP活动又被看做在既定扭曲下引入的一种间接扭曲，并由此来分析DUP活动所带来的效应。这个范畴内的DUP活动是巴格瓦蒂等人分析的重点。
范畴二：影响政策的DUP活动或内生的DUP活动。在这个范畴内，巴格瓦蒂及其合作者构建了一个将政策内生化的一般均衡类型的“政治－经济”模型。他们认为，对于模型中“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的参数变化，必须求解出整个体系中的内生政策变化(即政治方面的效应)以及这类变化对该体系的最终福利的影响(即经济方面的效应)。
四、 简要评价
第一，由贫困化增长理论扩展到对扭曲的全面分析。巴格瓦蒂在阐述贫困化增长理论时，第一次将经济增长、贸易条件、福利效应三者放在一起进行全面考察，论述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反倒有可能造成福利恶化。他觉得，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贸易条件的恶化最终造成亏损将超过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好处。他的分析着重讨论了经济增长、贸易条件及福利效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注重论述福利何以恶化的条件。
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分析。贫困化增长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理论被认为给当时正在实行进口替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还对约翰逊和C.F. 迪亚斯—亚历简德罗等一大批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贸易理论家施加了影响，促使他们提出了在关税扭曲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或资本流入有可能导致福利恶化的命题。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贫困化增长理论促使他进入对市场扭曲问题的思考。他本人认为，这一点促使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哈根与哈伯勒有关自由贸易在一定条件下劣于封闭经济的命题。
第三，直接非生产性寻利理论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巴格瓦蒂将对DUP活动的分析与对其福利效应的分析乃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等多个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反映现实中各种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对实际效果的讨论提供了一幅更为广阔而清晰的画面。本文难以从各个相关学科的角度来讨论他创立的直接非生产性寻利理论的重要意义，而只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
我们认为，巴格瓦蒂的DUP理论对于推进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A.克鲁格原有的“寻租”分析的较为狭窄的空间，使之一般化地扩展到包括追求数量干预的DUP活动，追求价格干预的DUP活动，由数量干预引发的游说活动(即A.克鲁格意义上的“寻租”)，由价格干预引发的游说活动，避开数量干预的DUP活动，避开价格干预的DUP活动等领域；二是否认“寻租”理论在福利分析中一直认为“寻租”必然带来负福利效应的结论，指出当一种扭曲再加上另一种扭曲时，其结果不一定是福利的亏损，而可能是福利的改善；此外，DUP行为在短期内造成福利亏损，但最终不一定会导致真实资源的浪费；三是推进了对被称之为“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的“无谓亏损”(the deadweight loss)的度量。
巴格瓦蒂指出，在考虑贸易保护的成本时，不能限于只计算“无谓亏损”，还应加上DUP行为造成的损失，因此，其成本比用“哈伯格三角”计算出来的亏损还要大；四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巴格瓦蒂创立的DUP理论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这就是该理论同B. 巴拉萨、I.M.D. 利特尔、T. 西托夫斯基、M.F.G.斯科特等人所进行的关于保护的福利效应分析一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原文参见马颖、周剑麟：《评巴格瓦蒂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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