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四川北路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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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绍一下,上次一篇《情迷复兴西路》是应网友“点菜”才制作的,发出去之后,还有不少好朋友给我们留下了建议。
老朋友“@安东”提醒我们:“文中讲到董竹君将锦江川菜馆等,奉献给国家改建成锦江饭店,不太准确。应该是奉献给国家后,迁入华懋大楼,成立锦江饭店。包括客房和餐饮。董成为掌门人。” 我们查过原来的资料,的确如“@安东”所说,我们可能在编辑上,删过了头,导致叙事上的错误,谢谢指正!
小辰光就住在复兴西路上的“@乐上冰”在问大家,“147号对面的那栋花园洋房,过去是啥人住的,有啥故事伐?小辰光记得做过巴基斯坦领事馆,总觉得里面很神秘。”
复兴西路上的应该是伊朗领事馆吧?对面是几号?有同住在复兴西路上的朋友解释一下吗?仅从地图上海真难找到。谢谢啦!
另外,“@姚步浩廖”也在问:向明中学对面原建春女中(后听说改为“长乐中学”)后来到哪里去了?向明中学南面的长乐路一小变了吗?(建春女中好象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有什么故事吗?)
您说的是“上海建春女子中学”,最早叫“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算是解放之后兴建的女校,就在长乐路上(求求乃,伐要再写“对面”了,哈哈),64年的时候,学校改成男女兼收,第一次招男生(67届初中),同时改名“长乐中学”。到1984年的时候,又增设了女子职业班。
学校大门与向明中学面对面,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吧,两校合并在一起了,校区全部归了向明。学校隔壁,原来还有一个天主教堂“君王堂”,据说租界时期专门给西人做礼拜,中国人不能进去。(我多问一句,这个“君王堂”后来是不是拆掉建了主席像?就是现在新锦江的位置?)
在解放后,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建立的女校,一律按照数字改名,从“市一”到“市十二”都是女中,当年还有一个“市一女子初级中学”,就是“民立女中”的分部。改成男女兼收,差不多都是在5、60年代。那时,还会发生初一新进学生是男女兼收,但是,同校初三年级的,又全部是女生的情况。
—— 67届建春初中男生真幸福分割线 ——
由于地利之便,上海一直是战前日本除了东北(当时的满州国)外,在华投资的主要据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棉纺织业大举在上海投资设厂,日本产品也开始在中国市场攻城掠地,给上海华商带来不小的压力。
不过,战前日本的经济实力,仍然与欧美有很大的差距,上海日商除了少数大企业外,大多是家庭经营的中小型商业,主要分布在日侨聚居的虹口,有些甚至已在上海经营数代。
日资的大企业,则主要集中在外滩附近的九江路及四川路,虽然在当时不能与盘根错节的英美资本相比,不过一些今天我们熟悉的品牌,当日即已逐渐崭露头角。
这张照片是当年上海“三菱洋行”的旧址,现在的位置是在广东路十字路口东北侧,四川中路109号-1(广东路102号),又被称作“懿德大楼”,这里曾长期作为黄浦区中心医院的门诊部,2008年的时候,又改做了会所。
“三菱洋行”大楼,建造于1934年,是日商三菱财团在华的企业,主营煤炭、砂糖、杂粮肥料、纸张、木材等进出口。1949年之后,这栋大楼就由市房管部门接收管理。
位于四川路、南京路转角的迦陵大楼(Liza Hardoon Bldg),1937年建成时,曾是上海最摩登的办公大楼——电梯冷气等设备一应俱全,又正对上海最首要的商业地段。
当年,迦陵大楼的租客大都是英美外商,例如开在底层的大通银行(Chase Bank)。日据时期,日本著名品牌花王的上海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从上面这张老上海的广告中可知,“花王”应该是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就已经以“上海花王香皂公司”的名义进入了上海。不过,即便是“花王”的官方资料,却完全忽略战前历史,以为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才是“花王”在上海的开端。(就好像大家都在说“高露洁”牙膏,其实,早在30、40年代的上海,它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当时的名字叫“丝带牌”牙膏。)
有趣的是,在六十年前,“花王”招牌的新月形脸谱LOGO就已存在,唯一的差别只在于:过去的侧脸似乎比较老成,而现在的LOGO“返老还童”,变得更为卡通了。
1945年以前,日本人一直是上海这座国际城市最大的外侨团体,战时一度高达10万人。尤其是日本九州一带,因为地缘因素,有许多人前来上海闯荡。
除了少数上层阶层住在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大多数来上海做小生意的日本人,都聚集在虹口,特别是吴淞路、北四川路沿线,一度成了满街日文的“小东京”。
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说:“一至午后放学钟头,电车上全是日本学龄小孩,他们顽皮嬉笑。全新的白色番布球鞋,也用毛笔大书物主姓氏,如‘北原’、‘冈村'”。
不过,虹口日侨也可分成所谓的“会社派”和“土著派”。“土著派”多聚集在虹口中部的吴淞路等闹区,以经营小商店为主;“会社派”则指在日资企业工作的工薪阶层,他们通常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主要住在横浜桥以北的四川北路“越界筑路”区。
横浜桥附近有一所日本人在上海创建的最大的医院,“福民医院”。从照片来看,甚至比日本本土的同类建筑还要摩登。医院始建于1921年,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是由日本顿宫宽创建的。
虽然名字叫“日侨福民医院”,但服务范围并不局限于日侨,当时住在附近的鲁迅,其妻许广平便是在这里生下了儿子周海婴;1935年,明星阮玲玉自杀,也是被送到福民医院急救的。
解放后,政府正式接管“市立第四医院”,改名“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2000年7月,市四和市一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路)分院。
历经上世纪20、3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上海市区的北界,逐渐扩张到这个被称为“沪北越界筑路”的区域。由于附近公园、学校一应俱全,又有电车直达外滩,在战前一度成为很受欢迎的近郊住宅区。
拉摩斯(Ramos)公寓(现名,北川公寓)就是其中之一。这栋古典建筑风格的大楼,在当时的北区,应该是首屈一指。但如果与后来南边法租界争奇斗艳的Art Deco样式的公寓相比,拉摩斯公寓就算不上时髦了。
早期拉摩斯公寓的住户大多数是西方人,到了30年代初,随著附近华人住宅区的开发,拉摩斯公寓也渐渐有华人租客入住,包括著名的作家鲁迅。这些“进步文人”一边享受著越界筑路区生活的舒适性,却又以此为基地,引介各种革命思潮。
(图:千爱里,现在的山阴路2号,最左边就是内山书店)
于是在这一带形成了独特的气氛,既有舞厅、咖啡店、各式“小资”商店,也有上海左派书店的集中地——著名的“内山书店”,就在拉摩斯公寓斜对面的千爱里。
“淞沪会战”爆发,西侨及中产华人纷纷撤离越界筑路区,日侨则开始入驻这些空置的店铺和住宅。拉摩斯公寓除了少数白俄外,住客几乎全是日侨,公寓甚至也被改名“白川公寓”,用以纪念在虹口公园被尹奉吉炸死的白川大将。
而公寓的斜对面,出现了庞大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总部”,在横浜桥一带,则开始出现很多日军宿舍区。“小军官每人佔一层两间,后面高级军官则是每人一幢,弄底的一所大房子,则似乎充当军官“会所”,设有赌台和一些情色服务”——这些就是横浜桥隐藏着的,战争的冷峻和残酷一面。
日本陆战队本部所在的联排房屋,建造于1911年,日军早在1924年就看中并购入。1932年,“一二八”时,楼房起火燃烧。战后,日本人继续扩张军事势力,1935年,又在原址重建陆战队本部新楼。国民政府接收后,先后用作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港口司令部驻地。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
尽管“越界筑路区”日侨众多,但是,上海并没有真正大型的日本百货店。当时,这座远东大都会的百货龙头,仍是南京路上由华侨开办的“四大”,永安、先施、新新、大新。
战前上海最有名的日本百货店有两家,分别是位于虹口吴淞路、海宁路口的“白木公司”与四川北路上的“购买组合”。
购买组合百货店(Shanghai Co-operative society)位于“北端公寓”,其实就是一家上海日商的产销合作社,经营型态类似今天的超市与便利商店,是针对四川北路一带,中上日侨日常生活所需的社区型百货。
而北端公寓(North End Court,现在叫长春公寓)的开发商,是著名的犹太富豪沙逊。虽然公寓的门开在长春路上,但往四川北路一拐,就进入了沪北“越界筑路”区最活跃的地段。公寓附近还有多所日本学校,比如下图中的“日本北部小学”。
在1940年代的日本,即使像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高层公寓也并不普及。但在当年的上海,因为外侨众多,而且地价昂贵,高层公寓楼众多,比东京更有大都会生活的气派。
此外,即便是在战时,上海的气氛仍较日本本土活泼自由,这些日侨在上海还用上了最新式的美国GE电冰箱,就连他中的女佣,也烫著时髦的卷髮,而在战时的东京,女佣仍是清汤挂麵,只是将头髮扎起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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