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到此进入尾声，而对老友江岚的新发现，才刚刚开始，其中三点令我动容：
其一： 监狱江岚教中文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的善与美，即使在罪犯者的身上，特别是他们如此尽心竭力的学习中文的精神，令人感动鼓舞和温馨。
其二： 历经几代人、百年沧桑，江岚终于回到祖辈梦中萦绕的祖居的“根”，其实江岚笔下写出了千万海外游子泪眼婆娑、植入血骨中对故土的情牵。
其三： 作为海外写作人，往往因为生活的局限性，我们的文字内容也容易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打转转，而江岚直言不讳的反省着此类软肋，江岚的觉醒必带来她创作中的超越。
10月4日江岚发来微信信息，告诉我美国PBS（公共电视台）刚刚首映了她在监狱教书的她和学生上课的公益广告片，然后说，记得文章中提到的 白艾立 那位认认真真学习中文的男同学吗？他2019年被美国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录取，获得了院长特别奖学金，成为康奈尔大学的西班牙和华人移民文学比较研究的博士研究生！！！
真的吗？太棒了！太感人了！
从监狱重刑犯劳改、重新做人，然后考入美国藤校的博士生，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飞越啊？白艾立的故事能激励多少在迷茫中寻找希望的年轻人啊！这才是教育真正的意义所在！
江岚老师和她的学生惊喜得“疯狂”起来！大家都哭了，在微信的这一端，我也哭了.....
【穿越18】横跨中美讲堂 我的发现
【留美学子】 第1680期
教育无国界 精选文摘
净土与纯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我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 受访者 江岚
陈屹视线 导语
不知不觉【穿越访谈】系列已经进入第18期，可谓篇篇以各自最独特的视角与经历，如同万花筒般的人生坐标，链接起海外作家生命背后、不被人知晓的生命瞬间中无数精彩定格。
美国90年代的文学土壤如同沙漠，不要说创作群体、协会，就是有条件静心创作的华文作家群体都很少。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图书馆里，我聆听到一位来自大陆的江建文教授文学演讲，他从文学的理论到创作感悟、再讲到美国的文学土壤，令与会听众耳目一新，而且作为在美国华文创作沙漠中刚刚起步徘徊的我，如同被滋润了渴望中的甘泉 ….
多少年后，江建文教授的女儿江岚竟然给我发来一张来自父亲著作里的文字截图，第292-293页上，是江建文教授对我当时系列小说作品的肯定和评语。
两位大学教授 老江和小江 同时出现在镜头里
其实这些年来，我与江教授已经失去联系，但是江教授女儿江岚的作品却是我一直跟踪的内容。
2017年我和江岚与美国《侨报》一行十几人的海外作家团畅游福建时，与江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路上没少听到她栩栩如生讲述的趣闻轶事，喜欢听她讲故事、更钦佩她编织故事的能力，有情有义，引人入胜！
2017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颁发永久会员证书
后排右三 江岚 前排右三 陈屹视线
人物访谈：江岚
博士，加拿大籍。现执教于美国高校，业余写作，已发表各类体裁作品逾两百万字，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曾先后多次获奖，代表作品被收入海外华文文学选本计39种。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编著“新世纪海外女作家丛书”十二册等。现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兼外联部主任；加拿大华文学会副主任委员；海外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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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江岚 vs 陈屹视线
陈屹视线
不久前读到你在美国监狱教中文，令人耳目一新。这里请分享一下你独特的美国监狱故事？发现了哪些不曾知晓的东西？
海外作家 江岚
首先这个项目的存在，就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加入之后，看到那么多人为试图改变重刑犯的人生轨迹而努力，也很为他们的精神而感动。
在那样完全封闭，没有任何外界的教学资源可以利用的环境下，要达到和“外面”的普通校园一样——甚至于更显著，也更深层次的教学效果——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教授这些学生的过程也让我看到，人的本性所蕴藏的向善的驱动力，原始而强大，需要被调动、被关注、被妥善引导。这些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也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为人师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作品欣赏
这是一篇作者到美国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 在BPI项目中，给重型监狱犯教授中文的一段万字经历记录中的部分摘录。
《美国监狱教中文》
文 江岚
美国最高安保级别的重刑男犯监狱，位于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
短短的寒假过后留下的这11个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进步最迅速的学生。每堂课三小时，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为了能听我“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在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何况是在监狱！我不能用PPT课件，他们当时也没有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在同等课时长度里所达到的汉语水平，却是“外面”高校里的普通学生无法企及的。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在期末口试中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他说，自己在梦里飞到中国，在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他想认识她，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只见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听”。唱完了，姑娘问他：“你喜欢我的歌吗？” Marcus点点头。姑娘站起来，指着下面市区的街道：“这是北京。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问了一遍：“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答非所问：“我会说一点点中文。” 那姑娘笑了，慢慢飞升起来：“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就会喜欢中国。”
Marcus舍不得她走，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美丽”。他继续追问：“美丽，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她微笑不语，渐升渐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为是考试， Marcus的语速比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似是而非。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他喜欢学汉语，热爱中华文化。
Marcus不是一个特例。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时在课上话不多，但他对句型、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这次口试，他讲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
他说，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当场叫他翻译：“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开口就说：“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就给我吧。”
朋友惊讶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上来。
“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朋友笑话我，可是我不觉得害羞。汉语很难，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为了学好汉语，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这很重要。”
还有Brian，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我不止一次告诉他，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课后作业。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对其他学生强调必须要写，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将每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我于心不忍，说：“差不多能认读就好，不用写这么多。”
“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教授？”他憨憨地笑，说，“我真想学好汉语。”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用处”，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惟其难学，这才成了他们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试炼。他们都坚信，能学好汉语，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们猜测说，这些学生除了念书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学业进步神速。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为BPI的学生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让他们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备更大的潜力，这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们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无论学什么，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尽管在狱警眼中，他们始终是犯人，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在这个极端特殊的全封闭教学环境里，师生关系比在普通大学校园里紧密得多。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设法，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
其实，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了。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作为授业之师，要承担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
14年初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前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站着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高大挺拔，气质雄健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是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出去，教授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了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他们时不时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等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他们已经损失了至少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等候被护送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 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2015年的全美大学生辩论赛总决赛上，BPI的辩手击败哈佛队，夺得冠军。一夜之间，这条消息炸翻了媒体。赞扬和认可、质疑和讨伐，都如潮水汹涌。但事实永远拥有最强的说服力：仅2013学年，BPI 就为300余名学生颁发了本科学位证书。他们当中的刑满出狱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过80%；据纽约州政府统计，其他刑满释放犯无法回归社会、最终重复犯罪再次入狱的比例超过40%，而历年来，BPI毕业出狱学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终极体现。
……
另外一位学生
没想到他真的凭着一股子狠劲儿，说到做到，顺利回到我班上来，后来甚至成为专攻美国移民文学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离散、融合与回归：美国西班牙裔与华裔移民文学比较研究”。
他那天的提议引来全班一致附和，我们后来决定给PBS的摄制组唱一首歌，选来选去选定了《我和你》。他们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摄制组到来的那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随行。拍摄结束后，有几个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听了二十几分钟课，然后安静地离开。
下课我走出教室，老太太从走廊另一头迎上来说，中文课太有意思了。她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一旁的狱方教育监理介绍说，这位看上去十分娴雅整齐的老人，是BPI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学费、书本费、管理费，以及我们这些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资助这样一个项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问。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们会，我们也会，”老太太从容地说，“当然，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人的一生很长啊，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是。不难推断，他们被监禁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服刑长达25年以上，必定做过不止一两件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无论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只要我们能够藉由这个平台，向他们传达一点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纯，让他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够树立起崭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那么，我们所有人为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严肃意义的。
陈屹视线
谢谢你监狱教中文的分享，这里我深深感受到美国特殊教育中的又一个道风景线，你的讲述令人意犹未尽。你本人有加拿大和美国读书和教学背景，两个孩子也是在这个背景长大，作为母亲，孩子让你发现了什么？ 你又如何把感悟带进你的美国教学中？
海外作家 江岚
我初为人母之时，完成了在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学业，后来也基本上都在教育体系里工作。当然屡有被美国的教育体制、观念和实施方法“惊艳”的体会和感触，同时也看到很多美国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
作为一个在国内长大成人，接受并完成了自身的完整基础教育的人，我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无可取之处。
美国总体的教育环境对我的孩子们的影响，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方面，这些都不需要我再强调；我所规范她们的，是这种体制带给她们的负面影响，而我所采取的规范方式——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化的，甚至于封建家长制的。
比如，“浪费”。衣服穿过一季就要换，洗脸刷牙洗碗都一直开着水龙头，一个三明治吃不完直接扔掉……之类，是我很不喜欢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有关于“钱”的问题，而是他们不懂得“惜物”。到处都反反复复讲“Reduce, Reuse, Recycle”，但一遇到现实具体的问题就不灵了。美国这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人，实在浪费已经成性。他们从小就没有节俭的概念，否则美国区区三亿人口怎么至于每年耗费地球上40%的自然资源？
三国时代，诸葛亮的《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后来的《朱子治家格言》说得更明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孩子不懂得知足知止，不懂得惜福是不对的。
《红楼梦》里荣国府那样的钟鸣鼎食之族，王熙凤的独生女巧姐儿，抱在奶妈怀里，玩的也不过是一只佛手果而已。俭约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等于孤寒吝啬。地球上的资源也有限，凡纸张、水、电都不能浪费。所以我从小就给她们订立若干规矩：吃菜不可以挑肥拣瘦，自己碗里的饭颗粒不得剩下；练习本铅笔等等不尽其用不能丢弃；一应日常用品凡不细心爱护造成的损坏不得再买新的，四季衣服鞋袜等等都有固定数目，想要新的就拿旧的那件来换……等等。
还有，美国教育体制在幼儿阶段的课程设置过于简单，而且往往忽略对幼儿的数理逻辑培养和训练。这一点不仅我和我当年教育学院的同学们都不能认同，也是近十年来美国教育界在集体反思并试图调整的问题。我的两个孩子在开始学算术的年纪，都被我强制背诵过加减法和九九乘法表。
对学生也一样。课业上，美国的教育体制在鼓励“创新”和“自我发挥”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对基础知识的严格训练。然而，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有价值、能化为生产力的“创新”，都必须建立扎实的基础知识之上。我教的都是文科的课，语言、文化或文学，作业里都有要求学生背诵的部分。因为没有记忆积累，不可能形成理性认知。学生日常管理上，美国大学没有辅导员或班主任制度，比国内松散得多。
一个学期32个课时的一门课，有些教授同事允许学生“无理由缺席”5-6次，我不敢苟同。在一个人长长的一生当中，作为“学生”这个角色的时间有限。他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的主要任务，既然是学习，怎么可以动不动不到教室上课？所以，我只给两次。
不论是对待孩子，还是对待学生，我鼓励他们从美国教育体制所提供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里获得益处，但与此同时，我会尽力不放纵他们的过度“自由”。
陈屹视线
关于美国这个全民“浪费”的习俗，我很认同，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谢谢你的提醒。你在美国教书、在中国大陆也巡回演讲，你觉得当今青少年的挑战和困惑是什么？问题出现在哪里？为母亲和老师，你如何面对挑战的？
海外作家 江岚
我近几年定期回到国内讲学，每一次停留1个半月左右。在国内的大学校园里接触到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很乖，很听话的孩子。可问题就在于他们太乖，太听话了。
他们和我们当年最大的不同，一方面是家庭经济困难普遍更好，得到父母家人的关注度普遍更高；另一方面是学校老师以及整个教育体系对他们的服从度、保护度更大。由此形成的结果，是他们很乖而很被动，不愿意那么听话，可又不知道除了听话之外，究竟如何去进行有效的自我设计，更谈不上努力去实现什么目标了。
家庭与学校给他们预备了太多，提供了太多，也纵容得太多。一直被当作笼中之鸟来养，他们怎么能自己飞？
比如现在国内的家长动不动就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尊重”孩子意愿被简单等同于“服从”他们的意愿，其实矫枉过正。再比如国内将毕业生的就业百分比作为考核高校办学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就等于要求高校包办学生就业，完全是一种过份的关注，也扭曲了高校教育的基本智能。
还有，国内每年的几天高考，各地围绕考场、考生出现各种规定与怪象，过份夸大高考这件本来很普通的事情对一个人成长的意义，都是将年轻一代养成笼中鸟的表现，不够理性，也不明智。至于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了。
在养育她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困难，也最无助的是得知老二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终身无法治愈的免疫系统疾病。时至今日，除了鼓励安慰她之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帮助她。
陈屹视线
医疗科技都在快速发展， 希望早日出现治愈的方式。在当今的留学群体里，你属于早年就进入创作的文学作家， 请分享一下你这20年写作路上的成长心路历程？
海外作家 江岚
说起来写作，海外蹒跚前行的过程不无艰辛，其间对故乡对亲人对旧事不断不断的回望尤其沉重而强烈，剪不断理还乱，又无处可说也不能说，只好统统洒向纸面，成了一个个方块字。就这样开始了写作。
那是一种自发而自我的姿态，在狭窄的私人空间里独自用母语抒写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如果说所谓“跨文化写作”理应是以自身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去观照异域异乡的世态人情，那么，我最初的创作状态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然而语言障碍尚来不及完全突破，我已被命运推进了犹太人的商圈，推进了文化差异的巨大围城。不管我自己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西方社会里异构的生活习俗、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与情感态度，裹挟着异质的历史、宗教、思想观念等等文化符号、文化气息及其内在逻辑，成序列地向我蜂拥而来。
当从一副耳环、一件外套、一个姿势之类的私人琐事到语言表达、思维惯性、行为举止，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导致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偏误与曲解，客观环境对我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清晰定位个体文化身份的严肃要求。被“夹缝化”的失落无疑是这一阶段最突出的感受：在身边亲密交往的中国留学生和朝夕相处的异族同事老板之间，我处于夹缝中；在主导着我对世界感知方式的中华文化与决定着我生存状态的西方文化之间，我依然站在夹缝当中。
用母语继续文字的抒发与宣泄顺势成为此时唯一的精神出口，写作渐渐变成一种习惯。不过，这些故事到了我笔下或许情节各异，当时也都还停留在对生活素材平面化的简单铺衍，缺乏对人物心理的深层透视，缺乏对主题的深层挖掘，甚至于我自己在亲身体验中所获取的多重文化资源，在这些短篇之中也没有积累之后质的变异体现。
写作之于我，只是在异域土地上的一间书房里，自己为自己打造出来的，汉语言的文化情境，一种闭门造车的自得其乐。至于到底写得怎么样，其实依然懵懂，最大的进步或许只是在“命题”的逼迫下，不得不跳出自我经验书写的限制，学习去构建想象的场景、虚构的情节，形式上更接近严格意义的小说创作。
有了电脑以后，写作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这数年间我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变化：先为人母，紧接着辞了工作重返校园，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只身带着孩子居留加拿大，然后再返回美国到新泽西定居……
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我的年龄渐长，生活的形态逐渐趋于稳定，漂泊的心情逐渐妥帖。如果说当初的离乡背井，恰似一棵植物的被裸根移植，那么此时伤根的痛楚、扎根的挣扎都已基本上过去，新根的组织逐步发展，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开枝散叶的阶段。
定居新泽西之后，开始与海外华文作家群体有了往来接触。这些和我一样，在异域的天空下徜徉于汉语言文字的世界里流连忘返的文友师长，帮助我突破了原本很封闭的创作状态，鼓励我去尝试过去不敢碰触的一些体裁，写作的路子比以前扩展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扩展的结果，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方向。
我的数篇散文和短篇小说连续获奖之际，正逢“汉语热”在全美范围内升温之始。机缘巧合之下，我踏上了大学的讲台。从初级汉语到中华文化常识、历史常识、古典诗词、现当代文学经典，一门门相继开设的课程内容将我带回到母文化的独特符号与发声系统之内，要求我用母语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向西方主流文化解说本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
在异国的文化世界里拓展汉语言的使用疆界，营造中华文化的情境，成为我的职业；走出“夹缝”，在美国多元共存的文化版图上，中华文化所处的“边缘”位置，成为我安身立命的空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橘树被连根移植之后，结出来的果实名称变了，味道也变了，但枝叶的形态依然，生长繁殖的特性也依然，它绝不可能变异成桃树李树或别的什么树。于是作为一个定居在美国的华人，我可以堂而皇之，毫无顾虑地回归我文化的本源，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旗袍讲授中国的文字与故事。
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国内的交流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会在子午线上来回飞两三次，曾经无处安放的乡情乡思便也随之松了一口气，不用再愁肠百结，不用再感慨“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了。所以在一直不停地写写写的字里行间，乡愁的内容渐渐少了，与此同时，能够专心创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往往是把业余时间统统搭上，也只能是用随笔的方式，记录一些自己在人生历程中这个新的立足点上，对中华文化的魅力及其影响力的再认识，对东西方彼此误读的的种种现象的新理解。
2007年底在温哥华，因为得到陈建功、肖克凡和陈瑞琳等数位文学界前辈师友的鼓励、点拨，我决心动笔写作长篇小说《合欢牡丹》，以四位女主角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展现新移民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世界、精神风貌。
在我的视线所能及范围里，新移民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经历，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让我在每一次与她们深入接触的过程中都被感动，也被震动。
这部小说的整体构思源自唐人徐仲雅题为《合欢牡丹》的残句：“平分造化双苞去，拆破春风两面开。” 合欢牡丹也称为并蒂牡丹，在小说中它既指花也喻人，我试图借用其双重涵义，遵循人物的生活轨迹和命运逻辑，去构筑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场景侧面，展现一幅新移民女性的鲜活群像。
没想到这一搁置就是近十年，直到14年才有机会将它重新翻出来。尽管最初的故事构想基本上没有变，但我自己观照那些从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情节线索的角度、心态已经和十年前不太一样。努力争取能把人物的命运放到更宏阔的文化景观下去经历，把个体的矛盾挣扎放到更深层的人类情感中去体现——尽管并不确定自己最终能否做到这一点。《合欢牡丹》作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之一，由鹭江出版社推出。
那么作为漂泊者，无论在海外生活多少年，故乡永远在心里，那是根。为了找寻祖父辈们的遗愿， 我从美国长途跋涉回到只有梦里萦绕的足迹和身影，这是一个长长的话题， 我把链接给大家，可以与我一起回味何谓家乡与家族的情与缘。
《扎心祖辈遗愿 我从美国归去来》
节选
文 江岚
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纽约上州。大熊山麓下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每当上午的阳光洒进来照到书架上那个竹制模型，远在大洋彼岸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中央敞开的天井，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
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承受风云变幻，历经人世沧桑。
......
上初二那年，永定乡下来了一位书楼叔公，专程到桂林探访我祖父母。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是我陪侍在侧，深得叔公钟爱。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可当年闽道之艰难尤胜于蜀道，交通并不便利。
祖父不放心我独自上路，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带我同行，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此后，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书楼叔公就会在来信中问：今年暑假回来吧？如此我考完高中，又要考大学，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我仍然无法成行。垂危的病榻之上，祖父对我说，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亦无憾恨。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
这两座是我家土楼
祖父过世之后，我一路读书，一路走，书读得越多，人也走得越远，最后竟然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
到书楼叔公过世以后，没有人再唤我“永溪”，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永定了。我和老家的距离，有一阵子很远很远，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
直到1999年，在宾州伯利恒小城简陋的公寓里，那个很寻常，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夜晚，我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然后，他说出一句话，语气非常慈爱温和，却让我震惊得手都发抖：“孩子，我是你的叔公。”——这便是我祖父生前念叨过无数遍，1938年与他一起离开家乡去广东求学的堂弟江际臣公，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主要编撰者。
祖父母携子女合影，摄于抗战爆发初期
前左男孩为家父
际臣叔公曾就读于中央陆军官校，毕业后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49年随军撤往台北，此后与我祖父再未谋面。找到我的时候，叔公已年届八十高龄，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
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在他手里，我见到了一本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杂志，一本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
指点着封面图片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际臣叔公告诉我，这就是老家，这就是土楼。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这些楼群，还以为是核反应堆，其实土楼不过是我们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随后，土楼以其将古老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结构巧妙，引来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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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相聚短短的两三天里，叔公慢慢告诉我，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五座土楼统称“水尾楼”，其中包括我家方形的“庆福楼”，也包括他家圆形的“天一楼”。这是第一次，远远地，惊异而模糊地，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乡下老屋”。老家从模糊迷离的概念中一下子跳脱出来，变成眼前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山依楼旁，水过楼前，家在楼中。水因山而添灵秀，山因楼而增雄浑，楼因人而有了灵魂。
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古老的“庆福楼”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清晰。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知道乡下修了大路，知道龙岩有了飞机场；从电话里，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庆福楼和南溪，以及亲人们对我血浓于水的牵挂，越来越近了。
我跟际臣叔公的第一次会面
本来，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不仅要回永定，还要去缅甸、马来西亚，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宗亲长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
2006年春，我收到“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活动的邀请函，看到行程表上“龙岩”两个字赫然在目，根本连想也来不及想，立刻决定要回去。
终于回来了。祖辈父辈们口中传讲的永定，终于变成我脚下坚实的土地、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客家乡音。老家的姑姑伯伯、兄弟姐妹，明明素未谋面，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看见了熟悉的线条和血脉相连的温情。两万余座土楼，说多不多，说少也绝对不少，可只要我报上姓名，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根”，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
我第三次回老家留影纪念
终于回来了
丽明姑姑陪着我，踏上了那条已舖上柏油的黄土路，沿我曾祖父、祖父、父亲离乡的足迹，走进湖坑镇，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万松叔。万松叔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与土楼隔水相对，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
踏上去，看见南溪的潺潺流水以及溪边土楼的刹那，我呀地叫出声来，焦急的心随即妥贴：啊，该在的都在这儿等我，多好。
其实从来没见过，即使在梦里也缺乏想象的凭据，只因为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一步步走近，“庆福楼”黑色鎏金的楹联就在眼前：“庆由善积，福自天申”。我仰头凝视那几个的大字，庆福，庆福，是吉庆有余，福祚绵长吗，是吗？是吗？
当土楼落成之日，我的曾祖题写下这个楼名之时，是怎样的心情？简简单单的“庆福”二字里，包含著他对子孙后代怎样殷切的期许，怎样深厚的祝福？
穿过晒坪，一脚迈进门槛，立刻感觉到那些源远流长的血脉连通，正从脚底下的泥土中慢慢渗透出来。左手边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楼上，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恆怅惘关满一室；小姑婆的闺房里，她顶著红盖头起身，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回廊上，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中山装新皮鞋，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
现在的南江村——全国有名的“美丽乡村”
上下三层楼，二十四间房，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笑语喧哗，顿时热闹起来。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威严与亲切，久远与此刻，列祖列宗与我，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
终于回来了。土楼对面葱鬱的山坡上，曾祖父长眠的墓前，万松叔把点燃的香高举过头，在碑前为我祝祷：“小溪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了，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您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我俯伏祭拜，视线在那一刻一片模糊。
高投乡的江氏宗祠，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我焚香跪拜以告：我回来了。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伯母满是老茧的手，我和堂兄弟们嬉笑把盏：我回来了。离开永定，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泪流满面——我回来了。
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我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常听人说，客家人和犹太人很相似，都是历史上被迫大规模迁徙的族群，都世代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注重教育，都坚忍、勤奋而刻苦。然而，犹太人是没有根的，我们客家人却有这样一片广阔、美丽、经济腾飞的祖居地可以依托。根深而叶茂，游子的乡情是绿叶对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归依。游子与故土的双手一握，血脉就此重新相连。必有根对绿叶输送的营养，源源不断，更有绿叶对根回报的情意，生生不息。不管我的一双手多么小，不管还有多少间阻，这一握传递的暖意，从此将不会消散。
难于蜀道的闽道，现今已是通途。在我回去之前，家父领着桂林的叔叔姑姑们就回去过。后来，家父和家母和我一起领着我先生、我弟弟，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又再一次返回永定省亲。
2018年我陪叔叔婶婶回老家留影纪念
经德堂是江家土楼的私塾
客家土楼，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如今之于世界，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物质文化遗产”。于我，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它总是在那里的。栉风沐雨百数年的“庆福楼”，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万里关山之外的乡情。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图片或者再听人说起，她们也会述说另一段她们自己与“庆福楼”的故事。
“庆福楼”。从此，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山依楼旁，水过楼前，根在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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