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年：“不务正业”的性学家，叛逆了五十年

作者 | AAA深水咸鱼

责编 | 李若佳

冬日的周末，厚重的布帘隔绝了风声，门诊大厅里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气。一位身着暗色棉服，头戴毛线帽的老人疾步走来，招呼我们跟上。

他是马晓年，现年77岁，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教授，被誉为我国“性医学第一人”和“性学泰斗”，也是我们此行的采访对象。

他走得很快，步伐里仿佛有一股冲劲，把我们远远甩在身后。在性学研究领域，他也总是步履匆匆，走在社会变迁的前沿。

四十余年里，马晓年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社会需求迫切的性医学和性教育工作中。他见证了性医学知识走向大众，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观念解放，自己亦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性医学发展与科普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摄于珠峰大本营

图源：受访者

于禁忌中萌芽，绽放出科学的花

1969年，24岁的马晓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次年被分配到青海省某公社。他起初在村卫生所工作，后调到公社卫生院，一待就是六年，之后转至另一公社，又待了三年。

马晓年（右）和他的姐姐、弟弟

摄于1963年，纪念马晓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

图源：受访者

出门就是大山，缺水少电，一片蛮荒。马晓年初来乍到，迎接他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天高地远，隔绝了文革的动荡与压抑。当地人日复一日劳作，在年节纵情高歌，用歌声交友、求爱，直白地抒发心中浓烈的感情。马晓年发现，一个在大学课堂和实习中被久久回避的话题——性，对当地人而言根本算不得大事。男女之间很开放，人们谈起性话题毫无禁忌，他从当地人口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性知识“传闻”。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马晓年不知道，也羞于启齿，不敢向当地人提问。即使研究学了6年医，性知识在马晓年心理仍然是一团迷雾——课堂上几乎不涉及性知识，男女盆腔生殖器剖面图已是较大尺度；未婚先孕的大学同学因“生活问题”而被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开除，人们以性为耻。

而在这里，马晓年旧有认知被完全打破。一颗疑惑的种子就此埋下，并于多年后生根发芽。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并实行学位制度。次年，马晓年考研进入协和医科院基础研究所，成为恢复招生以来的第二批研究生。他主动选择了计划生育专业，攻读生殖药理硕士，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对那些在大山里所见所闻的“奇闻异事”有更专业的认知。而且这个方向够冷门，且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更容易考取。

读研期间，马晓年（左）和他的导师

图源：受访者

医科院的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14人同住一间宿舍，总是天南地北地闲聊。马晓年在讨论中发现，一些生理性问题，例如性功能障碍，在城市明明并不罕见，但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疾。患者担心遭到他人的怀疑和轻视，往往讳疾忌医；即使下定决心治疗，也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指引他们寻求治疗。

明明是更发达、物质条件更优越的城市，为何在性问题上却远不如偏远封闭的西部小乡镇开放？当时他已经结婚，也有了孩子，但是对性这个问题依然没有什么认识。

直到后来他才慢慢想清楚，正是因为距离“文明社会”遥远，那些偏远地区的性压抑程度才相对更轻。文革期间，“性”作为人类的欲望被视作革命的敌人，革命样板戏”中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1972年版《新华字典》删去了“娼、妓、嫖、姦”几个字，人们的语言高度“纯净化”。

革命样板戏《白毛女》连环画封面

图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298045751

谈“性”色变不仅仅局限于民间，在马晓年的研究生阶段，国内的性学知识基本处于一片空白，甚至连资料都难以查找。为了查找专业书籍，马晓年在图书馆的开放书柜前前后后搜寻了半年。相关的分类书柜一直是空的，但他又不好向值班的女性图书管理员开口。

某日遇见一位年老的男性管理员，马晓年抓住机会上前询问。但当看到他的书单，老人即刻拉下脸来，劈头盖脸的二连问险些令他措手不及。

“你什么专业的？图书证呢！？”

老人仔细核查了他的图书证。“计划生育，行，那可以看。”随后进入书库深处，为马晓年取来了需要的书。

那天，马晓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国际通行的性医学教科书Textbook of Sexual Medicine。当时中外尚没有图书交流，这本书由作者亲自赠予图书馆，书页上还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囊括了成体系的性解剖、性反应、性功能障碍以及性心理等知识。那些课堂中未曾涉猎、乡民间口口相传的知识终于被验证或证伪，萦绕在他心中多年的困扰得到解答，他也第一次对性医学体系有了大致了解。

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开始，经由后续的大量阅读，马晓年在专业知识方面，真正迈入了性医学领域的大门。

1982年，马晓年获得联合国和国家计生委的资助，前往英国深造，攻读毒理和临床药理。留学期间，他上下午在实验室度过，午休和晚上则借助研究所的资源便利，阅读大量性学书籍与论文，由横至纵追溯了性学的发展史和性学的概况。

留学期间，马晓年和导师

图源：受访者

英国社会的性学普及程度，令马晓年感到震惊。一次闲逛时，马晓年走进了一家街边书店里，发现好几个架子都摆满了面向大众的性科普书籍。而在利物浦大学的图书馆中，他甚至找到了五代及北宋以后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古代性学著作，如《素女经》《玉房秘诀》等等。这些古书中囊括了十余项人类性反应指标，比1966年美国的科学研究更全面。

性学在千年前的中国早有萌芽，中国人提出来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这些理论依旧指导着世界性学的发展，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被深深压抑。一个想法逐渐在马晓年的心里浮现——他要把这些知识带回去。性科普不需要复杂精密的设备，只要环境允许，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件事做下去。

摄于1982年，马晓年在马克思墓前

图源：受访者

严谨的性学家，叛逆的科普人

1983年年底回国时，马晓年千挑万选，慎之又慎，选择了20多本纯文字、内容“正经”的学术书籍，准备随身携带回国。彼时，反精神污染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入境时，海关还是没收了十本。其中一本被没收的原因，仅仅是封底画着一个趴在海滩上，眺望远方的裸体男性。

马晓年向海关解释，这些都是正规的学术书籍，是有价值的科研资料。而面对他的辩称与质疑，海关指了指封底：

“你看看这张图！这这这...不行。”

“把封底撕了不就完了吗？”

海关：“不行，那就把书破坏了。”

回国后，马晓年进入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工作。基于“幸免”的几本专业书籍，他在工作之余，把大量精力投注在资料翻译和写作上。为此，他每天抽出5个小时——凌晨4点左右起床，伏案动笔2小时，7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后，他又在书桌前写作到10点，日复一日。

夏日炎炎，既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他的汗水一滴一滴落在桌面上，时日久了，竟泡坏了表面刷涂的油漆。

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强调了感情和谐的重要地位。社会上开始发行性社会学、性心理学的小册子。性学科普的萌芽经历了漫长的休眠期，悄悄开始成长。昔日广受批判的避孕、流产，也因独生子女政策进入公众视野，人民群众对性科普的需求愈加迫切。

1986年，马晓年参与编撰了由他的研究生同学牵头组织的《实用男性学》（1988年出版）。消息传出后，次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委托他们编写《男性学咨询》，定位为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

当时，许多性学科普书籍采用“挂名+评审”模式，邀请高职称专家挂名作者或译作者，并由其评审，表明内容的权威性，使出版更加顺利。《男性学咨询》就沿用了这种模式。他们的第一版书稿有20余万字。经专家审查，书稿被删除了7万字，被删除的部分包括阳痿、早泄等常见的临床问题。对此，评审专家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内容对青少年影响很大”。

有什么影响，精神负担大一点吗？时至今日，马晓年依旧无法认同这一决定。

删改后的第一版《男性学咨询》上市后，获得了热烈反响。但许多专家与读者来信，批评这本书避重就轻，没有写公众真正关心的具体临床问题。

考虑到有大量读者为内容背书，出版社决定不再请专家评审，让马晓年他们放心大胆去写。《男性学咨询》第二版增加到30万字，完稿后却碰上了1989年的扫黄运动，几经波折，又过了几年才得以面世。

2003 年，《男性学咨询》第四版改版，并入《马大夫谈性健康》系列丛书。该系列共 9 本，百万余字，却只是马晓年几十年科普写作生涯的冰山一角。

马晓年和他的著作，摄于1998年

图源：受访者

从事性学科普，如同戴着镣铐起舞。对自己，以及和他一样致力于性学科普工作的人，马晓年的评价是：“有叛逆色彩”。

在计生委科研所工作的十几年间，马晓年实际上处于一个普遍重视计划生育，轻视生殖服务的环境中。他专业从事药理，和科研所药化方向主研的药物载体格格不入，而他的性医学和男性不育研究，更是得不到重视与支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搞性学不能提，被鄙视，搞性学科普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87年，由于无关本职研究且不堪琐事，马晓年放弃了“药理室主任”这一中级职称。他人为此感到不解，马晓年自己却十分坦然。

性学研究和科普给马晓年带来了不小的麻烦。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我国进行调研，研究男扎和前列腺癌的关系。马晓年负责预调查，在时任北京市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的支持下，各地妇幼保健站协助分发调查问卷，却遭到举报。他被要求写了一份检查，但这份检查却被驳回——领导认为实验过程说明中“事前爱抚”等词语用词不当，太过“恶心”。

马晓年直接撕掉了这份检查。“我做的完全是正常的事情，完全正当的、科学的事情。”

“难登大雅之堂”，或许只是性科普受到排斥的表象。知识一旦走向大众，就需要面对滥用与误用的风险，这也是性学研究与性科普所面临的“知识普及困境”。涉及性话题的压抑氛围渐渐消解，但随之而来的，是保守观念的制约，与监管、审查的挑战。

《男性学咨询》出版后，出版社以马晓年的性医学培训授课录像为基础，制作并发行了《新婚性指南》录播片。按照规定，这部录像仅应被用于医学教学，只能凭借医院开具的公章购买。但录像发行到地方后难以控制，有人复制了录像在火车站播放，遂遭到举报。

当时没有对事件明确定性，不了了之。1991年，亚洲性学会成立大会在香港举办，马晓年本计划携这部影像参加。即使计生委宣教司的审核组一致叫好称“这是我们二十几年来一直想做却没做成的事情”，但最终还是被拍板否决，未能成行。后在上级部门要求下，出版社将其中部分敏感镜头被替换为风景花鸟画面，多番拉扯，这部影像最后还是被彻底封禁。

马晓年并非不理解其中逻辑。有人顺大流，有人坚持做；有人设计标准，有人解决问题。他在心中认定，自己属于后者。

1992年，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载了国务院文章，提倡“大力开展科普”，这篇文章如同一根定心针，让马晓年大受鼓舞。

他选择了科普，选择面对我国性科学的窘境，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划定“淫秽色情”的界线在不断更新，不断细化。性科普并非总是被动地辗转腾挪，而是在必要时，与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正面相抗，让后者做出新的妥协。

1991年，马晓年参加卫生部与WHO专家研讨会（第三排右一）

图源：受访者

老骥伏枥，医者初心

1994年，计生委科研所决定，不再聘用“不务正业”的马晓年。

科研经费的收尾工作持续了两年，马晓年于1996年离开研究所，经历了科研成果鉴定的些许波折，他进入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时为电子部402医院），从科学研究回归临床医疗。在医院的支持下，马晓年在玉泉医院成立“性医学科”，并正式开始出诊，主治性功能障碍及男性不育症治疗。

马晓年和清华大学颇有渊源。80年代，他和水利系、生物系、精密仪器系的六位学者合作，运用准弹性激光散射技术测量精子的运动速度，并为此申请了国家七五攻关的课题，最终获评国家级科技成果，并获1990年全国发明展览会金牌奖。在后续的计算机自动分析系统研制中，他也担任了重要角色。

临床工作弥补了此前在研究所工作缺乏的直接经验，也为马晓年开拓了性科普的新领域。他常常遇见带着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父母因孩子的问题焦虑不安，而孩子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为此感到深深羞愧。那些长久流传、根深蒂固的偏见，依旧在心理层面危害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健康。而社会上缺乏好的性教育，有的“科普”宣讲的还是错误的观点。

渐渐地，马晓年的科普侧重点逐渐从生理转移至性心理。他会向求医者科普基础的性学知识与科学观念，告诉病人或病人的家属——某些现象，某些行为是可以理解，甚至完全正常的。

马晓年表示，大约有1/3的病人完全不需要药物治疗——对许多患者而言，破除“心病”就是最有效的治疗。他希望自己的科普能消除不科学的观念，让人们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

摄于2006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今夜私语时》听众见面会

图源：受访者

2005年，马晓年从玉泉医院退休。直至今日，即使身患肿瘤疾病，77岁高龄的他始终坚持在每周二上午出专家门诊。他的睡眠不多，夏天四五点就醒了，冬天会往后推一两个小时，每周二上午步行到医院出门诊。“人退下来后，保持一定活跃度，也算养生。”

2022年，马晓年进行完一场科普讲座后，在半夜回家途中脚趾骨骨折。即便如此，他在恢复期间也坚持拄着拐杖抵达诊室，准时开始坐诊，一坐就是一上午。

2023年，马晓年获评全国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的传承人资格，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招生。这一项目由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办，通过师承的方式培养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一位中国性学会副会长评价：“在性心理治疗方面，马老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非常希望能把他的临床经验传承下来。”

他很高兴，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学界和业界的认可与信赖。在接受《健康报》的采访时，他曾欣慰地说：“原来在科研所哪能见到这么多病人，看的病人多了，自己的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这一步可是走对了！”

摄于2023年

图源：受访者

走过了四十余年的性学研究和科普之路，马晓年既是中国性观念演变的见证者，又是参与者。在他看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性教育已经走过了“禁止性的性教育”“可供选择的性教育 ”两个阶段，获得性知识在当下已经变得十分容易。

2022年，马晓年前往北京某高校，第三次为这所大学的研究生讲授性教育课程。以前给大学生讲性科普，避孕等话题都是不可触碰的禁忌，校方担忧“一讲全放开了”。而现在，避孕已经成为了性科普进校园不能不讲的话题。课堂气氛变得更加开放，笑声连连，学生们非常活跃，他们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常常引发马晓年的思考，让他意识到，社会观念的演进流变从未停止。

但与此同时，人们的观念也走向混乱，保守与放纵并存。马晓年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展现出的多样化心理感到好奇，他会在网上冲浪，以一个研究者的视角观察人们的争论，并基于“医学”立场开展科普，无心介入不同社会群体的观念之争。马晓年认为，社会需要在混沌中提取可靠，设计出一个综合的性教育模式，给人们的观念提供合理的参照。

“性教育电脑咨询专家系统”成果鉴定证书（封面截图）

文件来源：受访者

“互联网+”性科普，马晓年一直走在最前列。早在1994年，他就察觉到互联网数据系统在检索、查询信息方面的巨大优势，把300余万字作品上传至数据库，搭建了“性教育电脑咨询专家系统”。1998 年，中国互联网黄金元年，他进入互联网论坛，开辟了个人博客。优秀的科普博客是马老师的骄傲，他曾在博客上发布大量科普文章与评论，排名一度到达32名，总访问量高达8900万。

近一两年，马晓年也开始使用短视频等新型自媒体进行科普，他在抖音和快手的科普账号粉丝数量已近150万和60万，但他不太关注互联网的“流量”逻辑。由于时间与精力关系，马晓年没有刻意运营自己的科普账号，除却他现身说法的科普视频，账号交由别人代为打理，他也无心关注互联网上的评价。

抖音用户检索结果

图源：网页截图

网上关于“马晓年”的信息真真假假，一些不了解的企业或个人利用他的声望进行商业宣传，已经干扰了许多人的视线，而他本人对此无可奈何。

铺天盖地的广告煞有介事，他的科普如同一粒微尘。“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马晓年说，他无法耗费过多心力对此进行澄清，只能就此搁置。

他是医生，也是学者，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参考资料

[1]李彦昌（2020）：新中国性观念的变迁——马晓年与他的性学事业，《中国医学人文评论》

[2]凤凰网：《新中国“性”变迁史：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