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 | 对谈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获奖学生：当“做新闻”成为“做新闻？”

作者 | 高可婧

责编 | 奚之淼 

 写在前面 

2024年11月8日，今天是第25个记者节，也是清新时报的22岁生日。

“做新闻”，三字便是对记者工作最简洁的概括。但如今随着媒介形态快速变迁、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社会语境深刻变化，“做新闻”背后所包含的专业和情怀，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新闻”的门槛似乎一降再降，声誉也变得模糊不清。当“做新闻”被频频打上问号，成为“做新闻？”的质疑，我们要如何回应？

不久前，第12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典礼于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的8位青年学生获得本届新闻学子奖。在第25个记者节，清新时报邀请8位获奖学生共同回答了关于“做新闻”的5个问题。

访谈嘉宾

丁超逸 复旦大学

梁栋 暨南大学

刘子赫 中国传媒大学

陶思阅 重庆大学

汪莹 清华大学

薛思远 中国人民大学

袁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张雨龙 南京大学

01

做新闻时，你最关注的选题是什么？

张雨龙：我写新闻评论居多，每天舆论场中有这么多话题，经常要面临选题的抉择。我最关注的选题，或者说我衡量选题的原则，是看选题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我曾写过一句话来诠释这个原则：“在公共舆论场中，对私人道德的关注可以稍微放松，但对公权的监督则一刻也不能松懈。”

举个例子，2021年河南暴雨，不少企业、明星乃至普通人都在捐款捐物，想为河南人民出一份力。同时，在网上有一小部分“逼捐”的声音，认为某某明星赚这么高票房怎么才捐几十万。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注意力资源的错位配置”。比起关心明星捐了多少钱，不如关心当地是怎么花钱的，因为后者才是更加关乎公共利益的议题。如果当地对于捐款使用不当，那灾区人民就很难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来自全国人民的关心。果不其然，最担心的事情后来还是发生了，2023年光明网报道，河南近百亿元灾后重建资金的运用存在问题。

薛思远：我最关注的选题是那些和公众诉求、社会利益最相关，最紧密的选题。我觉得新闻选题应该至少能回答“公众想要知道”或“公众需要知道”中的某一个问题。

袁航：最关注的选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在中国，乡村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乡村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勾连着共通的情感。乡村对中国人而言是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寄托和归属感，只有深入解析乡村生活背后的文化根系和精神内核，才能达到对乡土文化深刻价值的洞察与共鸣。

汪莹：分两个阶段，我本科的时候是哲学专业的，那时是在校媒做新闻，选题主要和校园生活以及自己的文艺类爱好有关。后来我又在外面找了一家地方党报的实习，出去跑老旧小区改造、基层党建活动等各种各样的民生选题。就这样慢慢培养起了对新闻的兴趣，也系统地开始学习一些新闻方面的知识，再后来就通过考研去了新闻专业。

现在，我最关注的选题在社会民生领域，因为自己即将要毕业走上社会了，养老、教育、住房、医疗这些议题和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我仍然关注文化类的选题，以前本科时候的兴趣还在，经常会看一些文化类的报道。

汪莹在上海大剧院采访时拍摄

02

做新闻时，你的工作方法是什么？

陶思阅：我觉得亲和力是开展采访工作的法宝。在采访对象说到我了解的事物时，我会适时地插上一句话，不要多说，不要喧宾夺主，但是让采访对象感觉你是了解他、了解这个话题和领域的，他就会更来了兴致，愿意多说。

亲和力还体现在一种“天时地利人和”上，因为我在重庆进行新闻工作，所以根据采访对象说普通话还是重庆话，我会相应地调整话语。有的采访对象觉得采访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最开始会说普通话，聊了几句，他们可能就会问我，“你是哪里人？”得知我是本地人之后，有好几个采访者都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那我们还说什么普通话哟。”

就我的观察来看，如果采访对象不太习惯用普通话，在组织语言的时候就会更字斟句酌，表达会更不流畅，也加剧了他们的紧张情绪，所以之后我也会主动在采访开始时说一些方言。如果他们还是在校学生，面对记者比较拘谨，我会主动“暴露”自己的年级，表明我也是在校生，我们随便聊聊。一般同龄人之间也好找共同话题，我记得我和采访对象聊过游戏、流行语、学校情况等。当然，亲和力最重要的基底是真诚待人、平等待人，而不是虚与委蛇。

陶思阅（右二）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巨丰堰走访

袁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基层是新闻的沃土。范敬宜前辈躬身力行，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了解农民的实情，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名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真正打动人心的新闻，往往来自那些朴实、平凡和隐秘的角落。扎根基层是新闻人成长的“法宝”。

全国道德模范“板凳妈妈”许月华在袁航采访本上的留言

汪莹：“Less is more”， 信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写的这篇文章是有水平的，肯定是因为你在与这个选题相关的众多繁杂信息当中，筛选出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我觉得筛选素材的能力是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综合体现。

刘子赫：我觉得在工作方法上首先就是离新闻现场或者新闻事实越近越好。能否深入一线，在现场见证，并通过相机镜头记录下那个决定性的瞬间，这些是我会特别关注的。

薛思远：不要预设任何的框架，也不要提前为报道预判任何的结论。就我个人经验来看，当你逐步走进新闻，走进人物的时候，思考、想法是会不断变化的。探索新闻的过程可能也是一个让记者从“抛弃原先观念”到“建立崭新立场”的过程。我之前有一篇稿件是关于罕见病患者的。最开始，我会觉得这里面书写的无外是他们艰苦的历程。但后来我发现，更值得着笔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冷暖变化，以及目前残障社会工作方面的缺憾。

薛思远街采照片

03

你在做新闻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梁栋：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知识储备太少。新闻采写技巧是经过训练后可以习得的，而对选题的判断和理解，则藏着一个人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很多媒体喜欢跨专业的新闻人才，也正是出于此。在寻找选题时，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够深刻，我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的选题，或者发现得比较慢。在操作选题的过程中，我也可能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这些都和知识储备有关。

梁栋在广东云浮出差时拍摄

丁超逸：最大的挑战是很多时候会被拒绝。可能一开始采访对象同意了采访，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很委婉地拒绝了，甚至是很直截了当没有理睬。所以有人说做新闻要“脸皮厚”，我觉得也有道理。

但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讲，我觉得记者还是要有抵达现场的能力。上周我去了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我们大团队有成员原定的采访环节无法照常进行。后来发现，那位科学家在化妆间的时候可以接受采访，就直接走进去礼貌地询问他。他本人表示没有被打扰，愿意和同学们聊聊，这也让我们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一手内容。有时候，做新闻需要更大的主动性去应对这样的挑战。

陶思阅：怎样让新闻更有趣。我觉得做新闻就要做有趣的新闻，这个意义上的有趣是要让更多人愿意看、读得下去。坦白地讲，有一些会议稿、活动稿，我自己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平淡、有些公式化，但我想通过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新闻眼光去做有趣的、有意义的新闻。

刘子赫：尽管学生记者已经有很丰富的实习机会和平台支持，但还是有一个普遍的难点，就是如何取得前往一线现场报道的资格，毕竟正式场合通常会有出示记者证等各种要求。我在新华社欧洲总分社实习的时候，碰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作为学生记者，我其实完全没有权限进入现场最前线，但我拍了一张荣军院前中法两国旗帜高高飘扬的照片，也算是巧妙利用外围做了报道。有时候新闻事件发生的客观环境、背景也是一种报道对象。只要足够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不同的突破口。

刘子赫在荣军院前拍摄的照片

04

你在做新闻时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张雨龙：成就感来自两方面。一是看到问题的解决。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而是与诸多媒体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去推动解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二是认可，既包括同学、老师等身边人的认可，也包括陌生网友的认可。有时候一篇评论或者报道发出来，他们会觉得你敢言善言，有媒体人的责任担当。很多时候我都认为自己写得一般，但可能因为在突发热点事件上，媒体不失声、不缺位就已经比较珍贵了。我觉得这对我的新闻实践也给予了很多启发。

丁超逸：当一篇报道让问题被更多人关注，能够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这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也特别在强调这一点，要推动新闻产学研协同融合。我们不能只做纯粹的理论研究，应该同时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问题，将新闻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有更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在具体实践中找到很多学术研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推动产业界的发展，一些成果也可以作为报告供相关部门参考。做新闻的效果不应该是单一面向的，更应该取得多维度的成果。

薛思远：还是要回到我们做新闻是为了什么这个话题吧。有的时候我们是想影响一群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想改变一个人。如果我的报道被很多人看到了，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但哪怕只是被一个有需要的人看到、认可了，我也同样很有成就感。

做新闻是一个不断相遇的过程。还是那篇关于罕见病的稿子，我在结束那篇报道后，和那些采访对象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包括这次我获奖他们也有给我点赞。我想这也来自于他们对我当时报道的认可吧，这也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地总结了前几个问题，因为新闻给了我成就感，所以我选择做新闻；因为新闻能回应公众诉求，所以我选择做新闻；也因为新闻在当下受到了质疑，或者说不那么被认可，我更想和新闻一起去探索未知的明天。

05

是什么让你坚持做新闻？

汪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我自己来说，新闻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满足你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一个全新领域的崭新知识。一直做新闻，就是保持了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从利他的角度来看，新闻确实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在网络上舆论沸反盈天、价值观鱼龙混杂的时候，主流媒体能够引导舆论，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丁超逸：让我坚持做新闻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非常希望通过青年学生的视角，去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产学研的融合。这离不开青年的参与，我们不能指望天上掉下一个馅饼，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真正走进新闻现场，产出一些作品。

第二是，做新闻能够让我永远站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很多新问题、新现象、新的事物，做新闻的人是第一时间接触、记录和传播的人。这也是我们能永远保持对社会的新鲜感，而不是一直炒冷饭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有一批人，去观察、记录和剖析这些新鲜事，并且让更多的人更早、更及时地了解它们。

在2024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新闻中心，丁超逸在撰写媒体信息板

梁栋：在一线的新闻实践中，我才真正认识、了解社会，也开始深刻感受到社会的疼痛所在。今天很多难解的命题，其实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但无一例外都仍未找到解法。当宏大的社会问题落在每个个体身上，都是难以越过的困境。新闻可能无法解决这些困境，甚至难以提供帮助。但新闻可以连接不同的群体，呈现社会更多面的真实，让更多事实被看见。新闻的意义也在于记录，在记录中关注每一个个体，关注每一个“人”的存在。在对话中，构建遥远的勾连。

张雨龙：看到这个问题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为什么坚持，而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不想再坚持。坦白来说，有段时间我对新闻有所怀疑，对新闻的力量有所怀疑。不是说“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吗？为什么，这种力量如此薄弱，以至于它在让我们一次又一次泪流满面后，还没能解决那个存在的问题？很多教训我们用了近乎字字滴血的报道去总结，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还会卷土重来？

后来，我慢慢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是新闻的力量不够大，而是沉疴旧疾太顽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问题的解决也并非是一日之功。我们不要否认任何一篇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价值。有时，它们的作用是暴风骤雨式的，但更多时候，它们是细流长流、日拱一卒式的。没有这一篇篇新闻作品的积累，就不会有社会变革的发生。

也正因为充分认识到新闻的力量，我才坚持做新闻、坚持公共写作。因为我知道功不唐捐，所做的一切都会汇集起来，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贡献。25年前，我们的国旗才第一次为普通民众而降；21年前，我们才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16年前，我们终于把三聚氰胺奶粉从小朋友身边赶走；6年前，我们让假疫苗不再威胁刚出生的婴幼儿；5个月前，我们又一次为公众确保了食用油安全……这些变革都离不开新闻的力量，都需要新闻媒体久久为功的努力。

从青涩的新手记者

到逐渐长出专业的羽翼

不变的是心中对“做新闻”最朴素的期待

立足校园，观察社会

我们是22岁的“校园观察家”

清新有你，一路同行

祝所有记者节日快乐！