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汉口路

汉口路，老上海俗称“三马路”，历史上居于上海公共租界中区，东起外滩，西至西藏路，长1593米。
1846年，开辟外滩到河南路一段，因为靠近江海北关，所以命名为“海关路”；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长江中游港口汉口的名称，正式命名为，“汉口路”。

“海关路”和亚洲第一钟

“海关路”，名字就蕴含了汉口路的一段历史，它阅尽了自清朝道光年间至民国时期，四座海关大楼的更交替换。

（图：20世纪初的江海北关大楼）

座落在浦江西岸的海关大楼，解放前称为江海关大厦，于1925年12月15日奠基，1927年12月19日正式落成，工程历时两年，共耗去白银90万两。

大楼最高处为钟楼。
这座足有十层楼高的庞然大钟，为当时亚洲第一大钟。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兄弟，说出来大家都知道了，伦敦的大本钟——两台大钟都是由英国Whitchurch公司设计制造的。

钟楼的四个钟面，由100多块大小不一的乳白玻璃拼揍而成。据说，这种玻璃是特制的，当时只有德国等极少数国家才能研制。

（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海关大楼）

1928年元旦，海关大钟敲响了它的第一声，而这个大钟是上海人口中，名副其实的“报刻钟”——每隔一刻钟，钟锤会奏响4个节拍的英国古典名曲，“威斯敏斯特”。只有在文化革大命期间，“东方红”的乐曲，才代替了英国乐曲。

1987年，英国女皇访问上海，海关钟楼和钟声仍恢复原状。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从当年6月30日零时起，乐曲正式被停奏。直到2003年5月1日，海关大钟才恢复以“东方红”为报刻乐曲。

“报业街”

说起当年的“海关路”，很多报人都熟悉这段历史：上海最早的报纸是英国人创办的《北华捷报》，报址就在海关路；尔后诞生的沪上第一张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也在同一条马路上。

随后，如今的汉口路和山东路，便成为了上海滩“报业街”的中心地带。

（图：当年的申报馆大楼）

从清宣统二年（1910年）初起，开始有报纸在这里择址设馆出版。最早的为《天锋报》、《民立报》和《民强报》，后来又陆续有《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神州日报》、《晶报》、《回民日报》，《上海画报》等数十家报馆，而其中的《申报》、《新闻报》和《时报》，更是上海最重要三份报纸。

每天大清早，这里报贩云集，成捆的报纸从各报馆运出，或车拉，或肩扛，或手提，往往把这一地区挤得水泄不通，甚至交通阻塞，车辆绕道，煞是热闹。

党报的汉口路岁月

在和山东路交接的汉口路309号，有一幢上海市的优秀近代建筑，这里曾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址，历史上，就是大名鼎鼎的申报馆。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入市区，让这座历史地标性报馆大楼，见证了时代的新纪元。

（图：解放前的申报馆）

（图：49年10月8日，汉口路，解放日报记者队列出行）

第二天，随军南下的范长江、恽逸群，便带着进城前就配备好的《解放日报》编辑部人马，来到汉口路309号大楼，与上海地下党同志会师。开会时，恽逸群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带有木托的铜版报头，对大家说：

“毛主席对陈(毅)军长说，现在《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了。中央以前用过的两个机关报名字，《新华日报》给了南京，《解放日报》就给你们上海吧！”

从那天起，《解放日报》就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入住了汉口路309号大楼。1960年《解放日报》和《新闻报》合并，解放日报社大楼，又扩展到了汉口路274号。

（图：1949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大楼）

从此，解放人在这里与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同呼吸共命运，延续着望平街的文脉。尽管后来这里相继就地改造新建了两座大楼，但汉口路309号大楼作为文物保护建筑依然完好。

“大清银行”

老底子，上海滩“二马路”（即现在的九江路）出了名的银行多，尤其是外国银行。或许是受此影响，隔壁邻居“三马路”也不乏历史上的著名银行。
位于四川路口的汉口路50号，过去这里曾是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所在地。
大清银行的前身、户部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1908年正式改名字。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此开业，最早是在汉口路3号，后改为汉口路50号。

这栋大楼建造于1908年，通和洋行设计，后又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使用。解放后，一部分房屋归市民政局所用，后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使用；一部分由红光中学使用。

中南银行和浙商银行

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名号比起来，中南银行的名气就要小些，但是，当年它可以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及金城银行，合称“北四行”。
因为银行是由中国金融、工商界人士和南洋华侨合营，故定名为中南银行。汉口路110号中南银行大楼，汉口路110号的中南大楼，如今已被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并由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租用。

一路往西走，靠近江西路的汉口路151号，解放前，这里曾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所在地。

1909年，浙江的官银号改组成浙江银行，总行设在杭州。次年在沪开设上海分行。辛亥革命后，浙行改称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1945年抗战胜利后，总行于同年复业杭州，改名浙江省银行。

上海分行于1947年3月恢复，到了48年，正式改名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并在江西路、汉口路口建造新楼，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9月15日才竣工。

“美华利”的大亨

除了有报业、银行业，汉口路还和中国制钟业的发端有着一定的渊源，这段渊源全因一个名字而起，“美华利”（MayWar Lee）。

作为中国制钟业的发端，“美华利”在二十世纪初，代表着当时中国制表业的最高水准，可以同国际品牌竞相竞争。而这个品牌的背后，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钟表大王”、孙梅堂。

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赫赫有名的“钟表大王”。亨达利钟表店原为洋商企业，中文招牌为“亨达利洋行”，孙梅堂从洋人手里并购亨达利后，经他掌管改造，使之成为中国钟表行业的一颗明珠。

“美华利”创办于1876年，当时选址就在“三马路”，业主是孙梅堂的父亲、孙廷源。商标名字，取其“华美”、“华利”、“华夏之美”、“华夏得利”的含义。

对于上海人来说，“美华利”是一段难舍的城市记忆。它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改进了人们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与“美华利”相伴的，是华美的设计，精准的计时，悠扬的钟声，大多国际化品牌，以及全手工的打磨和修理。

邬达克和慕尔堂

我们曾经专门介绍过位于番禺路上，邬达克赠送给好友孙科的别墅；也提起过，为什么会有这一赠予，邬达克问孙科借的钱，就是用来完成，位于汉口路、西藏路口的另一个作品、慕尔堂。

因了这设计是教堂的缘故，对邬达克来说，它便具有了超越寻常俗世建筑的意义。

邬达克在1941年的自传中写道：

“我父系的先祖，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西南部切斯赫尼和奥尔索米克辛也的磨坊主和农场主。我母系的先祖，则是路德派牧师”。

慕尔堂坐东朝西，为美国学院式哥特建筑，正中为大堂，三跨空间，其中中央跨度特大，三面围有挑台，共设1000个座位，其中正厅560人，楼座380人，唱诗班处60人。

1936年，有位美国教徒捐款，在塔楼顶部安装了一个5米高的霓虹灯十字架，底座装了马达，夜晚，那十字架向四个方向缓缓转动，与星光交相辉映，煞是好看。

1932年淞沪战争期间，牺牲在中国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的葬礼，便是在慕尔堂中举行。当天，上海各界下半旗致哀，整座教堂被围得水泄不通，最后竟然还有一千多位来宾没能进入教堂。

各界人士所送的花圈用了四十多辆卡车才全部装下，其中也包括了蒋介石先生、宋美龄女士献的花圈。

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后，这里才正式改名为“沐恩堂”，意思“沐浴在主的光芒”中。多年后，沐恩堂启动了修复工程，其中的一个修复，便是塔楼顶部的那个霓虹灯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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