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快件里的守望者
作者 | 屈子湉 林禹丞
责编 | 邱雨诺 陈与欣
排版 | 郭佳雯
十二小时夜班，八到十个足球场大的分拣场，一米高的工作台，一排排货箱打开的货车，数不清的货物倾泻下来……这些灰暗沉闷的色块，曾覆满胡安焉的生活画布。十多个月的理货员生涯，他瘦了二十多斤。长期熬夜，害怕影响记忆力，他开始吃坚果，核桃、花生、瓜子一把把塞。
胡安焉在德邦工作时的住处
图源：受访者
这段经历凝结成《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四千多字的日记，在各平台和媒体，累计阅读量超百万。“激动得连手都发抖了。”他描述当时翻看留言区的感受。路人大多对细节感慨万千，画风如“心疼你”“好真实”“朴实有力量”；经历类似的工友留下工号，或借楼追忆自己的青春，或集体吐槽东家的黑心；还有不少劝他给杂志社投稿，对他的文笔啧啧称奇。
这一年胡安焉四十四岁，做过营业员、加油工、图书公司美编，兼职送餐员，还摆过地摊；抛开这些，他也是一个观察者、讲述者、写作者，累计写下三十余万字非虚构作品，还创作过不少小说。
我认为我的际遇，或者说我遭遇过的人和事，归根结柢是由我自身决定的。在某个层面上，这也是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可以选择接受它，或者选择改变自己，但不能既不接受也不改变。今天的我对过往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我只想尽量去理解这一切。
回望“打工”与“写作”交织缠绕的来路，胡安焉这样写到。而理解他的“双重身份”，要回到更久以前的故事去寻找线索。
“摇滚精神的核心是真诚”
第一次参加工作，是在1999年读中专时。胡安焉和同学到一家四星级酒店实习，内容包括安置坐席和餐具，传菜、清台等。这些活计枯燥乏味，同学只当混日子，拿钱便万事大吉，他却显得相当积极——初入社会的新鲜感，极大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这反倒让同学颇有微词，他做得多了，就显得别人不出力。
反过来，他也不能理解他们奉承、巴结餐厅经理的行为，那些人哪怕得不到什么照顾，也要阿谀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仿佛“摇身一变成了大人模样”。潜意识里对他们的鄙夷，使他刻意做出相反举动——针对那个经理，冷淡地回应他，不响应他的号召，甚至常在人前表达对他的不屑。
胡安焉在德邦工作
图源：受访者
与社会的初次交锋，二十多年后依然铭心刻骨。现在深入剖析，他的逆反更像 “被人挑出道德瑕疵”的惶恐，——毕竟错处不在经理；而当时，胡安焉却感到某种浩瀚的、不可名状的力量，能“惩罚人性中的卑劣和奖励人性中的正直”，而自己唯有与周遭谄媚的丑态不同，才能向其聊表忠心。
事实上，这种“格格不入”，几乎绵延胡安焉整个打工生涯。中专毕业短短四年间，他做过步行街服装店营业员、雪糕批发站业务员、中石化加油工，甚至在快餐店兼职送餐员。他耻于游说和引导顾客，害怕对人提请求，对方稍有顾虑他便自行泄了气；更别提和同事争抢客源，或加入某个小团体明争暗斗；在倒班安排上，他频频被诓骗，多上了无数夜班……他就像一个奇怪但无害的局外人，无欲无求地旁观。
在北京的胡安焉
图源：受访者
胡安焉的父母出身事业单位，对市场经济陌生、犹疑，将炒股、赚快钱视作投机倒把的堕落之举；从小教育他与人为善，宁可吃亏，也别与人正面冲突。至于如何主动提出要求、争取维权，或积极沟通，拒绝不合理遭遇，则在这个思路传统的家庭终生缺席。
频繁地更换工作，明面是阴差阳错的集合，暗面却蕴藏他对现实的逃避——精疲力竭于人事无尽的纷争，又无法摆脱与之为伍的耻感，只好一忍再忍，直至溃逃，四处辗转。
拧巴的状态持续到2004年，胡安焉受漫画社朋友邀约，去北京做漫画学徒，尝试自由创作。与朋友同道，闲逛、聊天，思考多于创作。每天在画室里一边练习基本功，一边嘴上在聊天，聊的几乎都是各自喜欢的作者和作品。交流中的对比却使他意识到，他长年克制好恶，惯于以“不偏不倚的眼光”看待事物，钝化了感受力和个性，在创作上反而画地为牢。
在漫画社，有一次，朋友拿几部作品问他哪部最好。他回答，某部作品我喜欢，但并不觉得它好；而另一部作品我觉得好，却并不喜欢；他给出一大堆理由，却说不出明确答案，因为不想粗率片面、失于偏颇。朋友感到费解，几乎丧失耐心，最后发火了，认为他太啰嗦、不爽气。这次经历让他反思，又没有因言获罪的风险，何必总是战战兢兢、羞于表达？
胡安焉创作的漫画
图源：受访者
后来，朋友带他去迷笛音乐节。现场都是年轻人，穿着奇装异服，理着夸张发型，还有人用一根铁链拴着卷心菜在遛。大约到下午四五点，演出正式开始，一瞬间喇叭的音量震耳欲聋。身边的人被点燃，他却立刻紧张起来，担心听力受损，更怕打扰周围居民平静的生活。当演出到达高潮时，灯光疯狂闪烁，世界明灭交错，无数脚步被鼓点牵引着，扑向地面，肉体激烈地颠簸、摩擦和碰撞着。周遭多巴胺在疯狂爆炸，他反倒感觉有点害怕，“怕有人摔倒，被周围的人踩死”。
他于是确认，自己对摇滚乐最多只是“叶公好龙”，但肆意、叛逆、率性的摇滚精神，却在他心里潜滋暗长。2012年，追忆这段在北京“无所事事地虚掷光阴”的日子，他写下这样的理解：
“偏见”往往更富创造性和表现力。艺术不排斥“偏见”，因为艺术不以观点主张为目的，它只关心“偏见”是否独特精辟。摇滚对待“偏见”也一样。况且世上从来没有全见，只有偏见……摇滚不反对演绎，但它反对虚伪的演绎……摇滚精神的核心是真诚。
商场里的“守望者”
这段“流浪和创作”的生活维持了半年。没有工作与收入，也没有创作的方向，胡安焉不忍再三向父母要钱，又辗转回到广州；直到2007年，前往南宁经营女装店生意。
然而，日后多年，他始终怀念这段 “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它看起来只是几个幼稚、不切实际的小孩，意识不到自己夸夸其谈，聚在一起“晃了半年膀子”，但因为渴望简单、真诚，“像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一样看待生活”，宁可任性、莽撞，也拒绝活成虚伪的“社会人”，滋养他成为如今“尚算满意”的模样。
做生意期间，不善与人交流的他，又不得不整日接触生人。六层的购物商场里档口密布，摊贩们犹如困兽缠斗：大家的生意彼此依存又相互竞争，勾心斗角不可避免，为招徕顾客，不惜互相诽谤、诋毁。今天笑面相迎的“同事”，明天就可能暗中抢夺、截断货源，甚至大打出手。这都是胡安焉所惧怕的，他不安于抢占别人的生意，又被人以相同的方式夺走利益。对社交的不安全感郁结于心，一肚子怨气，但没对象可撒；他又偏偏是那种“从不向人提要求，光是在心里盼着对方‘大发慈悲’或‘良心发现’的人”，情绪紧绷到一度患上“人类恐惧症”，恐惧于“无法判断对方的笑容背后，是否包藏恶意”。
胡安焉的女装店
图源：受访者
而一位患有精神失常病症的女顾客，则使他确证了自己的格格不入。她拎着大大的明黄色提包，走进了他店里。其他摊贩一看到，都侧目偷笑——他们知道这人举止怪异，精神不太正常。老胡一时手足无措：他没有处理这样突发事件的经验，也没法狠下心驱赶一位没有攻击性的顾客。
女人看中了一条裤子，征得试穿的同意后，竟直接套在了腿上。可她似乎并不满意，在没脱下它的情况下，又连续套上了第二条、第三条。
这让胡安焉更加窘迫，他出于本能地想拦下这位顾客——可是他撞上了她的目光，那目光没有埋怨、愤怒或者疑惑，而是一种“混杂了惊恐和乞求的哭相”。这让胡安焉大受震撼，他从没在商场里见过这样的表情，他从那眼神中仿佛也看到自己的不安和压抑。他于是决定站在一边，静观她所有的举动。
女人最终选好了一条裤子，从空荡荡的提包里拣起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小心地捋平，认真地递给胡安焉。她没有坏心，也没做错什么，却被冷眼嘲笑。“接过来她的钱，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显得乏善可陈。”他怜悯这个女人——她与商场里的其他人是如此不同。进而他体会到，他所有对别人的怜悯，本质都是自怜的投射。
这年他30岁，身心俱疲，把文学当成逃离现实的精神出口。
他读到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下被那个残酷而美丽的故事击中了——霍尔顿的纯真与周围如何格格不入，他和妹妹的挚情又多么令人动容。合上书，大厦里依然空气滞重、光线稀薄，密密麻麻的店铺外人群熙攘，摊贩使出浑身解数招徕顾客。他依然怅惘，却突然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塞林格笔下人物的早熟是反成人化的——他们似乎天然地意识到所谓的成人化不过是变得功利、虚伪、狭隘、圆滑、野蛮，等等。但是他们的精神又没强壮到可以对抗成人世界。于是他们因此变得痛苦、颓废、感伤或厌世——过度的温柔加上敏感，有时是很危险的。而塞林格显然认为，生命的可能性藏在孩子的那种纯真里，而不是在成人的那种复杂中。在我身上产生共鸣的正是这些内容。
黑夜中健步如飞的人
2009年末，手头有几万块积蓄，胡安焉便索性关门闭店，继续在文学里“逃离”，开始了一段潜心阅读、写作的“闭关日子”。
起初，被塞林格和卡佛冷淡、干燥的叙述风格俘获，后来，又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找到共鸣。俄国社会变革造成巨大的目标缺失，他读到了契诃夫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眼光：并不执着于答案或出路，更关心悬空状态下人的精神处境。典型的契诃夫人物，常蓦然惊觉自己的生活庸俗、可耻、毫无意义，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了，却想象不出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
胡安焉自制的书册
图源：受访者
“无知者无畏”，受其影响，胡安焉取材自身生活和工作经历，模仿着写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日后看来单调、刻意、苦情，“顶多一两篇值得修改一下保留”，当时却带给他极大的满足，鼓舞他有朝一日写出重要、伟大的作品，久远地被人阅读、传颂。对往事的记叙帮助他“消化自己的一些经历”，将内心的暗面层层剖开，拆析自己和他人的思维进路，理解过往经历为何而来，又指引他向何处去，使他不会成为一个“不那么好的人”。对于他，写作诚然无法解决实际困难，但帮他理解和超越这些困难，从而逃出现实的掣肘。
拒绝同流的脾性，无力改变的现状，拧成两股反方向的力，把他形塑出一个“守望者”的姿态——一面凝视人群，一面审视自己，在黑暗中摸清自己整个来路。
一系列纪实作品的结尾，他总结自己的经历：
卑微在我身上如影随形，恰是因为我始终坚信自己的高贵。这就像有些人表现得很傲慢，恰是因为其内心很自卑。无论如何，我已经走到今天，我希望正视自己的缺陷和错误，但不会以否定和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走过的路。因为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许知远在《十三邀》提到一种“用陌生的眼光来洞察熟悉事物的能力”。它跟知识有一定关系，但不全然有关；它更要具备高度的诚实。
“我们现在都把诚实理解为一种非常表层的感受；但你真正的痛苦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追问才知道的。一个人只有剖析自己之后，才能够真正坦诚。但大部分人的生活是混沌的，他不知道怎么剖析自我，他就无法诚实。”而胡安焉身上，这种“混沌”正被解构。
胡安焉在顺丰工作
图源：受访者
一个打工人与世界周旋，潜藏的所思与所感，在锋利的审视下无所遁形。人心近乎黑箱，而他的笔触像从灵魂出发的一束光，微微亮，但足以烛照来时路。
“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还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他以此自比。而诉诸笔端，正是“这棵洋葱”剖开自己的方式。“无论它是以虚构还是非虚构的形式，都会让我觉得——生命不至于是一场空。”
人类学家项飙谈到现代人的生活情状，用一个带哲学意味的词——“悬浮”。好像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读好书、考好学、找个好工作、买个好房子，标准范式的每一步，意义都被外化、转移成明天的需要，而在进行的事情本身没有意义，都是手段。人被拔到空中，悬浮在明日之上。“它的本质不是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现在的否定。”他一针见血。
从这个意义上，胡安焉拒绝“悬浮”的姿态，正狠狠扎进每一个当下。提笔记录下的每个瞬间，都有经验、感受、思考和领悟落地生根，他得以在流变的遭际中始终屹立。
一个写作者的虚构热望
胡安焉即将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副题为“一名写作者的打工经历自述”。军绿底色的封皮上，铅笔描着一个精瘦的背影；抱着半人高的一摞箱子，腰间别着装水杯的小包。
图源：受访者
运气好的话，这部书的加印版税，能补贴日渐微薄的存款。从2019年底开始，他不再上班，靠稿费和精打细算度日。“买菜只买当季的便宜菜，基本不买新鲜肉。”
与妻子现居成都，胡安焉每天的日常就是做饭、看书；一套六十平的房子，藏书却近千册；书柜放不下，就封在箱子里，摞在双层床上。
问起下一步打算，胡安焉说，想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才是创作，‘快递’一文只是记录。小说比非虚构难写，但非虚构写作对我来说是有穷尽的，而小说是无穷尽的。”已经写作三十多万字的亲身经历，他想在非虚构创作中表达的，似已尽数体现。
这个长篇，没有特定主题，形式类乎独白。他构想那是展现介于生活和生存之间的图景。“我希望写出一部代表作。”而担得起这份殊荣的作品，理应是有分量、有难度的。
“算实现创作自由了？”
聊天窗口短暂地沉默数十秒，弹出一条新消息——
“最近，在你最初联系我之后，又有几家媒体的记者联系我，提出了采访的请求，这令我的时间有点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