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本质, 影响, 治理模式及中国参与GVC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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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日，咱们引荐了“国际贸易研究中的数据有哪些？”，收到国际贸易领域学者广泛探讨。
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如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如HSears，Gap等)、领导厂商(如戴尔，耐克等)、交钥匙供应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全球价值链文献综述
管理学中的价值链理论，以及该理论中蕴含的“工序”、“附加值概念”为之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演绎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1985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Michael Porter在其著作《comparative advantage》中率先指出，从微观来看，每一个企业都是一种集合体，该集合涵盖了设计、生产、销售、配送以及辅助活动等，这些功能同相互关联的生产活动构成了一条能够创造价值的生产链，即企业的价值链。波特同时指出，当企业置身于外部环境中，则该企业就与产业中的供应商、其他制造商、产品分销商以及消费者之间相互关联，企业仅拥有内部价值链，还面临着一条外部价值链。因此，波特教授在解释企业面临的竞争时，重点突出企业必须认清自身内部价值链以及外部价值链，需要在内外价值链中获取竞争优势。
宾西法尼亚大学Bruce Kogut (1985)教授提出了用价值增值概念来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价值链是技术、劳动力、原材料投入等的有效组合，而一个企业的全球战略谋划过程，是价值链各功能环节的配置过程，企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价值链在哪个区段环节上显现优势。该理论不同于波特教授强调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是反映了价值链的垂直分工特征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同区位配置功能，这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尤为重要。
Krugman（1995）将价值链理论运用到企业生产过程的分割和空间布局分析中，探讨了企业将价值链各环节在全球进行空间布局的能力，突出了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两者关联性问题的研究。此后，Arndt and 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段化”（fragment）来描述过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就使得同一价值链条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生产网络被组织起来，这一跨界网络可以是一个企业内部完成的，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合作完成。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Garry Gereffi(1999)在管理学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商品链这一概念。Gereffi(1999)通过对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价值链活动进行研究，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生产活动更显现出网络化特征，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生产网络的主体，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生产相关企业紧密地联系到商品的全球生产链中。全球商品链中的基本单位是节点，任意一个节点包含着原材料投入、运营组织、市场营销等内容环节。虽然该理论是围绕着跨国公司的商品概念，但为之后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的提出提供了思路。
Gereffi(2001)在全球商品链基础上提出了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生产活动在全球空间范围内布局的方法，同时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深刻揭示了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动态特征。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当前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生产活动跨地域布局，价值链包含设计、生产、组装、营销、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环节，产品的国别属性越来越模糊，很难用产品的最后出口国来准确描述该产品的国别属性。但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利润程度各不相同，每条全球价值链上总是存在一些能够创造更高利润的战略环节(Kaplinsky, 200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2）也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做出了定义：这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该生产链涵盖商品生产与服务环节，这种连接区域生产、加工、销售、回收等环节的跨国性生产网络，可被解读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链。众多参与企业通过承担不同环节的功能，捕获各不相同的利润，并且通过与主供应商以及跨国公司的协调实现该链条的持续性运作。
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英国Sussex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根据Sussex大学，Smith A. , Rainnie, Dunford, Hardy and Hudson以及Sadler (2002) 的研究成果，全球价值链是一种产品从设计环节到最终报废整个生命周期中创造价值的全部活动组合。这种以产品为中心轴的跨国性生产组织活动，非常重视产品链上的增值环节，同时也很看重价值链中各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利益分配。
全球价值链的的研究内容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及影响
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划分，对于研究目前国内比较关注的全球产业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治理模式下产业空间转移进程和结果是显著不同的：模块型治理模式中，各厂商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非控制关系，厂商的市场适应能力较强，投资的专用性程度较低，具有很强的空间转移能力。
关系型治理模式中，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凭借信誉、相互信任而聚集，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同构性、空间临近性、家族和种族性等特征，由于单个经济行为主体规模较小，对市场需求的识别能力较弱，其市场适应能力的强弱是以空间集聚为前提的，相比之下，其空间转移能力较弱。领导型治理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众多中小厂商依附于几个大中型厂商，这些大中型厂商对中小型厂商具有很强的监督和控制力，这种依附关系的改变需要较高的变更成本。一般来说，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选择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
首先是交易的复杂程度，价值链中交易越复杂，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越强。采取的治理模式越倾向于网络型治理模式(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和等级制的治理模式。
其次是交易的标准性，反映的是价值链中信息和知识的可获得性，及其传递效率和交易费用。某些行业的价值链中，关于产品、生产过程等的复杂信息经过编辑标准化处理后便很容易在价值链中传递，如果供应商有能力接受并实施这些标准化的信息，并且这些标准在价值链中被广泛采纳，则采用模块型治理模式；否则，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将垄断这些信息，对其他企业实施垂直一体化的控制，采用的是等级制治理模式，或者采取外包战略，但对承包企业实行紧密地监控，采用的是领导型治理模式。
再次是供应商的竞争水平，接受和实施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传递的复杂信息，要求供应商具有较高的能力。如果供应商的能力较低，主导企业只能实行垂直管理，价值链采用的是等级制治理模式；或者外包，采用领导型治理模式。
不管怎样，尽管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世界经济关系不同模式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场经济机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首先，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其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层次。其次，每个国家的企业由于本身在本产业中的竞争能力差异也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等级。再次，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也是一国及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等级的重要因素。总之，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等级，而这种等级又影响了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初级探索
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对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一般都遵循从单个产业或产业集群到理论框架的归纳模式，因此早期的研究是从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开始的。
1990年，网络学家普维尔(Powell，1990)将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种：市场、网络和层级组织，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John Zysman等(1997)研究了亚洲跨国生产网络的类型和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是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东道国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和政府政策对生产网络的影响很小，因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大环境下，东道国很难控制外国投资的种类和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两个维度区分网络类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网络中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对比；开放性/封闭性，即网络外企业进入的难度。据此可将亚洲生产网络分为四类：
(一)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垂直封闭式网络
日本公司的海外机构一般受总部的高度控制以维护总部的权威和核心技术能力，因此其治理结构是层级型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以日企为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一般由领导企业率先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日本供应商跟进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的采购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进的日本供应商提供或从母国采购。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
供应商有较大的自主权，较高的市场灵活性，海外生产的附加价值较高。领导厂商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将生产外包，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
(三)以台湾省为代表的水平开放式网络
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和复杂，经常变更合作伙伴。厂商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力量对比不很悬殊。
(四)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
共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构成了网外企业的进入壁垒。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生产网络的封闭性问题很重要，这是因为与封闭型生产网络相比，开放型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更有利，例如，开放型的以美国企业为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推动效应更大。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就是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格里菲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并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购买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购买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exp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代理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
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制造先进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菲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驱动甚至购买者和生产者混合驱动的，而不是单头驱动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如PC产业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链分析法太过简单，没有抓住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已有的典型网络组织形式没有被包括进去。因此，这种商品链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较少采用。
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维尔与斯特恩等人生产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结合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技术能力与企业学习等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分析框架。他们首先归纳出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按照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市场，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然后通过企业间交易的复杂程度、用标准化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对交易的标准化能力)和供应商能力等三个变量来解释五种价值链治理方式(如表1)：
市场：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时，就会产生市场治理。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模块型：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 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关系型：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双方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领导型：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它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层级制：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到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此外，格里菲还研究了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将发生变化，价值链的治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车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标准化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转向市场治理；服装行业由于交易复杂程度的降低和供应商能力的增强由领导型发展为关系型；在美国电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垂直一体化)发展为模块型。
三个变量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提高相对降低了供应商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其次，创新和标准化是一对矛盾，创新会降低标准化能力；第三，供应商的能力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学习会提高企业能力，引入新供应商竞争、新技术革命和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变化都会影响供应商的相对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目前最严谨的一个，它涵盖了目前发现的多数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种治理模式的特点，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特征变量化，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理论中的治理模式仅限于领导厂商和较高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但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体；第二，模型中的前两个变量(交易的复杂性和交易的可标准化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实际上这两个变量都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但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这两个；第三，把三个变量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可能不够准确，比如模块型中交易的标准化能力高于领导型，但低于市场型；第四，文化禀赋、公司战略、政府政策和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对价值链的治理有重要的影响，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却没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没有说明价值链中各个链节(nodes)的区位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链节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中国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这是因为我国以加工贸易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路径，进口中间品经过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特征，决定了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要高于前向参与度。
从动态角度来看，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的演进轨迹大致相近，均呈现出“M”形态。
比较参与度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2000-2011年间，几乎所有制造业部门的前后向参与度都在提升，反映出这一阶段我国制造业正在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前端中间品生产和后端加工制造的工序都在逐步延伸，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日渐形成和巩固。与此同时，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大多数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如金融服务、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的前后向参与度也在快速提升，说明全社会要素都已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
二是2012-2014年间，多数制造业部门的前向参与度基本维持不变，但以电子信息产业、电气设备制造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前向参与度却有进一步提升，反映出我国先进制造业稳步提升国内附加值，克服了国际贸易环境低迷形势的不利影响，引领制造业部门的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所有行业的后向参与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意味着国内生产活动对国外增加值的依赖性全面减弱。
三是科学研发部门的前向参与度快速上升。科技服务部门也有类似的演进轨迹。考虑到这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并不直接出口，而是隐含在其他贸易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中参与国际分工，科技部门与制造部门的持续融合，说明我国制造业出口品中的研发要素和技术含量显著增加，支持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质”的提升。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偏弱。从传统制造业到先进制造业的大多数行业都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中国不仅是一个“制造大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具备“制造强国”的基本特征。不过，随着我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一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近年得到长足发展，专业咨询、科学研发等行业目前已接近竞争均势状态，金融服务业甚至具有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在传统制造业部门，中国多数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明显超过发达工业国，但普遍面临着新兴工业国的竞争压力。例如食品加工业、家俱制造业的竞争力弱于墨西哥和巴西，木制品业、橡塑制品业的竞争力弱于波兰。土耳其在传统制造业中的竞争力尤其值得关注，纺织服装、金属制品、家俱制造等多个行业的竞争力水平都在中国之上。
在先进制造业部门，中国的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工业国存在全方位的差距，在化学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表现得尤为突出，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虽然高于法国和美国，但与日本、韩国、德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不过，与新兴工业国相比，中国多数行业都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化学制品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优势最为明显。
在现代服务业部门，中国的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不仅全面落后于美国、法国等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多数行业落后于制造业主导的德国、日本。尽管中国在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指数较高，但在行业统计口径上主要是指中央银行主导的货币媒介服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货币供应量水平，在保险服务业以及金融市场服务行业的竞争力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与新兴工业国的竞争力大致相当但各有侧重，例如中国在专业咨询和科学研发行业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信息服务、电信通讯行业的竞争力弱于印度、波兰等国。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联系
从前向联系来看，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30个国家）的价值链联系是浅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超过50%的双边生产合作是以浅层参与形式实现的，说明中国通过中间品贸易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增加值，大部分是被进口国直接吸收，只有少部分是被进口国加工后再出口。其中，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收入水平高、经济规模大的发达国家，最终消费能力很强，中国输出的中间品经过少量的末端工序处理后，便直接转化为最终消费品被当地市场所吸收；蒙古、斯里兰卡、印尼、孟加拉等工业水平低、出口能力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输出的中间品多被加工成日常消费品，用于满足当地的基本消费需求。至于泰国、墨西哥、台湾省以及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都是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当地的加工制造能力较强但消费能力较弱，中国输出到当地的中间品多被用于加工再出口，因此，中国与其前向生产合作多以深层参与形式来实现。
后向联系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30个国家）的价值链联系是深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说明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中间品里包含的增加值，大部分来自第三方国家，而非直接源于出口国。30个国家中大多数是欧盟成员国，也是欧洲生产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价值链关系紧密复杂，增加值嵌入比例较高。例如中国从捷克进口的中间品里包含了大量德国、法国等国的增加值，同样，中国从德国进口的中间品里也会包含大量捷克、波兰等国的增加值。相比之下，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后向联系主要是通过浅层参与形式实现的，中国从这些亚洲国家进口中间品里包含的增加值，大部分直接来自于出口国，隐含第三方国家的增加值很少。这可能是由于亚洲生产网络的分工细密程度和价值链关系不像欧洲生产网络那么复杂，相互间的增加值嵌入比例相对较低所致。中国从日本、韩国、台湾省进口的高端零部件只能由当地生产，其他亚洲国家受制于技术条件难以参与其中。而从越南、泰国、印尼等国进口的低端中间品属于价值链条短的工业品或者当地特有的。
结论与启示
1.2000-2011年间，虽然中国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所处位置反而向下游偏移，显示出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迹象。2012年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出现“脱钩”趋势，但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引导下，先进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前向参与度却有进一步提升，科技服务部门与生产制造部门的持续融合使得制造业出口品中的研发要素和技术含量显著增加，并且国内生产活动对国外增加值的依赖性全面减弱，推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从2000年的中下游位置攀升至2014年的中上游位置。2000-2014年间，我国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趋于下降，但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有了显著提升。同时，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大幅提升，而传统服务业的竞争力大幅下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已经具备“制造强国”的基本特征。在传统制造业部门，中国多数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超过发达工业国，但普遍面临着新兴工业国的竞争压力；在先进制造业部门，中国的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工业国仍然存在全方位的差距，但与新兴工业国相比，多数行业都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2.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与美、德、日、韩等制造强国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双边联系相对紧密。中国的国内增加值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占比相对较低，并且观察期内的比例变化不大。但后向联系的地区构成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需求转换，导致进口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地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的前向联系是浅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但与泰国、墨西哥、台湾省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前向生产合作多以深层参与形式来实现；后向联系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与大多数经济体（主要是欧盟成员国）的价值链联系是深层次增加值贸易主导的合作形式，但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后向联系主要是通过浅层参与形式实现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壮大，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前向依存度显著降低，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前向依存度则显著提高，对中国市场形成了高度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成长为全球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不仅对主要制造强国的后向依存度大幅降低，而且自身成为大多数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主要来源甚至首要来源，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
3.自入世以来，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正处在中等工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近年来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水平的政策努力显露成效，对此应给予高度肯定。但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传统制造业部门的竞争优势逐渐退化，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应高度重视相关行业中企业所处的困境和潜在的就业风险，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产业结构调整的平稳过渡。为此，一方面需要引导企业加快技术革新，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切实改善营商环境，维系企业成本优势。另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与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和发展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中国要想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除了加快制造业部门自身的技术进步之外，还应当补足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短板”。这就需要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辅之以税收优惠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国，借助其先进经验带动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4.中国作为自由贸易的受益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繁荣和产业升级，应当维护和巩固“全球化”红利，坚决抵制贸易保护潮流。中国应坚定支持世贸组织在国际贸易合作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平台地位，敦促各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承诺。与此同时，还要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FTA、RCEP等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打造公平竞争、开放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协作机制。此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全球价值链“枢纽”，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会通过前后向联系的传导机制对中国产生影响，在研判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指标，还应当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中的“外溢效应”。例如各国经济对于“中国制造”的较高依赖性，将会限制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的负面冲击；欧美日国家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将会通过增加值贸易的渠道影响中国的贸易与经济，并且“外溢效应”的汇率传导机制与效果可能有别于传统的总量贸易渠道。
Source: 综合自MBA智库百科，《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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