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世前三个半月,医生在医院里直接告诉我和丽萍:丽萍的病情已无法挽救,继续做治疗既无必要也不道德。医生让我们选择在自己家里还是在“临终关怀机构”(hospice)让丽萍度过剩下的一到几周的生命。我们选择了让丽萍在家度过她人生最后的日子。
无论如何,家里的温暖和亲人的陪伴是其他东西不能替代的,尤其在人的生命之终点。我家附近的一个“临终关怀机构”立即联系到我,安排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志愿者上门来从心理方面专门照顾阿黛尔。这位志愿者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医学和医学研究博士(MD-PhD)学位。
她自己的妈妈死于乳腺癌。她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在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把自己的一对乳房预防性的割除了。因为她和她的母亲带有少数犹太裔妇女特有的乳腺癌基因。
我当时任职于一家有八十多年历史的美国老牌化学公司 Hercules。为了方便我照顾病人,我向上级请求让我在家上班。上级爽快地答应了,还特地给我一台带无线上网功能的新手提电脑,以便我在家里可以随便走动无线上网进入公司的电脑系统工作。
Hercules 在此前两年因为企业并购决策上的失误和并购以后整合不顺利,也因为当时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等原因而差一点破产。我所在的部门五十多员工在 2002 年被解雇到只剩下三个人,幸亏我是这三个人之一。
公司方面特别是我的上级郑淮南(Huai-Nan Cheng)博士显然是为了照顾我而将我留下,否则我们家面临的将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失业、家人重病、有未成年孩子的极端困难处境。因为如果我没了工作,我们连医疗保险都会丧失。
公司在自身处于危机时刻的情况下仍给予我“雪中送炭”式的关怀,也是我在这家公司迄今工作了 16 年才以 “树挪死,人挪活” 的心态依依不舍地跳槽的重要原因。君不知,美国人一辈子平均要换七八次工作。
《圣经》中好像有一句话:
“知恩不报者在困难中不能得救。”
2004 年 9 月的一天,我在晚餐后散步时对阿黛尔说:“你知道,妈咪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妈咪随时都可能走。你想让妈咪在家里走还是在医院走?”“在家里!”阿黛尔没有片刻犹豫地回答说。我又问她希望妈妈穿什么衣服走,她说:“就穿我们仨都喜欢的那张照片上的连衣裙。”
2004 年 10 月 18 日清晨大约 5 时左右,丽萍颤颤巍巍地走到我睡的房间对我说她“坚持不住了,想走了。” 这是她自 11 年前首次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以来唯一的一次说放弃的话。我们俩,不,我们仨都明白:丽萍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和她商量在她的墓碑上写什么,她犹豫了片刻,没说什么。我提议就以她给朋友的告别信的结尾“留得残荷听雨声”作为墓志铭。她说:“好的。”那句话源于唐朝晚期诗人李商隐的诗句: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我们随即给丽萍在上海的哥嫂转告了丽萍的意思,把“留得残荷听雨声”刻到她的墓碑上。
下午五点左右,一个护士持着医生签署的指令应约上门来把装在丽萍右胸膛里的心脏起搏器从体外关闭。我们这么做是让丽萍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不至于被心脏起搏器电击干扰。
晚上六点,丽萍胃口不错地吃了朋友刘女士专程从费城中国城买来、我炒的油爆活虾。她连声说好吃,还吃了比往常多不少的大米饭和其他小菜。
晚上十点整,我把丽萍抱到了床上。她以异常响亮的声音对站在床边的阿黛尔说:“Good night,Dai-Dai! I love you!”
阿黛尔回答:“I love you too,Mommy!”。说完,阿黛尔就回她自己的卧室了。几分钟后,丽萍突然呕吐。
她对我挥了挥手,显出了危急的表情。我忙给她递上了毛巾,但发现她陷入窒息状态。我瞬间决定不再像以往几次一样救她。不一会儿,阿黛尔的妈妈喘了口长气,走了。
那时,年仅 42 岁身高 171cm 的她体重只剩下不到 80 磅(36 公斤)。因为卧床五年,丽萍的身高反而长了 2cm。
阿黛尔听到了异常的响动从她的卧室出来朝着妈妈的房间走来。我在门外一把拦住她,告诉她:“妈咪走了!”我让她和我一起在妈妈的卧室外跪下,一起祷告说:“上帝啊,丽萍受尽了苦难来到了你这里,请你保佑她从此不再受苦”。其实我们并不相信传统意义上的宗教。
随即,阿黛尔平静地给好朋友 Rachel 家打电话,告诉接电话的 Rachel 的妈妈:“I’m sorry to call you this late. I think my mother just passed away.”(“抱歉这么晚给你们打电话,我想我母亲刚才去世了。”)
等到约半小时以后我让阿黛尔进房间来看已经没有了呼吸,穿上了那身连衣裙的妈妈时,阿黛尔没有哭。她说她要自己来给妈妈戴上照片上的那串珍珠项链。
她在我和闻讯赶来的护士的注视下给妈妈戴上了珍珠项链。丽萍很瘦,可是有一种升华了的美。
三小时后即凌晨 1 点时分,事先联系好的穿着黑色风衣的两位殡仪馆的人来到我家,但被 Pax(我们的爱犬) 挡在丽萍的卧室门口好一阵子。在我和阿黛尔的干预下两位工作人员得以进入房间。
也许真是凑巧,当丽萍的遗体被他们抬离家里的那一刻,天空忽然雷声大作,霎那间暴雨倾盆。当地十月的天气本来通常不会打雷下雨的。
匆忙中我们没有给丽萍穿鞋。我的潜意识是遗体火化时省得让带动物皮革和塑料鞋底的鞋子污染骨灰。我也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这个细节。
不料两个多月后,我接到丽萍的二嫂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梦见了丽萍,梦中丽萍对她说她想回家看看我们,可是光着脚走路不方便!二嫂紧接着问我是否丽萍的遗体没有穿鞋?
我在惊讶之余赶紧和阿黛尔一起按照二嫂的建议把丽萍平时爱穿的一双鞋在后院的菜园里烧了,给天上的丽萍“送去”。
俞丽萍(Lisa Yu)的刻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墓碑在她的故乡上海嘉定区的松鹤墓园里可以找到。阿黛尔每次到上海时都会去那里看看妈妈和同样安息在那里的奶奶及外公。
妈妈去世不到八小时,即第二天早上六点钟阿黛尔来到我的卧室。我让她坐到我床上,我俩依偎在一起哭了。然后她自己穿上了一身黑色的校服要去上学。
她说妈妈一定不会希望她缺课。
第三天她仍然穿着黑色的校服去上学了。
不过第四天阿黛尔换了件红色的校服。那天下午,老师突然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我说阿黛尔在学校里哭了。我一阵心酸,立刻开车把她从学校里提前接回了家。
一周以后,阿黛尔在妈妈的追思会上面对一百二十多位朋友平静地用小提琴演奏了亨德尔的 “F 大调奏鸣曲” 第三乐章。
妈妈去世前不久听到阿黛尔在家里跟高翔教授学小提琴时说过这首曲子太美了,令她想哭。
我们原本的三口之家在十二年之后变成了两人外加一条苏格兰牧羊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