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延安中路拾旧
和延安东路一样，延安中路原来也是一条小河浜，在1899年和1914年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分别向西扩展以后，也如同“洋泾浜”一样，成为两租界的界限。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福煦路）
历史上，延安中路曾几度易名。1910年到1920年期间，名字叫“长浜路”；1920年到1943年，改名“福熙路”（Avenue Foch）；汪伪政权接手上海时，改名“洛阳路”；抗战胜利后一直到50年，这里叫“中正中路”，随后正式改用了现在的名字。
“福煦”这个名字，取自法国陆军统帅 Ferdinand Foch。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率部队协助霞飞将军赢得马恩河会战胜利，战争后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对协约国最终战胜同盟国有重大贡献。法国曾有航空母舰命名为“福煦号”、巴黎至今还有“福煦大道”，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街道。
“延安中路”，这四个字陪伴了笔者少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写了这么多条马路，不能不重拾这个承载着回忆的地方，虽然它已经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了。而笔者的记忆，是从“念吾新村”、“多福里”、“汾阳坊”，这一排新式里弄房子开始的。
“村”、“里”、“坊”的取名是承悉传统，仿照旧说。里坊自古有之，“五户为邻，五邻为里”。老式石库门大多称“里”“坊”，改良式石库门则以“村”、“新村”、“别墅”相称。自石门一路向东毗连的这三条里弄，在旧时，属于中上档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户中不乏名人。无论从里弄起名和房屋结构来看，颇显老上海的味道。
“念吾新村”取名不落俗套，“汾阳坊”更是取名用典，并不是一个地名而已。唐代大将郭子仪，据说拥有“七子八婿”大团圆，是为福；官封汾阳郡王，故有“郭汾阳”之称，后被尊为尚父，是为禄；享年84岁，是为寿——历来以“郭汾阳”被比喻为“福、禄、寿”三全，里弄冠名“汾阳”，当溯源自庇。
记得与“念吾新村”东边相隔的是“福明村”，延安中路424号，继之是以狭隘“弹格路”相隔的“致远中学”。这个学校就是当代作家汪曾祺，在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间，做中文教员的那间私立中学。汪曾祺在《星期天》里写道：“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
但凡写到老汪离开昆明。转赴上海的这段漂泊经历的，也都提到这间中学。可惜，“福明村”和“致远中学”均已被拆除净尽，而今是贯穿南北的绿地，芳草萋萋，俨然花园模样。听同楼的邻居过去回忆说，与“致远中学”隔街相望的，还有一座“九星大戏院”（福煦路341号），曾是著名越剧演员尹桂芳、竺水招的“芳华剧团”的长驻剧场，经常挂客满牌。
（照片由“@食砚无田”发布在其个人微博上）
大戏院旧址的隔壁，就是我妹妹的出生地，“中德医院”（延安中路393号，后一度改为“卢湾区产院”）。这座典雅的小楼，现在成了整片地块，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建筑，现有装饰一新的中、法文对照的门额，再抬头看看，你就知道了，这里早就变成了一家高档会所。
回过头来，再说说“念吾新村”，这里原是上海滩著名“颜料大王”邱信山、邱渭卿兄弟发家时，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所建的产业。“汾阳坊”由马汝舟测绘行设计，砖木结构，1929年建成；“多福里”为砖混结构，1930年竣工；而“念吾新村”则是砖混结构，1932年竣工。
其实，邱氏兄弟在离延安中路不远的地方，威海路上，还有一套著名的别墅，这就是现在“硕果仅存”的民立中学原址。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邱氏亲属定居沪上，仍没有忘却本家族的传统和习惯，他们常常走出都市繁华、嚣尘聒耳的环境，到沪郊驰马习武。为此，邱家还买下“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上的一处园林，养了十几匹马，专供自己练习骑射，外出打猎，在当时上海滩的富户中也属鹤立鸡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同年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就设在了福熙路（今延安中路504弄）多福里的21号。
在两上两下的石库门住宅内，二楼东厢房是李克农、赵瑛夫妇的卧室，他们离开后由刘少文居住。办事处主任为潘汉年，实际负责人为李克农，刘少文为秘书长。1939年底，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结束活动。1962年9月7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被列为上海市委文物保护单位。
过了茂名南路，延安中路上的“经典”就开始多了起来。明德里、模范邨、康乐邨、四明邨、慈惠南里等等，这些新式里弄，过去我们微社区里的老朋友们都聊起过。往西走，延安中路720弄7号，这里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旧居。
章士钊和上海颇有渊源，清末时任上海《苏报》主笔；“九一八”之后，章士钊来上海当律师，36年的时候，因为一桩官司，收养了当事人之女为养女，取名章含之。章含之后来当过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是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妻。据住在这里的老上海回忆说，章含之曾到此寻根，并在大门边的石狮子前留了影。
再往西走，延安中路816号，是一栋不显山露水的漂亮建筑，这里就是沙船大王、严同春的花园住宅。
此房建于1933年，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日军侵华事变之后，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大量失去生计的农民流向上海，成为廉价劳动力。中外房地产商此时在上海租界内，大肆建造房产牟利或享受，严同春的此处房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为适应业主“五世同堂”的要求，住宅楼第一进的底层有大厅、后厅、接待室、会客室等12间，第二进有客堂间、客次间、书房和餐厅等10间。二层前楼12间，后楼15间，三层前楼12间，后楼10间，均为起居室、卧室和休息室。整个住宅楼共有房间71间，仅卫生间就有30多间，而且71个房间都能贯通。
严同春是当时上海滩的巨富，他以沙船业起家，业务日隆，后來又投资于房地产和钱业。除了这处房产外，他在上海还有一处大宅子，在花衣街，过去是“沈家大宅”，沈氏是上海滩当年水运的四大家族，他们鼎盛的时候，严同春只能算是小辈。
解放后，这里曾作为上海市仪表工业局办公大楼，1998年筑建延安路高架时，该宅被保留下来。如今，你站在高耸的大楼前，很难想象，高墙里面，却是另一番庭院深深，古跡斑斓，小桥流水，俊秀兼备的场景。这里的建筑，“西学为用、中式为体”，长年沉睡在喧嚣的城市之中。
2007年8月，这幢花园洋房曾以2.5亿人民币的天价入市，2014年年初，一度估价超过4亿...或许因为太贵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即便是打造成精品酒店，或者会所，或者干脆作为机构办公的场所，必然会花一大笔钱重建它的体面。
贴着严家的830号，过去我一直以为是和严家花园一体的，后来才通过“@高参”的微博知道，这里是“染料大老板”谢善葆的宅邸。
同样建造于1933年，由谢善葆自己一家和他弟弟一家在此居住。1955年，公私合营时期，这里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管理。
该栋住宅共三层，建筑面积很大，约有1800平方米左右。通过设在一层东侧的主入口大门，直接进入走廊，再通过走廊进入各个房间。遗憾的是，谢善葆居住的一栋建筑，因为要建延安绿地已被拆除，其弟所居的北栋，现在有18户居民混合居住在住宅内。
延安中路850—876号的“市房公寓”，被前面茂密的緑树覆盖，所以很少被人们所注意，但如果走近这联排公寓，绝对让人惊艳。建筑由中国早期留美建筑师范文照设计，外墙是深褐色泰山面砖，原商铺橱窗是无框的大玻璃橱窗，凸显欧美现代店铺的风格。原来一共有三排，现在可惜只留下了一排。
范文照，现代建筑师，对上海近代建筑中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曾应邀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建筑师李锦沛合作，设计了八仙桥青年会大楼；1928年，参与设计南京大戏院(1949年后，改名上海音乐厅)；1941年建成的美琪大戏院，注重各部分的使用功能和观众厅的声、光、暖效果，造型简洁，表现出全新的现代建筑风貌。
除了严同春的老宅，延安中路上还有一处“庭院深深”的地方，这就是躲在549号“上海杂技团”里面的“煦园”。
“煦园”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占地面积4340平方米，建筑面积590平方米，具有江南园林和英国乡村别墅混搭的风格。园主原来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洪桢良，其子洪君彦是章含之的前夫，章士钊前婿，洪晃的生父。（有意思的是，之前提过，720号是章士钊的旧居，这样算来，“亲家”就住在对马路）
（洪晃和父亲洪君彦）
（1948年，洪桢良在煦园的留影）
洪君彦写过本书，《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文中提到他父亲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家住“洪家花园”。书中还附有洪君彦10岁时，在花园假山旁的留影，书中提到的“洪家花园”，可能就是如今的549号“煦园”——至于为什么叫“煦园”，或许是和延安中路过去叫“福煦路”有关。
（洪君彦童年在洪家花园假山前的留影）
1951年以后，这里成了上海杂技团的所在地。当时，市政府以“邓家班”和“邱家班”为基础，在延安中路上建立了“上海人民杂技团”。
建团时全团人马仅有潘全福、邱胜奎、邓文庆等47人，潘全福为代理团长。随着孙泰、田双亮、莫悟奇、莫非仙等著名艺术家的陆续加入，“上海杂技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迅速成为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的团体。
（“熊猫吃西餐”，这是杂技团留给我们童年，印象最深的节目。照片拍摄于1978年，大熊猫卫卫和它的训兽员。）
而就在上海杂技团的隔壁，延安中路555号，过去这里是中福会儿童艺术剧场。再早些年，这里是“金门大戏院”，由五福游艺股份有限公司租地建造，并于民国21年（1932年）2月开幕，观众席1050座，专映电影。
解放后，这里一度由剧场工会维持，1951年5月，董事长马祥天因反革命罪被处决，五福公司结束，10月变身“公私合营”，次年改名“延安电影院”。1957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交由中国福利会投资改造、扩建舞台，改名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场，1958年2月启用，观众席减至900座，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专用剧场。
我们这代人熟悉的《马兰花》、《小白兔》、《长发姑娘》、《花木兰》等等优秀儿童剧，当年都是在这里上演的。1964年5月10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在此观看儿艺演出《小足球队》。1978年，剧场经改建，增设二楼观众厅，座位增至1397个。1988年大修，到1996年，有关部门测定此地为“危房”，9月起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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