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石国鹏校长: 疫情下国际教育在何方
【留美学子】第1869期
国际视角的精选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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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屹视线】导语
从第一次在四中见到石国鹏校长，过去快十年光景。
那次我参加了北京四中国际校区、石国鹏校长与美国顶尖高中校方管理者的一场关于中美教育各自特点的对话。
石国鹏校长超常人的表达力，以及他站在世界大格局，以他深厚的历史学识，特别在问答环节中展现的机智与魅力，令我记忆深刻。
我不仅感受到了一位教师的情怀，更为在中国能有像石国鹏校长这样，守望在教学最前沿、以最优质的教学水平与内容体现在教育课堂，而感到欣慰。
2020年的疫情、正在变化无常的中美关系，让未来的国际教育的走向、千万家庭的选择，都面临了新的挑战。就此，我找到石国鹏校长， 希望他从自己的观察与心路历程，给出他的心声。
陈屹视线 vs 石国鹏校长
一问
陈屹视线：
石校长您好，今天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希望听到您直言不讳的声音。
首先请您聊一聊您生命中，哪些老师？以什么样的形式？改变了您和您的小伙伴们？
石国鹏校长：
我在2019年教师节的那篇“校长来信”里写到了我的好几位老师。实际上受篇幅所限，并无法囊括对我人生有重大影响的老师，我只是选择了几位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里面举的例子也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例子。
如我的英语老师景华，她允许我直呼其名。其实这一点放到今天看根本就不算什么。就像我在 FLA 是教师、也是校长，但很多人都叫我 Michael，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平等的称呼。但是，在1984年，一个老师站在你面前说，“你可以叫我景华”，我是非常震惊的。后来我才知道，景华老师的父亲是留法博士，这种家学渊源带给她的气质、学识与修养，是我当年根本无从想象的东西，对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而我在这封信最后谈到的恩师 Dr. Craig Miller，他让我知道什么才是人生的正确方向。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当你面临利弊得失与是非善恶的选择时，如果你只能选其一，你必须要选后面这一个。利益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我每次能够非常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是因为我相信，天堂里面有一个灵魂在指引着我，而且它会永远地指引着我。
Dr. Craig Miller已经逝世21年了，我已经从一个青年人长成了中年人，但是在这21年的时光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他的精神的指引。这对我的人生来讲，是无以复加、无可形容的宝贵财富。我希望，我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样的老师，去影响我的学生。
二问
陈屹视线：
我当时看完您的这篇“校长来信”，有一种感觉：您好像非常幸运，似乎在您成长路上，总能遇到很特别、很优秀的老师，带给您很多帮助和启迪。您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呢？
石国鹏校长：
我是很幸运，大家都能看到，我似乎一路都有贵人相助，对吧？但是，我也相信一点：贵人是来找有准备的人的。
这些老师都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师，我在每个学习阶段都有同班同学，是不是他们也都认为这些老师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呢？我觉得并不是，有些人可能就忽略过去了。比如，大家都可以对景老师直呼其名，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觉得震撼。
我并不是最完美、最好的学生，但我可能是在某个恰当的时候、准备得最合适的那个人，所以才抓住了这些机会。
再举个例子，Dr. Craig Miller和我的相识，源自于他写错了邮箱地址，误把一封邮件发送给我了。我看完他的邮件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问他：“你确认我们认识吗？” 他回信告诉我，他是加拿 UBC 大学的英语系退休教授，很抱歉把邮箱地址写错了。然后我第二封信再回过去，告诉他，我正在学英语，您可以当我老师吗？
我相信，在这个人生际遇中，很多人可能在收到第一封误发的邮件时就不会回复了。即使回信了，听到对方的解释也就算了。但是，为什么我能够把它变成我人生当中最可宝贵的一笔财富？我想，是一种对学好英语的强烈渴求，促使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认为这种渴求是值得肯定的。
每个人都应该记住：你才是你命运的主人，你决定了自己是否能拥有所谓的“好运气”。
三问
陈屹视线：
您后来也成为了老师， 那么许多教学方法和经验，多少是来自您的恩师？多少您在超越他们？您怎么看您的教学视频在网络中的火爆？
石国鹏校长：
第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时代不同，很多东西都更新换代了。比如，我大学的老教授于友西先生，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教我拿粉笔必须用粗的一头写字、用细的一头画图。我曾经因为拿错粉笔被他当着全班的面批评过，这让我永远不敢忘记恩师的教诲。现在可能拿粉笔写字的机会都少了，但我仍然会按照老师的要求，本能地去这样做。
不过，这种技巧目前可运用的确实不多了，毕竟二三十年都过去了。但我的恩师们从内在塑造了我，使我成为了我自己，让我知道了超越知识、技术和能力层面的东西是什么，而这些东西才真正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今天我做老师，我也想让孩子们明白，知识和技能是必须的，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品格教育、价值观教育，换言之，我想给孩子们留下到中年、老年还能想着的东西。
知识的传授可能在5年、10年之后就过时了，但如果孩子们能保持一个开放性、批判性思维，就不怕有新的知识进来，这样人类才能进步。
四问
陈屹视线：
有人曾说过，所谓教育，就是一个人忘掉了在学校学到的一切之后剩下的那部分。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石国鹏校长：
我认同。举个例子，我是文科生，现在教历史，高中物理、数学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物理、数学所教给我的思维方式，在历史学科当中是一样可以运用的，这些是高于知识和能力的东西。
至于我的教学视频在网络上的火爆现象，首先要澄清的是，我本人对此没有追求。某些人出于这商业利益驱使或其他未可知的目的，在网络上传播这些视频，逐渐促成了这一现象，甚至还有人假以我的名义办微信公众号，开通视频专栏。所有这些事情既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想做的，我也不想去争辩。
我认为这种网络传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断章取义。很多人会依据几分钟的视频片段，断定石老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甚至因此认定自己就是石老师的“粉丝”，我认为这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历史学科是讲究语境，强调前因后果的，碎片化的东西不可能代表一个历史老师的思维。
另外，我是一个中学历史老师，并不是历史学家，我曾经给自己起的外号叫“历史的搬运工”。换言之，我是把历史学家研究的东西消化吸收成自己的东西，再传递给学生，我本人并不做直接的一手研究，这当然也会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实际上，我更希望传递给孩子们的并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的思维方式或者叫历史意识。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历史鉴往知来，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学历史应该能对今天和未来产生某种效果，才是有意义的。只是把它当花边新闻来读，甚至做成搞笑的东西故意娱乐大众，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所以我想提醒网络上的观众，包括所谓的“粉丝”们：
第一，如果您真的喜欢我的课，请保持批判思维，避免断章取义。
第二，如果真的想学历史，就下力气自己多读书多思考，不必沉醉于一家之言，我认为才是正途。
五问
陈屹视线：
作为老师，您怎样看学生的？ 2年、5年、10年、20年，哪些学生给您带来了震撼？新的发现？或者说，改变了您曾有的惯性认知？
石国鹏校长：
当然了，我有过很多带给我震撼的学生。
老师之所以是最幸福的一个职业，是因为老师永远跟最干净、最澄澈的眼睛和心灵在一起，并且跟着他们一起成长。如果一个老师自己放弃成长，只把教书育人当作一个挣钱的工作，那真是太蠢了，不如去干其他性价比更高的工作。
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能够一直跟这么年轻的灵魂产生深度交流，自己的灵魂是可以长生不老的。
就像我现在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但我的内心很多时候仍然有如赤子。在我看来，老师是在教学生，但学生也会在成长过程中反哺老师。我提过一个概念，我们的学校是一个learning community（学习社区）。在这个learning community，学生、家长、老师都是其中的主体，我们不过是偶然有缘凑在一起，共同发展。
在目前 FLA 的 learning community 里，就有我以前的学生，其中一个是我当年做老师时的第一拨学生。这个学生现在已经是奔40岁的人，在北京有很好的学区房，但他是第一个把孩子送到FLA的；他的夫人是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他让自己的夫人也来FLA工作；不仅如此，他自己还在FLA帮忙。当我要跟他签合同时，他说合同可以签，月薪一块钱。
我认为，26年前我给这个学生的教育，现在正在反哺于我，给我带来巨大的回报和惊喜。我非常骄傲，不在于不用给他付工资，而是当年的学生长成为现在的模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为正向的回馈。
后来，我在北京四中教书的第一拨学生中，有一个叫杨临风的孩子，他在北京四中上完高二之后就被伊顿公学录取。当他的同学们在准备高考冲刺清华、北大时，他已经拿到两个录取书：一个是剑桥，一个是哈佛。他最后选择去哈佛读计算机，毕业后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一路发展非常顺利。
但是，在工作一年之后，他选择回国全职做公益，创办了阳光书屋。他带领阳光书屋制作平板电脑，在其中植入一线大城市最好的教育资源，并融入互动体验和教学设计。他们把这样的平板电脑捐助给边远山区的孩子，通过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每次谈起这个孩子，我都非常激动。
虽然他并不是我一个人教出来的学生，但我有幸成为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助力，可能对他产生过某些正向影响，部分地促成他成为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我甚至觉得我现在退休都够了，因为我有一个像杨临风这样的学生。
关于我的学生，各种故事真是说不完。这些孩子们遍布全世界，他们所带给我的学术上、思维上，还有心理上、生理上的各种支持，太多了。比如，有的学生拉着我说，“老师，我要带你锻炼身体，因为你太胖了，这是不行的。”
当我表示太忙了没办法时，他给我的建议是：你以后找我们谈话都在操场上进行，一边走路一边谈话。这是学生给我开出来的方子，这些孩子让我知道，保持一个健康的姿态，是对自己的人生、甚至对他人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现在从北京南下，到海南来创办这所学校，很大程度也是追求身心的健康，希望能为我的学生、教职工打造一个有助于追求身心健康的环境。
我一直从学生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曾经我教一个二三十人的小文科班，学生能用三五种语言互相交流，如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甚至还有一个会说藏语，有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
当你站在讲台上，你就知道：
第一，你必须朝乾夕惕，你得勤奋、谨慎、如履薄冰，不读书的话就会被“挂在黑板上”；
第二，学生能带给你的正面反馈和教学相长，使得老师这个角色无比幸福。
六问
陈屹视线：
wow，10年前见到您时，可比现在胖多了，原来您的减肥成功，来自学生们的“引领”啊！您的激情在教学，那么您现在自己开始有了自己的舞台，您理想中的教育是什么？您将如何实现？
石国鹏校长：
我的教育理想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我现在在FLA做校长，提出来的一个核心词叫“领导力”，包括我们学校的名字也叫“未来领导力学校（Future Leadership Academy）”。
我们所理解的“领导力”是“Change for Better”，也就是改善的意愿与能力。这个 “Change for Better” 是从自己开始，每天反思，争取日日精进。
那么，以自己为核心扩展开来，对于我的家人、社区、城市、国家、世界、宇宙而言，我的存在是否让它们变得更好了？哪怕是有一微米、一纳米的贡献都可以。在这个价值观之下，做老师有老师的方向，做校长也有校长的方向。
我其实是一个热爱教书、享受教书的人，相较而言，当校长真的太累了。可是我也明白，如果不当这个校长，很可能我只是一个快乐的老师，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佛教里有一种修行的正果叫阿罗汉，阿罗汉果是自了汉，也就是我自己寻求解脱了，我就修成正果了。但是佛和菩萨不是自了汉，小乘的最高境界是自我解脱，但大乘是要渡人的。
我并不认为自了汉不好，但如果我们能从小教育孩子们从他律到自律，以自律促自觉，并以自觉至觉他，在我看来，这会是很高层次、甚至有些奢侈的追求。
这样的追求当然不容易，但也许有的人能做到，前提是先要自觉。
所以，我想，不管是做老师还是做校长，不管我未来的职业生涯还有多长，我还能取得怎样的发展，我都会踏踏实实地站稳讲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把自己这几十年来对教育的理解付诸实施。
FLA 是一所新学校，我从来没指望她能在我手里成为百年名校，她现在离成为百年名校还差九十八年半呢！她能不能成百年名校是后人的事，但是我要把她的基础打好，就像照顾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样。我只要能把她最初的这些年做好，我就对得起后人了。
七问
陈屹视线：
2020年全世界都经历了疫情挑战， 很多小留学生因此而被迫回国继续学业，您对这些小留学生家庭的教育选择有什么建议？
石国鹏校长：
首先我们需要给小留学生一个定义，我认为高中以下的留学生算是小留学生，特别是在国外读书的小学生、初中生这个群体。
我有一个思考是，中国孩子首先应该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是我自己的教育理想之一。但我也不否认，现代社会的确有更多选择。如果让一个孩子三五岁的时候就出国，他确实可以被直接培养成美国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等；但如果十多岁的时候出国就会像邯郸学步，两边都够不着，中国文化的基础没打好，国外的文化输入又开始得太晚。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反对小留学生长期在国外的，特别是如果缺乏足够的监管和足够的心理支撑，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在20年、30年之后才显现出来，而这些是父母、老师都无法预料的。
我从2008年开始接触和投身国际教育，我最坚持的就是：我们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到真正中西合璧的教育。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地有无数百年名校，但她不是给中国人修的，她即使有中华文化教育，也不可能做得比国内要好。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他是一个无根的人。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漂泊时会像一颗浮萍，没有一个自己的港湾，这其实是很惨的。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中国公民，我认为在国内上完中小学是必要的。
这是我十几年来做国际教育的一个思考方向。我不想给任何家庭具体的建议，选择什么教育道路是一个家庭自己的选择，是孩子一生发展中最重要步骤之一，需要每个家庭自己权衡。
八问
陈屹视线：
您认为这次疫情对今后想要出国留学的孩子会带来什么影响？
石国鹏校长：
对于想出国读大学、研究生的学生，我认为短期来看疫情会有一些影响，比如签证、机票都会遭遇一些麻烦。甚至因为这次疫情是从中国而起，可能中国留学生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我相信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对中国人依然会保持一个接纳的态度。
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知道，从1840年以来，西方社会一直都是希望把中国纳入到他们所创立的体系当中去的。尽管这个体系某些方面对中国这种后发国家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只能加入它、改变它，而不是在旁边跟它分裂、脱离，因为这样就没有发展空间。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如果你仔细一点看数据，你会发现这40年里最巨大的成绩是2001年以后取得的，因为中国加入了 WTO。所以，关起门来自己当老大的思维不可行，改革开放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策。
我们也看到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英国的对外政策似乎变得保守了，但我坚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过去500年来，全球化受到过无穷无尽的挑战，也有很多次挫折，但它没有停下来，依然是这几百年里的总趋势。
我相信，聪明、有预见性的政治领导人，应该知道推进全球化、更新升级换代才是我们要做的事。现在暂时关起国门，只是应对疫情的无奈之举、应急之举，长远看是不可能持续的。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短期内中国和美国、中国跟世界之间有什么摩擦，我们都要坚信，我们的孩子将来还是要到世界上去闯荡，在世界舞台去经历风雨的。如果想清楚这一点，是否出国读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做具有世界意识的中国公民。
我之所以强调 FLA 的课程要中西合璧，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用两条腿走路，理解世界、认同中国，这一培养方向适用于所有孩子。FLA 甚至还有高考班，高考班也一样要培养国际化人才，这一点毋庸置疑。
九问
陈屹视线：
在您眼中，疫情之后的国际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什么是永远守望的？什么是需要改变的？什么是未知的？
石国鹏校长：
疫情是改变世界的。我刚才也说了，短期困难的确很大，特别是还涉及到中美贸易战。我们的国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慎重面对可能到来的困难。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让孩子明白，疫情以及疫情之后的世界局势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大背景。我们生在哪个国度、处于哪个时代，是个人无从选择的。
那些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遭遇战火纷飞的孩子，在非洲贫困之地濒临死亡的孩子，也是别无选择的，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下尽量更好地生存、发展。
培养孩子在任何客观环境下都勇敢面对困难的强大内心，这也是我非常看重的教育的功能。
对于教育者也同样需要锤炼自身。国际教育在当下的形势肯定会面临很大挑战，但是我要做好我自己，我也要让我的学生们做好自己，我希望中国的孩子们都能做好自己。我相信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它不会就此退出国际舞台，我们的政府是有智慧的。
结语
在访谈结束时， 石国鹏校长再次强调了教育最根本的精髓，对于他，从事教育，是他一生的激情所在。
“ 对于教育，今天从最开始说到我的老师，到后来说到我的学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这种传承让我觉得很幸福。
我能回想起我当年怎么做学生，也能回忆起我后来怎么做老师，我就像是那个把我的上一代跟我的下一代，连起来的中间环节一样。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环节。
我希望，在历史、现在和未来当中，我们能在每一个当下做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朋友，我想阐发的观点都是：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对这个世界第一步的大贡献。做到了这一点，再说其他。
我想，未来的路不管有多长，不管有多难，人类总还是要走下去的，人类不会灭绝，世界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访谈石校长的对话到此结束，然而9问之后的回答，给我带来更深的思考。其中有两点，令我共鸣强烈。
其一：石校长讲到上一代的老师和他下一代的学生，几代人彼此折射着教育给予人性的光芒。所以说，任何父母能让孩子在他们成长路上，去遇见像石国鹏校长这样的老师，就是改变命运的开始。
其二：石校长提到：希望中国孩子能在国内完成中小学后，再去美国留学。 对此，我再认同不过，石校长在第7问答里叙述得非常全面，这里不再赘述。
因为疫情，这次只能跨洋对话石国鹏校长。等到“春天”真正来临时，我一定会亲临海南、走进石校长的学校、坐在他的课堂，去聆听、去请教、然后再次对话！
感谢石校长的真诚分享！ 祝福石校长和他的学生们天天向上！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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