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要回上海去！”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上海先后有100多万知青告别了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上山下乡几乎涉及到了上海的每一个家庭，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骤然改变。
然而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却突然出现了拐点，知青们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返城。知青大返城，几十万人几乎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像潮水般地返回了上海，而上海也在为接纳知青们的返城做着准备。
小编的双亲也曾是当时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员，自小也常听父母亲提起当年的故事。而每每聊起上山下乡的那段岁月，连向来坚毅的父亲也似乎会红了眼眶。想来那段岁月对于父辈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就想来聊聊那些关于父辈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故事。
- “大家都哭成一片。”
- “真的是披星星，戴月亮，总归想家嘛。”
- “菜都是辣的，一点都吃不惯。”
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听到这些话、看到这些历史镜头，也许会勾起对于一个年代的记忆。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上海的火车站和客运码头就是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起点。当火车的汽笛一响，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告别了城市和亲人，奔赴乡村和农场，由此也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和人生。
火车汽笛鸣响的瞬间哭成一片海
1968年的12月21日，这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也是向全国的城市青年下达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上海的父母亲在听到广播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儿女命运的走向。
从1968年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上海就有将近100万青年人奔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云南、安徽、江西、贵州等地上山下乡，人数大约占当年上海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几乎遍及上海的每个家庭。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这首当年很流行的歌曲其实就是大返城之歌。按照当年的返城政策，如果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就不能回到城市了。于是一些与农村的“小芳”热恋的知青，为了返城而不得不含泪告别“小芳”，不得不把那段美好的乡村爱情埋葬在彼此的心中，那这一代人为此被拆散的姻缘有很多很多。
纪录片《寻梦当年》
《寻梦当年》这段影片拍摄于1998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剧中的他叫刘家奇，也曾是一个在江西务农的知青，在当年的红土地上也有他的小芳，一个叫田螺姑娘的农村女孩，后来刘家奇大返城时回到了上海，在一家工厂上班。他和田螺姑娘的爱情成为了一段美丽的记忆。
再后来有一年，刘家奇的很多知青伙伴回江西探望老乡，但是他却没有一起去，也许他明白，人是可以回去的，但是他的心已经回不去了。
再说一个故事，上海知青吴惠娟和南昌知青谈了几年朋友，当时吴惠娟要返城回上海了，而南昌知青只能回南昌。分别的时候两人依依不舍潸然泪下，就这样子回到上海以后，两个年轻人一直通信联系，吴惠娟说那时候每来一封信，都要看好几遍，一遍好像总是看不够的。
吴惠娟年轻时
同在一个农场，生活上相互关心，打工时相互帮助，几年来的真情到头来却天各一方。但欣慰的是，6年后因为国家政策，丈夫得以回到上海相聚，这一对儿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或许就是他们坚实的感情基础。
当年上山下乡的条件艰苦，父辈们如今回忆起来依旧历历在目。冷天挑大堤，冰天雪地，烂泥浆。挑大堤的时候不能穿套鞋，因为一脚走下去，套鞋就陷在里面了，拔出来就赤脚了。于是所有的人就赤脚，大雪天里踏着冰，还在挑大堤。更加苦的就是没有什么吃的，只有饭，一点油水也没有，配上几根萝卜干。
小编的父亲当时就在江西插队，父亲说那时候一般工分只有9分钱一天，就算粮食收成好的时候最多也就2毛多，但当时一斤谷子才9.5分钱、一斤肉7毛4分钱，但因为计划经济根本买不到肉，只有过节时才能偶尔吃到。
插队那时候想家也回不了家，要存够了钱才能回家。即使回家要徒步先走80里山路到县城（父亲说生产队所在的山沟很远很远，远到当初连国民党都没进去过），然后到了县城再坐2天汽车到南昌，再坐1天火车才能到上海。
父亲描述起那段岁月说是当时想死的心都有，还说人老了都会忆苦思甜，但是那段日子里只有苦没有甜。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里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委屈都能受，随便碰到什么事情也不会慌，就算再碰到什么吃苦的事儿，都不会觉得苦。
直到几年以后，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拐点，这一命运的安排也戏剧性地迎来了一次人生意想不到的机遇。在1978年的春天，国务院批准了有关知识青年的文件，放宽了下乡知青由于健康原因和家庭困难而返回城市的条件。于是知青们为了返程也都绞尽了脑汁。
这是一张从江西到上海的火车票，它已经被保存了35年，旧车票的主人是当年一名赴江西农场的知青叫梁陈勇，他当年就是拿着这张火车票回上海的，而这次回上海不是探亲，而是真正的回家，再也不走了。梁陈勇当年就是因为曾摔断过脚骨，然后通过病退而回到上海的。
和梁陈勇在同一个农场的知识青年须和平，当年同样是通过病退而回到上海的。但那时的他身体没什么大病，没病的人硬要搞病退，这也是件伤脑筋的事情。
“怎么能回到上海呢，我看看人家有的吃药，有的怎么怎么，最后都到上海去了。我呢也耍了小聪明，搞病退。实际上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病。因为小时候呢，好像拉过尿，他们说这个遗尿症就是病啊，有人启发了我，于是我到了医院里，找到了这个病卡，然后呢想办法请人帮我做旧。”
一个大小伙子要说自己还在尿床，这实际上是很没面子、也很损自尊的事情，但是当时为了能回上海，根本顾不上面子和尊严。的确，那时候只要能回上海，想方设法搞病退，是许多知识青年的无奈之举。
有些病退搞不着，那么就想尽办法，有的把火柴头上黑色部分刮下来以后吃下去，然后半夜胃痛送到医院里面抢救；还有的在穿着棉袄都瑟瑟发抖的冬天里光着膀子站在大堤上，任鄱阳湖的风吹，哪怕是烧出肺结核也要回上海。
自残送医为了病退
1978年的10月到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终止通过上山下乡来安置城镇青年的做法，并且对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所以知识青年大返城比较集中的时期是1978年和1979年，呈现出了先紧后松的态势。
除了病退，当年知青大返城，还有一条路径就是顶替，也就是下乡知青在上海企事业单位上班的父母正要退休，那么儿女就可以接他们的班，去父母的单位工作。比如小编的母亲，当时就是接替外公的职位而回到上海的。
但顶替这条路径也会碰到些问题，在江西农场务农的励亚力就是个例子。励亚力和他姐姐一个在江西，一个在黑龙江，回来要两个人，但顶替指标只有一个人。那一年励亚力的母亲到了退休的年龄，励亚力的母亲回忆说当时太为难了，召开家庭会议也有过矛盾，手心手背都是肉，愁得头发都脱光了。
召开家庭会议
励亚力的姐姐那时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励亚力的父亲也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为了儿女的返城最后他只好无奈地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就这样，励亚力和他姐姐两人全部是顶替回来的。
这部1990年代最吸引观众的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大返城的故事，电视剧中大批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开返城证明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于那些大返城的知青更是难忘的经历。这是城市的诱惑，这是上海的召唤。
剧中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 开返城证明
知青大返城，几十万人几乎是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里突发性、潮水般地涌回了上海。回城知青的就业成了这座城市的大问题。1979年年中，上海市政府召开统筹安排知识青年的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的知青就业方针。发挥了各工业局和各区、街道吸纳知青就业的积极性，其中里弄生产组和劳动服务公司成为了知青就业的主渠道和蓄水池。
但当时的安排上还有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好多人不愿意去生产组，然后街道上山下乡办公室还要找他们做动员工作，街道乡办主任就召集起来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饭能吃饱，不要再依靠家长。
从1977年到1982年期间，上海共安排了88.6万名回沪知青就业。就业问题总算得到基本解决，但是当年由于大批知青的返城，使得上海原本就紧张的住房矛盾更加突出，成为燃眉之急。
有些家里面就一间，晚上只能把席子铺在台子下面睡觉；然后阁楼搭三层，最上面的只好钻进去，连人无法坐直。也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只能用痰盂；至于洗澡，就坐在弄堂里面，用脚盆一个一个的洗。
阁楼最上面小的只能钻进去
没有厕所 只能用痰盂
再往下讲就是返程后的故事了。回城大潮之后，有将近四万多的上海知青继续留在了新疆兵团，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去新疆阿克苏视察的时候，农一师政治部主任倪豪梅也是一名上海女知青，她代表大家提出，我们一辈子扎根新疆就算了，希望可以留个根儿在上海，胡耀邦当即表示你们这个要求不过分。
1963年 第一批上海青年到新疆
后来专门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同意新疆兵团的每户上海知青，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家庭，安排一个子女回上海落户。条件有三个：第一要有监护人，第二呢要年满16岁，第三要初中毕业。这群回到上海的年轻人，他们在上海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做“小新疆”。
曾经的一名“小新疆”回忆起当年离开新疆时的心情，说和父母不大相同。小新疆们并没有返乡的激动之情，相反，他们舍不得那些草原、荒漠、蓝天白云还有他们土生土长的这块土地。
新疆上海知青的二代算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人群”，他们比自己的父母提前回到那个陌生的“家乡”。这批“先遣队”回到上海，无论是读书的，还是工作就业的，都曾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开始的时候，上海的亲人们，是真心实意欢迎知青二代回来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子女已经苦了，那他的下一代，能够留个根在上海，不是很好吗。但是，他们真的回来了以后，这个情绪就改变了。住房、财产、生活习惯等现实问题，引发了家庭矛盾。
上文也提到过，那个年代上海人的住房条件并不好，如果说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大地的“小新疆”们，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的棚户区
一个7平米的房间，只能容纳一个3尺半的床、一个78公分的桌子。一家十口要在这个桌子上吃饭，吃完饭再放上电视机，孩子们就在边上写作业。
“小新疆”们常常在各种场合被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因为他们虽有一纸上海户口，但是一张嘴，却让人家当成了外乡人。比如买东西的时候因为讲不了上海话，店员会很凶的回答你“你要买什么，讲得清楚讲，讲不清楚不要买！”比如在课堂上老师用到上海话就会听不懂之类的……
与今天的海纳百川不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国人所诟病，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使得这里对外地人往往是另眼相看。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一边是东部钢筋水泥的城市，这种反差让当时的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
上个世纪80年代摇滚歌星崔健的《一无所有》就是上海知青人生的写照和内心的独白。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带着身心的疲惫和本不属于他们那个年龄的沧桑，回到了他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
他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的，他们为国家分担了巨大的困难，人生的磨练也让他们得到了锻炼和思考。如果家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父辈们，更要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善待他们，他们当年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扛过的责都是如今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所无法体会的。
知青的人生故事反映的是整整一代人的特质和精神。知识青年1970年代末期的大返城正逢改革开放的前期。原来快要被城市遗忘的一代知青也时来运转，在城市里获得了一个人生的舞台，也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支生力军，而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